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认识体系的变化与持续

1.时代划分及对“长期中古”的认识

不论是中国通史还是中华文明史，均应贯通古今，以展现发展的大趋势和盛衰的因果关系。针对如何进行阶段性划分这一问题，各方见解差异较大，这与各方在中国历史或文明特征问题上见解基本一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首先考察时代区分法。“白编通史”依“五种社会形态”说，将中国史分为原始社会（夏以前）、奴隶社会（先秦）、封建社会（秦统一至鸦片战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至1949年）四个时期；“曹编大通史”则按照原始文明（夏以前）、农耕文明（夏至清中叶）、向工业文明转轨（鸦片战争以后）三个时期进行划分。“乔编文明史”将其分为原始社会（史前）、古代社会（夏至战国）、中世社会（秦至辛亥革命）以及近代社会（辛亥革命以后）四个时期；“袁编文明史”则无时代名称，分为第一期（先秦）、第二期（秦统一至南北朝）、第三期（隋唐至明中叶）、第四期（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时期。两种文明史对于各个社会或时期的特点均未指明（见表1）。

表1 “白编通史”等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表1 “白编通史”等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续表

正如表1的四种时期划分所体现的，“袁编文明史”以外的三者均将自秦统一开始至鸦片战争或辛亥革命为止的两千多年视为一个时期，只有“袁编文明史”的时代分类方法较为独特。这里有两个分歧点：其一，是应该像两部通史那样将鸦片战争认定为划时代的事件，还是应该否定这一点，如两部文明史那样以辛亥革命为划时代之事件；其二，应该怎样看待两千多年的“长期中古”。

两种文明史均以辛亥革命为划时代事件，这一点是以制度文明（即政治文明）为基准的结果，因为辛亥革命颠覆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宪法、国会、民主这些近代制度文明的产物首次在中国出现。此后的趋势则可以理解为：以共和制为基准的“近代中华文明大系已有了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已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的过程”。[32]以制度文明为基准的这一观点，与重视以精神文明为基准的戊戌维新运动的观点也是相关联的。“袁编文明史”认为，“中国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主体位移”正是从戊戌变法时期展开的，它关注各类文教事业（新闻业、出版业、近代学科谱系的分类化或专门化等）的兴起，提倡“史界革命”与“诗界革命”以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平民化（国民化）等。[33]在这一点上，对“戊戌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度评价，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新面貌之一。

接下来是“长期中古”或者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向来均以不同方式强调中世时期中国历史的停滞性与落后性。与此不同，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通史和文明史都将其评价为“世界领先”，只是认为明中叶以后或是清中叶以后，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转向闭关锁国，在西方急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却停滞与落后，令人惋惜。“袁编文明史”在基本认可此观点的同时，正面评价明中叶以来的变化并认可其划时代性，与其他三种旧式区分法采取不同立场。为何有这种差异呢？

“袁编文明史”以明中叶（嘉靖初年）为第四期的起点，原因可从其积极认可“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结果加以理解。“袁编文明史”认为，当时工商业发达，“市民阶层”形成，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与“市民文化”“市民运动”，“个性解放的社会气氛”已经形成。所谓启蒙色彩的市民思想是指“王学左派”，所谓市民运动则是指城市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平民反抗官府封建剥削与压迫的群众性反抗运动。同时，强调对外贸易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经济达到世界领先地位。[34]相反，“乔编文明史”与“曹编大通史”虽然也认同这些“近代因素”，但由于皇权专制主义（严酷的超经济剥削，传统的重农抑商，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的严重破坏，“近代因素”只是昙花一现。[35]与此不同，“袁编文明史”为了强调作为第四期起点的明清时期，认为这一时期皇权专制主义较以前已经弱化。

因此，这一观点就与如何看待明清时期政治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了。“乔编文明史”认为，中世社会的最大特征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皇权专制在明清时期被持续强化。[36]其根据在于宰相制的废弃与内阁及军机处等的设置。虽然此时形成了系统的法律制度，但皇帝的“以意为法”与“主观擅断”，比明代以前的任何朝代都严重；[37]特别是清代为了应对满汉间民族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等问题，“封建专制主义”更为强化。[38]与此不同，“袁编文明史”强调在皇权“专制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对其有所制约的“政治发展”也在形成，因为随着《大明律》《大清律》的制定，“行政的法制化”与“依法行政”也有所发展。[39]最终，“袁编文明史”是四种著作中最为肯定明清时期政治体制的著作。

