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创新先求降低风险

以管理求创新容易招致失败

什么叫领导？说白了，领导就是配合。大家相互之间都配合得很好，他自然就有领导的能力了。管理是什么？管理就是说有没有按照制度在运行，而那些很难配合的内容可能会在“三不管”地带出现。因此只要是管理，就不太容易实现合作；反之只要领导得好，就会充分合作。

所以说中国人到底能不能合作，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你领导得好不好。领导得好，中国企业就可以做强做大；领导得不好，企业规模只有小小的，永远做不大。我常常觉得很多老总很奇怪，他总是告诉人家自己的企业做不大；其实他不知道这是在讲他自己的笑话，这样讲就等于是在告诉人家他领导得不好。

领导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沟通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还有一样东西也是属于软件方面的，叫作激励。其实中国式管理就是三件事情：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沟通，一个是激励，但也正是这三件事情造成了我们跟西方的很大差距。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统计报表，全世界都差不多，这是一些有共通性的东西。我们中国式管理的特殊性就在这三件事上。

但是中国的激励又很特别——没有一个中国人能从中感觉到公平。而且任何公司都这样：没有激励的时候，员工抱怨缺少激励，有了激励，员工却又抱怨不公平。

一个美国人如果拿到2000美元奖金，他会很高兴，而且从来不会去管别人有没有。与之相反，一个中国人要是领到2000元奖金，就会赶快问别人：“你有没有？”因为中国人非常关心别人。一看别人有，他就生气了：你有、我有、他有，算什么公平？那么，什么叫公平？是我有，大家都没有，就公平了。

我们是要求不公平，而不是要求公平。你问西方人到底公平好还是不公平好，他会回答：“当然公平好！”你若问一个中国人同样的问题，他肯定不会回答，他会认为这种问题很无聊、很幼稚，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中国人问问题往往都会比较问得深入一点：你是喜欢合理的不公平，还是喜欢不合理的公平？你要这样去问，他就会选不公平。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是在追求一种合理的不公平，这就叫作伦理。

公平是永远做不到的。我们只能追求到一种合理的不公平，而不喜欢不合理的公平，因为机会很有限、资源很贫乏，是无法实现绝对公平的。在企业里面，如果你没有把它好好地变成一种共识，你就很难管理企业，也很难领导员工。

由此我们就会想到创新，因为现在大家满脑子都在想着要创新，但是创新往往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因此你一定要小心。要想在管理上求创新，失败率是很高的。人不可以为求新而求新，一定要在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后进行合理而必要的创新。

企业不得不创新，但在进行创新时也要记住一句话——只有20%的创新是成功的，剩下80%都是失败的。由此可见，创新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一定要小心，不要一味强调“变”，导致最后血本无归。

创新就是改变，这种改变需要慢慢调整，而不能急转直下，否则会让他人无法适应，没有办法配合，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任何事物都要随着时空慢慢改变，千万不可以突然间来个180度大转弯。比如你一贯的作风是对迟到的员工严加管束，但突然间却不理他了，不管他了，员工就会很紧张，就会想你是不是下决心不要他了。因此，领导的风格是要慢慢转变的，不能够改变太快，这样员工才有办法适应你。

变通的“通”字很重要。变通就是要变得通，如果变不通那还不如不变的好。因此一定要变到大家都通了，都有效果了，你才能去变，而不是说变就变。说变就变，别人就会拿你没办法，搞不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结果就会“民心大乱”。

作为领导你一定要记住，在公司进行创新前一定要明确自己企业的特殊性，即自己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殊氛围。这种特殊氛围是你平常的领导形成的，不能说变就变，一旦变到失去了这种特性，变到员工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大家就无法配合创新了。

思考

商鞅变法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太子藏匿一犯罪王族，依法应该同处死罪。商鞅接受妥协，以太子的老师及侍卫长顶罪，分别削鼻及刺青。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商鞅被捕处死。

——译自《韩非子》

请问：

1.商鞅变法，孝公大力支持，孝公一死，商鞅如风中之烛，如何是好？

2.如果你是商鞅，你会接受妥协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3.如果你是秦孝公，你会怎么办？

4.如果你是太子，你会怎么办？

5.商鞅变法是不是只用法而不用术呢？

6.商鞅的牺牲，值得吗？

请把你的想法简要地写下来：

分析

变法就是创新，商鞅变法是我国古代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而任何创新一定要有人支持，商鞅变法的支持者就是秦孝公。商鞅制定的法律是很严格的，任何人只要藏匿罪犯就同犯死罪，太子依法本应该被处死，可是因为犯法者是太子，所以即使是商鞅也接受了妥协，以太子的老师和侍卫长来顶罪。结果等到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商鞅也因为这件事被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作法自毙。

