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一般

在研究《大纲》时，梳理马克思回溯人类自由扩展之条件的段落，是有益的和重要的。不过，在这里，马克思很快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生产。他指出，与鲁滨孙的故事相反，“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7]。但是“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8]。在《大纲》中，“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同样重要的是承认“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9]。我们需要评估什么是不同社会中生产的共同点。因此，马克思建议将“生产一般”视为一种抽象，“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10]。

这种“合理的抽象”和“具体的抽象”都是需要解释的概念。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抽象。我们在各种特定产品的买和卖中看到的是无限的物质交换。我们不可能把无限数量和无限种类的物质交易都考虑到，所以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将它们都看作商品交换的例子。这就是具体的抽象。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物质的（具体的），但概念是抽象的。抽象的另一个层次——合理的抽象——产生于对商品交换理论内容的追问。例如，价值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它产生于对商品交换的研究，而商品被当作一种具体的抽象。对于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什么使各种商品成为可通约东西的问题，唯一合理的答案是：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即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价值表现的一定是人类的社会劳动，这一推论也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就是马克思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付诸实践的方式。这种分析方式在《大纲》中无所不在，它最终有助于解释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我们所有人都具体地“受抽象统治”（例如，受利息率或利润率变动的统治）。

就生产一般这个抽象而言，“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11]。理解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方式同样是有用的。例如，所有的生产形式都与土地有关，但是土地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有所不同。这就说明，任何一次生产方式的宏观转型，例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会导致诸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发生根本变化。进一步来说，“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12]。生产也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如劳动者）而实现的，这些生产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有待详细阐述的主题包括：“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13]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向我们介绍了“总体”概念。这是一个贯穿《大纲》的至关重要的概念。马克思经常用“总体”及其“要素”来构建他的思考框架。而资产阶级理论家（如亚当·斯密）在介绍他们的研究主题（对生产、消费、分配和市场交换环节的研究）时，常会把“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变成“浅薄的同义反复”[14]。这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核心：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经济生活中充满活力的繁荣过程，简化为死寂乏味的静态生产要素之结合。然后，作为补充的事实是“某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些偶然条件随即被简化为另一种“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15]。

后来，马克思想要尝试通过温和地运用辩证法和一种基于过程的哲学，将政治经济学从所有此类同义反复的说法（这些说法直到今天仍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中解放出来。但是，在这里，他更想表明，经济学家真正的关切和目的在于：“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6]这种将资产阶级生产天然化的手法，远比鲁滨孙故事一类的公开描述更厉害。而在分配问题上，他们认为，社会可以“随心所欲”。（穆勒或李嘉图式社会主义一类的）分配社会主义在这种说法之下是完全可行的，但是生产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对生产和分配之间“现实关系”的这种“割裂”，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这正是资本所做的事情。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7]“对自然的占有”这一简短的表述包含着《大纲》中一个长期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事关如何理解马克思后来所谓“同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但在这里，他匆匆略过了这个问题，只是阐明“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比如“私有财产”，这是“可笑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财产公有的形式要比私有制普遍得多。“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18]简言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9]那么，我们如何把握资本作为一个总体的本质呢？

在《大纲》中，马克思试图循序渐进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方法是从基本的具体抽象开始，逐步加入在特定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合理抽象（如价值理论），逐步拼凑出一幅处于运动和生成过程中的总体的图景。这幅图景在分析结束时才开始成形。在这一分析过程中，马克思对界定正在形成中的理论总体的运作规则非常谨慎，以避免超出他所处的位置。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在谈及某些主题（例如，信用体系或固定资本的流通）时说，“这一点还不属于这里”或“我们将在以后处理这个问题”，尽管他显然想要构建一个包含所有内容的关于资本总体的研究框架。不过，有几次，他抛开了所有限制，提出了研究这一总体的计划。每一个计划都是不同的。我们无从得知，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将其中一个完成到底的话，他会选择哪一个。

然而，我的提议是，在这里把马克思的一般方法翻转过来。我展示了一幅马克思差不多完成了的关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框架图（见图2）。这幅资本流动图提供了一张初始地图，为我们在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时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办法。我们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总会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这幅“地图”描绘了资本的总体（森林），然后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是如何描绘各个要素（树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资本被定义为运动中的价值，正是通过这种运动，所有的要素才被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幅价值在总体范围内初步流动的地图。

在图的底部，我们看到货币资本，即货币被用作资本。这里的假设是，货币形式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并且已经被用于商品流通、价值衡量等。并非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但资本一定在某些地方以货币形式存在。接下来，资本家用他们的货币在市场上购买同等价值的商品。他们购买的商品有两种：生产资料（如机器和原材料）和劳动力（劳动能力）。这意味着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已经成熟。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所有者，把这两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入第三步，即在他们指挥下的劳动过程中，创造一种新的商品。这一劳动过程是由资本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保存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这样就会创造出一种等价于原来货币价值的商品），同时还要增加一份剩余价值。这就是生产的环节。剩余价值来自劳动者超出再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必要时间的劳动。剩余价值最初凝结在新商品的价值之中。在下一步，这种商品进入市场，在那里，它的价值通过销售而得到实现和货币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资本家“愣住了”[20]，因为收到的钱比最初付出的钱要多。剩余价值以货币利润的形式得到了实现。这是价值实现的环节。商品一旦到了使用者手中，要么从实际的消费行为中消失，要么在其他生产者将其作为生产资料购买后，重新回到生产过程中。