以怎样的阶段性发展过程来理解“长期中古”的两千多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白编通史”根据“五种社会形态”说，将之分为中古或封建社会成立期（秦汉）、发展期（三国至南北朝）、进一步发展期（五代至元末）、衰老期（明清）四个时期。“曹编大通史”则将农耕文明时期（夏至清中叶）的中国社会按照“家国同构社会”定性，将之分为宗法集耕型阶段（夏至战国）与专制个体型阶段（秦统一至清中期），专制个体型阶段又细分为“确立与反复”（秦汉至南北朝）、“发展与成熟”（唐宋至明中期）、“传统中的变异：走向近代”（明中后期至清中期）三个时期。“袁编文明史”也同样将中国社会视为家国同构型社会。

白寿彝所说的“封建”的核心在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40]“乔编文明史”对“封建”的含义做了同样理解。此种“封建”概念与马克思的“封建”概念（分权的农奴制或领主制）完全不同。此前，毛泽东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分为秦以前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41]前述“封建”概念即取自后者。由此可知，这里“封建”的概念已经中国化了。[42]

此外，还出现了以“国家”而非“社会”为焦点，将“长期封建社会”理解为“中华帝国发展史”的尝试。田昌五将这一时期称为“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重视三次统一强大帝国的形成，即中华各民族相互融合而成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第二帝国（隋唐帝国）—第三帝国（元明清帝国）。这一点与黄仁宇的分类方法相似。[43]这些中华帝国均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虽然达到了“世界领先”的程度，但在官僚政治体制下变得畸形化与掠夺化，无法转化为工业资本。[44]他把“封建帝国”长期持续的原因，归结为专制政治的抑制。

有一个共同点需要注意，即不论采取何种立场，几种著作均认可长期中世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持续发展，视之为皇权专制主义最重要的发展内容。以此标准而言，即使缺乏根据也要将第四期视为衰老期，这是以社会形态变化迟滞这一僵化标准为双重前提进行论述而导致的结果。明清时期（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封建）社会却衰退了，这样的悖论值得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认识的双重性可得出如下推论，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持续膨胀，本身就是封建社会长期持续的主因之一。自秦汉帝国形成直到清中叶乾隆时期，中国的版图一直在不断拓展。皇权专制主义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强化。白寿彝将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强调各个阶段均将正处于奴隶制中的周边民族或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使其进入“封建化”进程。[45]“袁编文明史”同样关注这一“封建化”进程。反过来看，在封建制度趋于成熟的地区，已经产生了向新社会迈进的因素，但是在“后进”地域进行封建化或文明化，蚕食了新因素在“量质转换”中所需的量性积蓄的机会。持续增加的耕地面积缓和了人口压力，也弱化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技术革新的必要性，结果是使依靠有机能量的生产力的局限性最大化和长期化。为突破这一限制，依靠无机能量的新型生产力就将成为必需性要求。

2.政治文明的新理解

如果按照“长期中古”说，将社会停滞的主要原因归于专制政治，那么就很难在其中发现值得近现代中国继承和发展的政治遗产。其实，中国政治史的一大特征，在于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完善及其在两千多年间的持续。在中国，如果想让皇帝制度正常运转，官僚与行政制度必须相互支撑。在这一政治过程中，核心问题即君权与相权（臣权）的适当平衡，为实现这种平衡的政治遗产既有制度性的又有思想性的。文明史著作对此的理解是，与此相关的法典整备与依法行政是同期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对这一点的重要性多有强调，我们以朝议制度为例进行分析。

