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于1981年出版，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诺思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西方经济学会会长、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现任该校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诺思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一）他为1790—1860年美国经济发展设计出一种可称作“一国三方”的经济模式。他在1961年发表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观点。诺思认为，在1815年刚刚起步的美国经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三部分独立的经济组成，即“北部”，从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沿岸到宾夕法尼亚和北达拉华；“南部”，包括使用黑奴的各州；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19世纪初，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逐渐将这三部分连成一片，但各地仍保留各自的相对经济优势。北部为南部和西部提供服装、鞋靴和工业制品；南部为北部提供棉花原料；西部为北部和南部提供粮食和农产品，为北部提供皮革。美国经济模式如同一个三足鼎，每个地区都依赖另外两个地区，三部分共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诺思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被认为第一次圆满地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且为从经济上解释日益加剧以至最终引发内战的地区矛盾提供了-个理论框架。目前这个观点已成为大多数教科书所采用的标准体系。

（二）诺思是60年代支持创立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人物。他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发展和福利：新经济史》使他成为美国经济史新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实践者。据另一位著名的新经济史学家休斯所说，“新经济史”一词就是诺思首创的。诺思和其他提倡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反对为叙述历史而叙述，建议经济史学家应用当代经济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提出假设，验证和利用档案资料。他们主张任何假设都应当通过收集有关数量资料并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所进行的分析来严格检验。诺思在阐明和传播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起了主要作用。1960—1968年间他是这门新学科的领袖，1960—1966年他参与主编了《经济史杂志》，使这本最有声望的经济史刊物为自觉应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或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文章敞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个时期，诺思发表的论文有《美国经济史的定量研究》(1963年)、《经济史现状》(1965年)和《经济史》（1968年）。他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发展和福利：新经济史》向人们显示了新经济史的威力。在这本论文集中，诺思应用经济理论和表格式的数量资料向当时流行的观点提出挑战，他证明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对一些历史解释提出质疑。由于该书是第一本、在许多年内也是唯一的一本适用于大学本科的新经济史教材，因此，在一个时期该书一直拥有许多读者。至于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一系列创见则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争论，从而扩大了新经济史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按照新方法培养出来的经济史学家的需求剧增，于是诺思所执教的华盛顿大学和格申克龙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等机构成为新经济史学者的培训中心。在不长的时间里，一大批第二代新经济史学家脱颖而出，在全国大学经济系里担任了职务，并在这一学科里占据了支配地位。

（三）诺思及其合作者设计出一个有关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的经济模式，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诺思在学术上的开拓进取是孜孜不倦的。他并不满意新经济史学依附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状况。1973年，诺思在就任经济史学会会长时所作的题为“超越新经济史”的演说中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有两大缺陷，一是它的目的不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另-是即使它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它提供的答案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为了弥补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不足，诺思及其合作者努力创建适合于研究课题和特定时期具体情况的模式。1971年，他与戴维斯合作出版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1973年，他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1981年诺思又单独出版了《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如果说前两部著作还属于个案分析，在理论上还没有系统的建树，实际考察也仅限于美国二百年的经济增长及西欧封建主义的兴衰和英、法、荷兰、西班牙四国的不同历程，那么，诺思在80年代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则相当完整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史理论，并且用这套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诺思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定出发，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构建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诺思在本书中集中表述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由于人类受其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有通过交换即交易这一基本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产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条件，产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产权的结构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很高，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个人最大限度追逐利益，会使经济组织的活力受到威胁。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简化并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制度富有黏合力。诺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演进，显然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早在70年代，当《西方世界的兴起》等著作出版后，在新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便不断有追随者竞相仿效，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过程，提出种种重新解释西方各国历史的观点。《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将新经济史学更加理论化和体系化，考察的时空跨度也更大。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赢得了更广泛的推崇和赞誉。我们将本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展，广大读者会对此书的价值作出应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