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消费与分配

在“导言”中，马克思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了基本的经济范畴。他写道：“必须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22]“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23]从经济学上讲，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在最终消费行为中消失，尽管它们的货币化价值继续存在。在这个体系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24]。

在反思这种三段论的性质时，马克思承认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联系”，但将其定性为“一种肤浅的联系”。然后，他重复了穆勒的说法：“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25]资产阶级中对这一说法的批评者通常抱怨它过于重视生产，但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将生产和分配视为“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结果是“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这促使马克思对他们割裂生产和分配的做法做出这样的评论：“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他紧接着说道：“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26]鉴于《大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概念的辩证平衡，我们显然应该把马克思的警示牢记在心。归根结底，对现实关系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描述了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承认存在某种“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但马克思指出了在资产阶级经济理性中盛行的三段论的“肤浅”和“浅薄”，并且慨叹缺乏一种生态的和有机的框架来恰当地把握总体中的内在关系。正如我们从图2中看到的那样，产品如果不流入消费，生产就不是生产。没有充分的分配，消费就不会长久发挥作用。如果分配受阻，那么其他一切皆休。在马克思看来，在这种流动中，生产是否比消费或分配更重要，并不是一个有效的问题。这就像是在问：对你的生命而言，你的肝、肺或大脑是否比你的心脏更重要？

马克思研究的第一步是考察资产阶级关于消费和生产之间关系的观念。消费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最终消费，即产品被吃掉、穿坏或以其他方式用完；另一种是生产资料的消费，它作为生产性消费回流到系统中。最终消费和生产性消费之间的这种区分很重要。例如，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最终消费严重减少。中国的出口行业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深陷困境。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修建铁路及高速公路；投资新的工厂和设备；建造全新的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城市化；通过大规模增加生产性消费，弥补了最终消费的不足。通过实施这一计划，中国人在几年内创造了可能多达3 000万个就业岗位。他们对原材料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外地使全球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智利和一些非洲国家）避免了陷入长期和深度的衰退。当资本的流动在一条道路上受阻时，它们就会转向另一条道路。

这背后是消费和生产的矛盾统一。消费本身“直接是生产”，正如生产“直接是消费”一样。“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27]这样说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一种同义反复。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看到，“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28]。消费常常“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29]。但同时，“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30]。资本积极地唤起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但与此同时，消费者独立自主的运动也迫使生产者做出反应。

马克思集中探讨了生产和消费之间同一性的三种情况。

（1）第一种情况是“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31]。最明显的例子是我吃掉我刚做的煎蛋，或穿上我刚做的衣服。在一个农业社会中，集体消费掉其所生产的东西。

（2）在第二种情况下，“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32]。这是用一种复杂的方式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况：我为另一个人做了一个煎蛋或一件衣服，以满足他的需要。农民的公社之间可以定期、重复地相互交换盈余。

（3）第三种情况更加困难：“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33]一种共同的价值通过煎蛋和衣服的生产和消费得到流通。生产和消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了肯定和保证，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流通还要求，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例如，由支付能力支持的需要和欲望的状态）能同市场价值的实现相适应或者相匹配。但是，在这里，“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只是由于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34]。通过消费，产品的使用价值被消耗，这引发了重复，而正是这种重复定义了成为一名生产者的意义。“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35]市场交换把生产同消费区分开，然后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们形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

马克思接着指出，“这个最后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例如，萨伊”[36]，萨伊是一个将复杂关系简化为“浅薄的同义反复”的专家。实际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困扰经济学分析的主要的同义反复，就是萨伊定律。这一得到李嘉图赞同的“定律”指出，既然每次买入都是一次卖出，每次卖出都是一次买入，那么就永远不会有多出来的买或卖。买和卖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永远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尽管在某些特定部门可能存在消费过剩或消费不足的情况。从李嘉图的时代开始，萨伊定律一直主导着经济学。直到20世纪30年代，说不可能出现普遍的消费不足危机，显然是荒谬的了，因为大家都明显生活在一场这样的危机之中。凯恩斯正面攻击了萨伊定律，后者被抛弃了。马克思对此提出的最简单的反对论点是，货币（一种潜在的价值储存手段）在交换中充当中介的情况下，为换取货币而出售一种商品，并不意味着有货币被用来购买一种商品。如果经济行为的当事人有充分的理由保有货币（社会权力的一种形式），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一种危机情形，看起来像是商品生产过剩或者资本过度积累。最近一段时间，萨伊定律的一个新版本在金融服务的市场营销中复活了。既然每一笔信用都是一笔债务，每一笔债务都是一笔信用，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过量的债务和过量的信用。这个版本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在2008年造成了很多麻烦，当时信贷市场实际上并没有出清。