关于朝议制度，“乔编文明史”与“袁编文明史”均有所重视。朝议作为承担集思广益之可能性的制度，分为“廷议”与“集议”两种。廷议即皇帝听取朝廷臣僚们的政事讨论，进而从众多意见中选择一个加以施行；集议则是将未决事项交给朝廷臣僚，在宰相的主持下进行讨论，皇帝收到结果后进行裁决。廷议作为一种咨问性政务讨论会，是“兼听独断”的议政方式；集议则是合理征求各方意见，在弥补皇帝专制弊端的同时，汉代通过皇帝对集议结果的独断来防止大臣专权，确保皇权可以正常行使。参加朝议的主要是丞相、御史大夫、诸卿等行政机构的领导者，负责军事问题的将军，掌握传统权势的列侯，以及由士人担任的大夫、博士、议郎等。[46]

唐代皇帝为了更加有效地制约相权（臣权），将宰相权力分为三部分，使三公在相互牵制中分担政务。政事堂作为宰相聚集在一起议事决策的行政机构，建立于唐初，后来唐太宗提高其地位，并改称门下省（即后来的中书门下省）。唐代宰相由贤能者担任，采取集体负责制，使得即使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机关的效能也可以显著提高。[47]“袁编文明史”对于唐代政治的分析，主要强调其与《唐律疏议》共同体现出的守法精神，强调宋代文官制度的完善与“共治天下”或“共定国是”以及政事堂制度。这种方式，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实现职权分立与相互牵制，使限制君权得以制度化，并称此是“中华文明传统政治理念的发扬光大”，“制衡原则的充分利用”。[48]

“袁编文明史”认为，这种均衡在明清时期依然持续；“乔编文明史”则指出，维持千年的丞相制度与持续七百年的中书省的废弃，是皇权膨胀的明证。

如果上述内容是制度性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那么向更好的、另类政治制度的探索即思想性政治文明，可以说是更值得关注的遗产。在朝议制度的延长线上，限制君权、分散君权的思想在宋代已经出现。陈亮、叶适、邓牧反对君主专制，认为君权并非神授或天授，而是源于人民拥戴。这一思想被数百年后的黄宗羲以及清末众多资产阶级革命家继承和发展。[49]

如前所述，通过朝议与政事堂制度，君主用以征求臣僚意见的措置，由于明代宰相制度的废除而急剧萎缩。相反，相对独立的文人士大夫日益增加，形成士绅阶层，以民间精英而非皇帝臣子的身份参与政治。如何征集他们的意见并在国政中加以体现，就上升为新的政治课题。黄宗羲政治思想中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学校视为“独立的舆论机构”，强调“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进而坚决维护私有财产权，反对国家对私有财产的肆意掠夺和课税，主张“工商皆本”。[50]

黄宗羲等人的早期启蒙思想在清朝的君主专制下受到压制，直到19世纪末在“西势东渐”的危机中才得以召唤，成为确立近代政治制度的批判武器。康有为继承中国传统的公羊学、宋明理学以及佛教大乘思想，吸收西方的社会进化论、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以及近代民族民主观念，形成了维新思想。[51]在此之上，康有为认为，古代中国虽然有一定的君民共同议政传统，但因专制君主的出现而被打断，因此他向光绪帝建议，应该恢复这一传统，施行立宪君主制。此时，谭嗣同设想以学会为中心实行代议制度，可以说是发展了黄宗羲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构想。

谭嗣同在《仁学·治事篇》中认为，西人最重伦常，而民主与君民共主则是“伦常中之大公”。据此，主张提高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要给人民议政的权利。周之灭亡，在于其“防民之口”，而郑之安定，正在于其“不毁乡校”即“开民之口”，因此，子产以学校为议政之所而不加以阻塞。谭嗣同主张继承这一传统，设立学会联合的议会。怎样才能使一个国家上下左右互通声气呢？他提出首先要设立各种学会，如农学会、工学会、商学会、矿学会、医学会……行省设总学会，府州县设分学会。政府要“举某事，兴某学，先与学会议之，议定而后行，议不合，择其说多者从之”，人民要举某事也以一同的方式来议定。对此，谭嗣同认为“无议院之名，有议院之实”。[52]

在谭嗣同的这一构想中，中国的近代性政治文明，在吸收西方的近代文明并使之与中国传统文明相结合的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袁编文明史”认为，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与西方文明相糅合，引发了中华古文明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形成中华近代文明的整体格局。[53]谭嗣同学会联合方式的议会构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因此也是理所当然的。