不过，有很多人主张，自己应该获得在生产中重新产出的货币价值。这些货币，其中一些作为工资转移给了工人；一些被国家以税的形式征收（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鲜有对这方面的论述）；一些流向了银行家，他们可能在一开始就借出了一些货币；一些流向了专门销售商品的商人；一些流向了地主，他们为出让土地的使用权而收取租金（或者获取附着其上的原材料）；还有一些留给了资本主义生产者，他们起初建立了整个生产流通过程。总的来说，这是分配的环节。

这些主张者拿着他们得到的货币做了什么呢？相当一部分用于支持他们的消费，这就形成了市场上购买商品的很大一部分需求（最终消费）。还有一部分又流回货币资本形式，用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消费”（再投资）。在此之前，剩余货币通常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汇集起来，它们将其中的大部分再次用于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这就开启了生息资本的流通。循环就这样再次开始了，尽管这次包含了普通货币资本和借给企业的生息资本之间的划分，后者使这个循环得以实现，或者保持平稳运行（比如在困难时期）。但是，由于剩余价值和利润是关键特征，整个循环通过资本的流通和生产，变成了永无止境的增长（积累）的螺旋。螺旋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种资本的螺旋，虽然被抽象地呈现出来，却扎根于物质世界。基于图2，我们可以描绘自然物质世界中资本积累的基础。同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是资本总体演进中的一个关键特征。这种关系为不同形式的人类活动创造了某种可能性条件。我们知道，自然界本身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它的繁殖力和丰富的多样性直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界还在不断地被人类活动改变。因此，马克思在一些阐述中，对第一自然（原始的和未经改变的）和第二自然（建造物理基础设施、城市化、开垦荒地、沼泽排水等人类活动的产物）做出了重要的区分。在同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第二自然的建设中，问题（例如污染、气候变化或病毒大流行）常常出现，并且不容易解决。因此，总体范围内的价值流动并不独立于这个物质世界的约束，价值流动也不会不对该物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人类本性和文化。在持续不断的价值流动中，人类的本性和文化被系统地利用、塑造、占有和融入其中。资本积累在这个人类多样性显著的世界中根深蒂固。在许多情况下，资本挪用并寄生于既往存在的差异和分化，与此同时，它按自己的要求在分化中创造出新的差异。资本总是在不停地运转，不断地修改进一步积累的可能性条件。知识、科学和人类技能的进步，以及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激增（其中许多是由资本本身直接创造的），常常遭遇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失控的信心和恐惧危机，因为人类需要同时面对其自身产物和自身演进（这种演进常常问题重重）所带来的各种缺陷和各种胜利。正如马克思将指出的，这不仅关系到人同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转变，还关系到人类本性的转变。资本的历史同新的需求和欲望的产生紧密相连，尽管资本无情地迎合和操纵着这些需求和欲望。

产生资本积累的价值流动总体嵌入一个更广泛的总体中，后者包含了人类的所有活动以及全球的生态转型。正如马克思通过他的资本理论来研究生产、消费、价值实现、分配和再投资之间的内在关系一样，我们可以用一种资本主义（马克思很少使用这个术语）理论有效地描述文化、自然、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理论寓于一种关于社会运转的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大纲》为这样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的可能样貌提供了雏形。特别是，马克思为其预计开展的进一步工作所拟定的几个提纲，为一种资本主义作为总体（相对于资本作为总体）的理论的可能样貌奠定了主题上的基础，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看法。

最后，我们需要把此前被忽视的社会再生产问题纳入这一图景。自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介入这一问题以来，社会再生产已经成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之演进动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所有为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条件设定边界的偶然因素中，社会再生产与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理论表现出最密切的内在联系。社会再生产不仅涵盖了劳动者（因此也包括劳动力）的生物性再生产和社会性再生产的关键特征，还包括日常生活方式的生产，消费的文化动力，家庭、社区和政治形式等社会制度，性别关系，集体消费形式，治理的体制，以及精神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有组织表达。其中大部分内容在《大纲》中只是偶有提及，但马克思（和我们）无法避免面对这些主题，即使只是为了分析资本而把它们放在一边（正如马克思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图2是这样一幅图，它呈现的是对资本（价值）在回到其原初环节（作为货币资本）之前所经历的不同环节的流通过程的总体性理论重建。在回到那个原初点后，循环再次开始。生产、消费、分配、再投资和交换是这个总体范围内的一些独特要素。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至今仍然缺乏一种恰当的总体观。它通常将这当中的每一个要素都视为自主的和独立的（浅薄的同义反复），而马克思认为它们自主、独立但又从属于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的要素都在总体范围内发生内在的联系。在后续的分析中，“自主、独立但又从属于”这一表述将被经常提及。我常被问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最好的答案是，这就像抚养青少年：他们永远坚持、维护并践行自己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同时为了维持日常生活而受限于家庭经济条件——当出现问题时，他们就会像通常那样，跑回家寻求父母的保护。这很好地描述了银行家们在2007—2008年的行为。他们坚持放松监管，坚持他们一贯的自主和独立，但当危机来临时，政府提供的家长式保护就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了。全世界都意识到了道德风险的威胁。

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总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脱离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生产以消费和价值实现为前提。它同样以分配为前提（或者，用马克思最喜欢的说法，它“设定”分配的存在）。这些内在关系的物质基础在于价值在不同环节的连续流动，这种总体及其要素的观念遍及整部《大纲》。但这往往作为一种默认的前提，而非一个明确的说法。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时，需要在头脑中记得总体的框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总体的结构。

不过，马克思有时也会提醒我们总体的重要性，例如，他写道：

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21]

因此，总体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它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中。现在我们可能会问：世界各国的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发挥它们现在的作用的？马克思的方法开辟了提出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并将答案置于一个更为复杂的、演进中的总体的理论框架之中。资本流动所跨越的地理领域和地形也在不断变动。不过，这是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