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

1.如果你是商鞅，你会接受妥协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回答：“我会妥协。”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形势永远比人强”，这些虽然是老话，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有其实际意义。在这件事上妥协没有错，错在搞错了妥协的对象，也就是找错了替罪羔羊。试想，商鞅用太子的老师和侍卫长做替罪羔羊，这本身就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2.如果你是秦孝公，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是秦孝公，你也许会说：“发一个免死金牌给商鞅不就没事了吗？”这样，等秦孝公死后，一旦灾祸及身，马上将免死金牌拿出来，不就可以躲过了吗？其实不然，因为秦孝公不会这么做，他希望商鞅自己想办法，而不是依靠他。

记住，即使上级支持你改革，在紧要关头他也不会出面救你。虽然每次老板都会说：“你去做，我支持你。”但是，一旦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再去奢求老板的支持就会马上变得不可能。因为上级心里会想：“我支持你是要你给我好好干，结果你给我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还让我替你负责，免谈。”所以，对很多事情我们都要从多方面去衡量，而不要只从单方面去考虑。

也许你会问：“秦孝公会不会骂太子？”答案是“不会”。虽然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也能接受商鞅的改革方式，但是他绝不会为自己的支持负责。他不会借斩太子来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因为特权永远都是存在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消灭掉的。

3.如果你是太子，你会怎么办？

你也许会这样回答：如果我是太子，第一，我根本就不会藏匿犯死罪的人；第二，如果他来找我，我一定把他送到法院去；第三，如果我真的犯罪了，我一定与庶民同罪。

只是这些话都是好听不好用，谁都做不到。因为领导的对象是人，管理的对象也是人，而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是相当不理性的。其实太子也可以连夜将犯人送走，等商鞅来查时，不留痕迹。这也就是所谓的“事出有因，但是查无实据”。可是太子之所以那样做，必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4.商鞅变法是不是只用法而不用术呢？

商鞅确实显得是有点用法不用术。比如商鞅完全可以在抓人前先去向孝公报告：“听说太子藏匿了一个王族成员，那是一个犯法的人。我绝不相信有这种事情，您说太子会做这种事吗？”孝公肯定会回答：“以我们的皇家教养，太子不可能做这种事，你们其他人有反对意见吗？”其他人一定会装聋作哑，这事也就可以不了了之。这是一种生存之道。

此外，商鞅还可以派一个武功高手潜入太子府内，把那个人抓走，然后再派人去搜查，最后再去向太子谢罪。这样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可躲过一劫。

这些都是“术”。术可以分为权术和艺术两种，尽管这两种术表面上都是形式繁多，实际上却很有些不同之处。不过单从外在的形式上是无法区分这两种“术”的，区分点在于它们不为人所见的内在。

商鞅懂法不懂术，有的人却懂术不懂法，还有的人既懂法也懂术，却缺少形势的“势”。总之，法、术、势三者要同时运用才有效。

5.商鞅的牺牲值得吗？

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个人价值观问题。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应该比较客观地来判断。从客观上看，商鞅一心一意想把秦国治理好，没有私心，但是最后却落得个如此悲惨的下场，着实让人有些心寒。

实际上，任何创新都是既要有资金、人才的支持，又要有市场的需要，最后还不能缺少上级的支持。

所以商鞅的牺牲其实是不值得的，因为这种牺牲很愚昧。不过他的牺牲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领导创新要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才能降低风险；一个人单纯是为变而变，整个事情就会很麻烦。

我们知道商鞅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他认为好名、好利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办法去除，也很难避免，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人这种好名、好利的欲望来设置刑赏，由主管依据部属的功过行使赏和罚。而且刑比赏更重要，他主张刑多而赏少，因为上司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势，部属不敢反抗。

为了保持主管的权势，商鞅主张立法，使权势变成制度上的权力，同时也依据制度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先秦法家认为管理的主要骨干为法、势、术。法的标准与势的强制都需要一套方法，即术的运作。主管必须用术来统御部属，才有办法巩固权势而贯彻法治。

主管依权势来控制部属，定法令规章来约束、规范部属的行为，用术来促使部属接受权势，依规定而行事。从这个个案看起来，商鞅在法家所主张的法、势、术之中，显然有法而无术。

立法之前，只取得秦孝公的支持，却未能获得太子的认同；接受妥协，居然把太子的老师和侍卫长抓起来顶罪。商鞅这样做，自然保不住自己的性命，因而也就难免会被后人诟病为作法自毙。

因此在进行变法创新的时候，首先要获得上级权势的支持，然后依据法令规章在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此外还需要一些技巧，在领导、沟通、激励的软件方面获得相协调的效果，这样变法创新才能逐步推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