进而，学会联合方式的议会事实上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一直在探求的“职业代表制”的原型。因为谭嗣同列举的学会不是其他，正是按职业界别组织起来的。1905年后，随着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这些学会在《集会结社律》颁布前后，相继发展成为农会、商会、教育会、工会等各类职业团体。它们以“各界联合”的形式促进“利权收回运动”和“国会开设运动”。随着民初国会变得有名无实，它们逐渐自觉地转变为民意机关。1911年，芮恩施（P.S.Reinsch）将其视为事实上的议会。可以说，这是由谭嗣同上溯至黄宗羲的传统思维与近代欧洲诞生的职业代表制（利益代表制）的构思相结合的产物。建立职业代表形式的民意机关的努力，在民国时期一直持续，今天则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延续下来。[54]

3.与东亚各国的关系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历史认识体现出的特征之一，是将历史上的中国置于世界中进行考察的强烈倾向。例如，“白编通史”的各历史时期，均有“中国的世界地位”的章节。其所谓的“世界”首先是指西方先进国家，将中国的某种成就与欧美国家比较，并做出“世界领先”的评价。历史反思也多关注近代中国为何会失去领先地位这一点。

如“袁编文明史”认为，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腐败无能，遂逐渐落后，“这是我们回顾中华文明史的时候不能不深感悲痛的”，是“应当牢牢记住的一个惨痛历史教训！”[55]“白编通史”也基于同样的逻辑，认为清帝国不同于奥斯曼帝国或莫卧儿帝国，基本上保持了领土范围，而且“作为统一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存在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扩张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白寿彝不用封建社会的“衰落”或“解体”等表述，而是使用“衰老”一词。[56]“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古老大国的中国能够生存下来”，“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来说是一个挫折”。[57]

在各类著作中，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仅是附加议题，限于中国文明在周边地区的传播及交流。如“乔编文明史”，将明清时期中韩、中日、中越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作为中华文明的东传部分进行阐释，特别是认为朝鲜的火炮、印刷术、语言、退溪学等，均是在中华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发展而成的。中国文化在朝鲜等东亚国家，与其说是被当地人主动接受，不如说是主要依靠华人、华侨的移民传播的。[58]

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中，较为重要的是朝贡关系，但各书均出乎意料的不太重视朝贡制度。近来，中外学界出现了对朝贡关系进行再解释，并将其运用于未来新型国际秩序原理的讨论中。“袁编文明史”将朝贡关系作为外交关系进行把握，明确指出中国历代王朝“在满足天朝尊严的原则上，不干预藩属国内政”。[59]“乔编文明史”则将明以前的朝贡关系置于纯粹的中外文化交流或经济史章节中，作为海外贸易的一种形态进行叙述；而在明清时期与朝鲜的关系中，则丝毫不言及朝贡，仅称朝鲜太祖采取“与明王朝友善的邦交政策”，“明朝廷竭诚支持朝鲜，强化与友好邻邦的联系”。这里需要注意“邦交”一词，这是未曾有过的变化。清代前期，仅论及朝鲜王朝“经常派遣使团出入北京，进行礼节性访问”，明朝与日本的关系也描述为“通过僧侣进行邦交”。与此不同，明朝与越南的关系，则是“通过朝贡关系始终保持紧密的关系”，“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之外，民间贸易也较为活跃”。[60]

清代与朝鲜的关系处于东亚地域秩序从朝贡秩序转向条约秩序的过渡时期，对此，文明史几乎无所涉及。“袁编文明史”指出，近代清朝以朝贡关系的眼光对待西方国家，使自身陷入困境。[61]中国与以朝鲜为首的东亚各国的朝贡关系，如何向着符合近代文明原理的方向进行改造，对于这一问题意识则无所体现，对于条约及条约体制本身也未有言及。1882年至1894年，清政府以袁世凯为先锋，逐渐强化了对朝鲜内政外交政策的介入，事实上接近保护国政策。对此，“白编通史”在综述篇中全无提及，而在传记篇袁世凯的章节中，称袁世凯“为维护上国尊严与属邦体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专横武断，事事插手”，结果“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仅将其视为个人行为。[62]

