第3章 东关
我爷爷特别有名
我姥爷特别有钱
青州有四座高大城门，十几米厚的城墙分隔门里门外。
我爹和我娘的家分别在青州东门里外，统称“东关”。
我爹住东门里卫街，我娘住东门外夏钦园。两处之间的距离，成年人步行用不了半个小时。
直到入洞房之前，我爹和我娘都没见过面。他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像《浮生六记》里写的“天作之合”“恩爱伴侣”。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十七年，养育了三子四女，子女都毕业于全国重点大学。
“青州东门里”很有名，在《聊斋志异》里就出现过。东门里老实朴讷的马二混，货面为生，仙女蕙芳却从天上跑下来，非嫁他不可。马家从此雕梁画栋，母子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但外人看马家仍是草房，娘俩仍穿布衣。我一直想弄清，傻人有傻福的马二混是不是我的前辈本家？仙女蕙芳算不算我的祖奶奶？这就跟想弄清卫街马家是什么时候从波斯迁来的一样，找不到确切答案。
一九六〇年大姐、三哥跟我一同考入山东大学，但我们不在一个系。学校搞阶级教育，叫同学们忆苦思甜，告诫我们“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有同学上台讲他小时家里如何揭不开锅，父母如何逃荒要饭。台上同学涕泪横流，台下同学唏嘘不已。
我三哥顽皮地说：“你父母讨饭有什么好吹的？我们家，从唐朝起就要饭！”
于是，三哥被团支书约出去散步“谈心”。三哥的俏皮话从电子系传到中文系。有信实的同学好心地问我：“小马子，你们家真那么根红苗正、苦大仇深？那得吃多少苦！”
枕边总放着《红楼梦》的我当然更会编：“不错，我们马家这一支，好像唐朝时就在波斯湾吃不上饭，只好前往中华大地求生存。祖辈们披星戴月，颠沛流离，不知道是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听说到南宋时才落脚到青州。”
团支书跟我同宿舍，不管我怎么信口雌黄，她从不找我谈心。我们班八十个同学，百分之九十来自农村，多半是贫下中农出身。全班我最小，又是“城里”来的，于是，同学们都拿我当不谙世事的小妹妹看待。
不过，确实有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伊朗总统鲁哈尼比我家七兄妹更像马家嫡系，模样与我爹当年那张珍贵的照片忒像：
同样自然卷曲的黑发，额前发际正中有个“燕子嘴”；
同样浓黑的剑眉；
同样炯炯有神深凹的大眼睛，双眼皮，扇面般弯弯曲曲的长睫毛；
同样高挺的鼻子；
同样轮廓鲜明、线条丰满的嘴唇；
同样浓密的络腮胡。
不同的是，我爹做人总是温和低调，而这位总统却经常剑拔弩张。
我小妹的独女定居新加坡，她把姥爷当年代表华东少数民族国庆观光团，在怀仁堂向毛主席敬茶时的单人标准照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猜这是哪国人，有几个说：“伊朗！”“巴拿马！”
从我身上已看不出多少波斯人的痕迹，不过遗传因子很奇妙，我的孙女阿牛活脱脱一个中东美女。阿牛“铁随”她爸牛斗，而牛斗“铁随”他姥爷。我爹临终前两天曾摸着外孙的脑袋诧异地说：“我们家怎么还有个‘阿尔巴尼亚’？”
东关是回族聚居区。回民亲戚间的称呼跟汉族没太大区别，比如“姑父”“姨夫”“表哥”“表婶”，回民和汉民一样叫法。家庭内部的称呼则略有不同，回民称母亲为“娘”，父亲为“爹”，祖父为“爷爷”，祖母为“嫲嫲”，外祖父为“姥爷”，外祖母为“姥娘”。十里不同俗，在回民之间，这些称呼也不完全一样，东门里孩子叫父亲为“爹”，东门外仅隔五里地的夏钦园孩子叫父亲则为“爷”。