在这一点上，大多数正常的、理性的、有思想的人面对这种关于基本范畴之间可能关系的无止境演绎，肯定会感到沮丧和不耐烦。对此，马克思很可能会说，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产生的一种混乱，这种学说坚持把生产、消费、价值实现和分配等范畴视为自主和独立的“像物一样的”范畴，然后才试图分析和列举它们之间和它们内部可能存在的关系。马克思接过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浅薄的同义反复”，并试图通过价值在总体内的循环赋予它们积极的生命和意义。对总体的包容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缺失的。重要的是价值在生产、消费、实现和分配等不同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些范畴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生产和消费被概念化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37]。因此，虽然马克思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这一观点，但他认为它依赖于“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38]。

在这里，马克思并不确切地知道总体是什么样子。这是他想要揭示的。然后，他以同样的方式转向分配和生产。“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但是，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处于生产之外呢？”[39]

马克思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首先评论了经济学家通常如何把每一件事情都假定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40]同样，资本被双重假定为“生产要素”和“收入源泉”。“因此，利息和利润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因此，“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这样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如此），好像“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嘉图“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41]。

对单个的个人来说，分配是决定他的社会地位的一种社会规律。“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例如，“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或者，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生产资料的分配和原初的分工发挥了先导作用。“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42]这“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43]。

上面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44]。这当然意味着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上来。接下来有一两段关于征服、（在爱尔兰和印度的）殖民、入侵等历史的简短论述，所有这些事实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和分配关系。

交换，就其本身而言，“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但是，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交换的程度取决于生产的发展程度[45]。

“我们得到的结论，”马克思在此尽量简明扼要地总结道，“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46]如果看一下图2，你就会看到生产永不停止的回归。剩余价值的生产支配着物质商品的生产，在此意义上，生产支配着自身。

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47]

当你从诸种要素之总体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时，你就会开始用一种非常特殊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如果我不带感情色彩地总结这里发生的事情，那么可以说，马克思评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成就，他承认，他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与他们的理论立场相反，马克思重视的是过程、关系、流动和矛盾的张力，所有这些运行于一个总体框架之中，这个总体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它由生产、消费、价值实现、分配和交换这些不同的要素构成。在马克思看来，把资本经济运动的丰富而矛盾的复杂性简化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那种单调的同义反复，是个严重的错误，再加上把生产描述为自然的，因而不受社会控制或改进的影响，错误更严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的格外重视可以在马克思这里找到回响。剩余价值以及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起源于此。但是，如果有机生态系统的隐喻成立，资本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连同资本家的生产，都不可能脱离支撑着生产的流通过程总体。

我知道，这里所用的语言和概念推演都不太常见，读者第一次阅读时很难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资本的流通和积累驱动的世界中。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混乱、复杂但又深刻的世界，当我们试图在其范围内过上体面生活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马克思似乎想要创造一种混乱、复杂但深刻的分析模式，以此反映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古典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干净的分析，可能会让那些沉迷于笛卡尔式思维方式或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人感到安心。但是，这种分析在面对危机和其他不利条件（比如2007—2008年的情况，更不用说2020年的情况）时遭遇了声名狼藉的失败。这表明，发掘某种能够替代它的概念模型成为必行之事。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的研究充满活力。他的方法可能看似过于复杂，但是这种方法反映了我们所必须理解的世界的性质。它为我们揭示诸种要素之总体提供了深刻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