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中，另一重要问题是对汉代、唐代、清代征伐事业的认识。“乔编文明史”评价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是“扩大版图、实现大一统的雄才大略的皇帝”，并叙述了其征伐或平定匈奴、南越、朝鲜等事例。[63]“白编通史”则做如下叙述：古代朝鲜与汉存在藩属关系。公元前109年，朝鲜王右渠不肯奉汉朝诏书；次年，汉朝趁朝鲜内乱之机而平定之。[64]无论何种情况，均将其理解为“上国”或中央对于“下国”或地方的无礼采取正当的武力行动征伐或平定之。汉武帝的征伐事业作为“伟业”被载入史册，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这一认识，直至乾隆时期都是认识历代王朝的扩张政策的模范。“白编通史”将7世纪的西藏称为“我国古代吐蕃王国”；“统一西藏”“统一台湾”“统一回疆”等均是相同脉络下的历史认识。[65]这些都被认为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统一过程”。

在对邻国关系中使用“征伐”或“平定”等“华夷论”式的用语，并将中国历代王朝称为“皇朝”，也是值得关注的变化。“袁编文明史”与《中国改革通史》中将中国称为“神州大地”，也可以在同样思路下进行理解。《管子》中将王朝时期统治者的“格”分为“皇”“帝”“王”“霸”四个等级，据此，上述变化即是将称呼变成了其中最高等级的“皇”。“秦封建皇朝”“西汉皇朝”“唐皇朝”“皇朝的盛衰”等词频繁出现。“皇朝”虽然在明清时期也曾使用，却是近代中国史书上不曾出现的用语，直至“文革”结束后，白寿彝在其史论中才开始使用。[66]这一用语在其《中国通史纲要》（1980）及“白编通史”中应用后被广泛使用。前者出版后十余年间，售出80余万部。赵梅春也在《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中广泛使用“皇朝”一词。历史中国的疆域应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基准，也有人批判这种历史主义性“疆域观”是“皇朝史观”。[67]

通过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的编纂现状与主要特征的分析可知，在历史观、叙述内容以及认识体系上，均出现了多样化的变化；但也应该注意，要避免因对传统的史学再评价而出现某种“复古”倾向。虽然这种认识体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不论是在通史还是在文明史的编纂中，“统一多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论”这一认知新框架都最大限度地再现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持续性、丰富性、多元性、先进性）。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精粹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东方农业文明精粹的中华文明相结合，创建真实新型的中华文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新通史与文明史的编纂历程，可以说是实现这一梦想的有益尝试。

附表 改革开放时期（1980～2017）中国的大规模通史出版情况

附表 改革开放时期（1980～2017）中国的大规模通史出版情况-续表1

附表 改革开放时期（1980～2017）中国的大规模通史出版情况-续表2

附表 改革开放时期（1980～2017）中国的大规模通史出版情况-续表3

附表 改革开放时期（1980～2017）中国的大规模通史出版情况-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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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柳镛泰，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历史教育科教授。

[2] 赵梅春：《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朴正铉译，东北亚历史财内部资料）；陈其泰：《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成就略论》，《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韩国金衡锺编译的《序文으로 보는中國의歷史思想》（首尔，위더스북，2017）认为，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的导论（节录），在史学史层面具有重大意义。

[3] 周春生：《论文明史研究与文明史编纂》，《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6期；袁兆桐、田家伟：《文明史观与新课程教学》，《历史教学》2009年第1期。

[4] 周予同：《50年来之中国史学》（1941），王学典、陈峰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2页；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5] 以下“白编通史”的编纂经过，参见瞿林东《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历史教学》1985年第5期。

[6] 白寿彝的这种“现实主义”领土观或民族观，此前已经形成，在1977年的史论中即可确认。参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1977），《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4～7页。

[7] 范国强：《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白寿彝先生的通史编撰及其思想渊源析论》，《理论界》2014年第12期。

[8] 《评范本〈中国通史简编〉》（1947），《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1250～1252页。

[9]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0] 卜宪群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华夏出版社，2016，第10、14页。

[11] 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12]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台北，鼎文书局，1976，第194页；钱穆：《史學名著講義》，李润和译，首尔，新书苑，2006，第296页。

