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旨在为分析经济史提供一个新的框架。其所以需要新的框架，是因为经济史学家们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已不能解决经济史上那些主要的问题：即如何说明作为经济系统成就的基础的制度结构和获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以及如何说明此种结构的变革。制度变革理论的发展，是对社会科学家的一项重大挑战。本书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某些——当然不是全部——要素。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都把他们的模型建立在收益来自贸易的坚实基石之上。专业化和分工是《国富论》的关键。不过，经济学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对于这种专业化和分工所需要的成本一直忽略不计。这些交易成本支撑着决定政治—经济体制结构的那些制度。因而，本书的理论框架便与其他社会科学有一部分相重叠，并把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看作是解释制度变革的基本成分。相应地，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更为广泛而不仅限于经济史学家。心存此念，我力图尽量不用技术性的经济学语言。虽然在第一章我用正式的经济学术语提出了问题，但在本书的其他各章节，我都尽量使论点能够为非经济学者一目了然。

第一编的理论，提出把大部分经济史重新铸成新的模型；第二编，对西方经济史从农业起源到20世纪这一万年作了适当处理。对经济史之所以要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理由在于，解释经济史上的进展，需要有一种概念基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并不比我们所用的理论更好，不幸得很，理论一直是有缺陷的。本书中的理论和据此而写成的历史论文，为系统考察和验证新假设提供一个基础，这些新假设将引起对新证据的研究，而后对假设进行修改或反驳。

为了对知识有所贡献，理论就其潜意义应当是可驳的：既可直接根据研究所含的假定进行检验，也可间接根据逻辑引出的假定（从论据得出）加以检验。在不可能对经济史的解释作出最后验证的情况下，可以料想，不同部门所坚持利用的解释也是对立的，因而现今的政策法令才彼此冲突。不过，我提出一个现实的、而不是令人沮丧的忠告：如果我们相信对历史可以作出唯一科学的解释，那么我们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但如果我们不试图去达到那个目标，那么便是低估了经济史这门学科。持续研究可验证的假定和不断累积证据，可以使对立的解释数目减少。我们不可能在一切争论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但我们希望，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我们能将可供选择的解释加以缩减。

本书是对与兰斯·戴维斯合作在《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成长》（1971年）和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1973年）里开始的关于制度变革的研究的继续。我非常感谢在以前的研究中与我合作的这两位作者。此外，对于给予我目前这项研究以很大帮助的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也甚为感谢。我对四位背景不同的读者，抱有特殊的感激之情。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整部手稿给予了详细的评论。他们是乔治·本特森、斯坦利·恩格尔曼、玛格丽特·利瓦伊和曼库尔·奥尔森。此外，我对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的同事张五常。

华盛顿大学的其他同事中，对我的部分研究提供了有益批评的有：约拉姆·巴泽尔、阿瑟·费里尔、迈克尔·赫克特尔、保罗·海涅、罗伯特·希格斯、莱维斯·科钦、卡罗尔·托马斯和迪安·沃斯特。

这部手稿的各部分曾在一些大学和几次会议上试用过，一些章节曾征求过这些大学的同事的批评意见。给我提供了特别有益的批评的有：摩西·阿布拉莫维茨、阿曼·阿尔切安、雷·巴塔利奥、理查德·比恩、卡尔·达尔曼、维克多·戈德堡、乔纳森·休斯、查尔斯·普洛特、加斯顿·里姆林格尔、汤姆·萨文、西奥多·舒尔茨、弗农·史密斯、戈登·塔洛克、伯顿·韦斯布罗德和奥利弗·威廉森。此外，我还要感谢在那些讨论会上帮助改进这项研究的许多同仁。

伊丽莎白·凯斯编辑了全部手稿。在这一过程中，她促使我去澄清我自己在每一页上的思想。

密歇根州，贝城

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