回民生活习惯跟汉民不同，回民绝对不用和“猪”有关的食品。我小时候从猪肉铺旁经过，必定捂着口鼻飞跑。回民不吃无鳞的鱼，不吃不反刍的动物，如驴、马、兔，回民即便吃自家养的鸡，也要把鸡提到清真寺，请阿訇念经后再宰杀，算是“奉真主的口唤，得到上天赐的食物”。回族喝茶习惯喝绿茶，不喝酒。
皇帝早退龙廷了，“三民主义”嚷了十几年，东关回民的民生也没怎么见起色。后来我爹在省民委做领导工作时，曾形象地总结旧中国青州回民生活的“三没底”：
卖菜的筐破得没了底；
脚上的鞋磨得没了底；
明天有没有钱吃饭心里没有底。
肩挑贸易的回族群众常从事饮食业等小买卖，葱油饼啊，油煎包啊，蒸包啊，甜沫和牛肉夹烧饼啊，虽是小本经营，却普遍讲究个人卫生，真材实料，精心制作，食物鲜香可口，几十年没听说东关因吃食导致食物中毒的。东关人即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瞧不上骗人致富的大财主。
东关饮食业主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认为世间万物都由“为主的”（真主）安排，大事小事，不论是想当官，想发财，想解脱困局，想把自家的油煎包、葱油饼、牛肉夹烧饼卖出好口碑，都靠“为主的慈悲”。满市的人如过江之鲫，“为主的”凭什么单单慈悲你？因为你讲诚信，不偷工减料，不耍奸磨滑，你把摆到东关市面上的吃食，当成给自家老老小小充饥做的。天理昭昭！一根葱一头蒜，你怎么卖，“为主的”都明明白白看着哩。东关的“童叟无欺”可不是只用来说嘴的。
东关肩挑贸易的人语言特别精彩，我娘形容是“嘴尖得拾起谷粒”。他们幽默风趣，擅长用绰号把周围的人形容得惟妙惟肖。送绰号，往往是把姓氏排行和从业情况绑在一起，如“切糕刘”“沙四煎包”；有时也按性格特点送，有个女人模样像东施一样丑陋，说话像西施一样动听，街坊就背地里送她个外号“隔墙脆”——脆生生女声美妙，但隔墙听为好。有个沿街叫卖青菜的，身材单弱、晃晃悠悠，像挑不动担子的样子，得个外号“飞不起的人风筝”……绰号满天飞，以至于有个人在街上自豪地宣布：“咱东关人人都有外号，就我‘刘二母鸡’没有！”
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嘴尖舌快的东关人发现卫街石板路上有道亮丽风景：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在送嫁妆。家具、被褥、日用品装了好几车，后边肩扛人抬，花花绿绿，挨挨挤挤，塞满街撑满巷。
“大家快来看！好排场的缘房（嫁妆）！”
“大漆描金拔步床，是紫檀还是红木？”
“四个人才能抬动的大条几，花梨木的？”
“八仙桌、太师椅、梳妆台！”
“脸盆、茶盘、茶碗！这也送？”
“大柜子、大箱子，闻味像是樟木的。”
“爬这么高的柜子得支梯子，装啥？绸被皮袄？”
“你懂啥？先得放几百块袁大头压箱底！”
“留声机！唱片盒！收音机！书柜！陪送闺女兴这个？”
“金边大座钟，西洋玩意儿！”
“咦，怎么不‘咣当咣当’走？坏了？”
“你这‘二货’懂个屁，座钟得上弦才走。”
“这是谁家送缘房？娘家爹真舍得花钱啊！”
“夏钦园王掌柜往卫街马先生家送缘房。”
“夏钦园王掌柜”指我姥爷王杏邨先生，他在东门外开银号“增益堂”，还开着皮货店、绸缎铺。“卫街马先生”指我爷爷马德甫先生，他救治过不少得疑难大病的人，不仅东关，不仅回民，全县都尊称他“马先生”。我爷爷兄弟三人，两个文秀才，一个武秀才。幼时家境不太宽裕，冬天苦读没烤火条件，就把脚埋在麦穰里，硬是读成了青州首屈一指的名医。老兄弟仨名下有十个儿子，将娶亲的是我爹，在老兄弟仨的儿子大排行中是老五，在我爷爷自己的儿子小排行中是老三。
我爷爷特别有名。
我姥爷特别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