[13] 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2页。

[14] 龚书铎、张昭军：《断代通史著作的成功尝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3页。

[15] 参见龚书铎、张昭军《断代通史著作的成功尝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曾业英《实现了本所几代人的夙愿》，罗志田《构建兼容并包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马敏《通史贵在“通”》，《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3、6～7、10、18～19页。

[16] 桑兵：《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23页。刘家和认为，中国的“通史”重视历时性脉络的“纵通”，与此相比，西方的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等，均重视共时性脉络下的“横通”。这些英文名称并不以“纵通”为必要前提，因此任何一个都无法成为“通史”的译词。根据这种见解，可以将现代中国的断代通史视为一种“突然变异”。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90～103页。

[17]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49～50、59～60页。

[18] 马敏：《通史贵在“通”》，《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21页。

[19] 金应锺：《文明의槪念과文明史研究》，《历史와談論》第52辑，2009；赵东一：《東亚文明論》，首尔，知识产业社，2010，第21～23页。

[20] 韩永愚：《歷史學의歷史》，首尔，知识产业社，2002，第259～264页；H.E.반스：《西洋史學史》，许胜一、安熙惇译，首尔，한울아카데미，1994，第13章。

[21] 《东籍月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第378～379页。

[22] 李孝迁、林旦旦：《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3] 周溯源：《多极的世界，多彩的文明——〈世界文明大系〉评价》，《求是》2004年第3期。

[24]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8页。

[25]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4～11页。

[26]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13～14页。

[27]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234、283～290页。

[28] 闵斗基：《20世纪东亚의革命과膨脹》，《時間과의競爭》，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2001。

[29] 乔卫平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5卷，第1～3页。

[30] 关于理性张力的论述，参见柳镛泰《东亚史를 보는 눈（看东亚史的双眼）》，서울大学校出版文化院，2017，第365～366页；李剑鸣《文明的概念与文明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11～112页。

[31]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19页。

[32]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4卷，第448～450页。

[33]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4卷，第421～424、434页。

[34]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17～18页。

[35]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第3～4、42～45页；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25～26页。

[36]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6卷，第179页。

[37]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8卷，第319、324、345页。此外，启良认为，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在唐末以后即被持续强化。参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

[38]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9卷，第2页。

[39]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4卷，第141～148页。

[40]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7卷，第7、18～24页。

[4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8），见金衡锺编译《序文으로 보는中國의歷史思想》，第409页。

[42] “封建”概念的泛化先于20世纪初在日本和俄国出现，在中国受到其影响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第9～14章。

[43]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93。

[44] 参见田昌五《破除长期封建社会说建立中华帝国史发展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45] 在四个阶段中，白寿彝又特别强调第三、第四阶段即宋元时代与明清时代的“封建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1977），《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13～15页。

[46]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3卷，第37页；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2卷，第55页。

[47]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5卷，第37～38页。“袁编文明史”将官僚政治与三公制度的形成时间提前，认为二者分别在战国时期和东汉初年即已形成。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2卷，第54～56页。

[48]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3卷，第48～51、139～145、158～162页。

[49]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6卷，第171页。

[50]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4卷，第65～66页。

[51]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4卷，第423页。

[52]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0卷，第88页。

[53] 将近代文明分为三部分，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分别对应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受容契机。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4卷，第436页。

[54] 参见〔韩〕柳镛泰著译《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韩〕柳镛泰《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构想中的两种民意机关——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55]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19页。

[56] 中国“尽管这个时期衰老了，但它还有生命力……在这个历史时期，新的力量在潜伏、在萌芽，但在旧的势力压制下，很不容易得到生长。这是封建制度桎梏新生命的时期，是死的抓住活的时期”。《说六通》（1983），《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665页。

[57]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8～299、305、309页。

[58]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8卷，第947页。

[59]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3卷，第38、72、289页。

[60]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9卷，第928～929、933～934、906页。

[61]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4卷，第121～122页。

[62]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下册，第1407～1408页。

[63] 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第3卷，第17页。

[6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上册，第331页。

[65]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6卷下册，第1048、1088～1104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7卷上册，第4章第3～4节。

[66]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1977），《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8页。

[67] 周文玖：《民族、疆域问题与中国通史编纂：论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之特色》，《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