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更多“亲密时刻”吗？

年轻人是受这种时间分配的权衡机制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多年来，我一直在追踪相关数据，年轻人始终是手机和社交媒体最主要的用户[10]。2016年，当一位记者告诉我，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千禧一代（尤其是18至24岁的年轻男性）的性生活比前几代人要少时[11]，我并不感到惊讶。2000年至2018年的最新调查结果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

乍一看，这种趋势似乎是件好事。性行为的减少可以降低意外怀孕和疾病的传播概率。但没有性生活的人同样也错失了很多生理上的潜在益处，比如性生活有助于减轻压力（通过释放催产素）、降低心率和血压[12]，对心脏也有好处，至少在心血管方面。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性行为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提升伴侣关系的质量，甚至能延长寿命[13]。其中一些益处可以归因于这种行为本身，以及性器官接触时所产生的大量神经递质（内啡肽和多巴胺），性高潮时释放的催产素也能让我们与伴侣更亲密。在过去几年里，一些更细致的研究展现了性生活与满足感之间的联系。比如事后回味尤其重要。一次高质量的性生活后，你所获得的满足感将会持续约48小时。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这也与婚姻的满意度有关[14]。夫妻间自然发生亲密行为的频率与满意度越高，其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就越高。

所以，更多的“亲密时刻”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不是吗？也许这就是解决“亲密饥荒”最简单的方法？并不完全是这样。心理学家埃米·缪斯（Amy Muise）和她的同事对1989年至2012年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了研究，这其中包括14个时间点下超过2500名参与者的回答[15]，发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关注的只有两点：第一，相较于单身的人，性爱（无论频率如何）似乎对有伴侣的人更有益处。第二，性生活并非越多越好。相反，一周一次以上的性生活不会对改善关系产生任何影响。

另一项能给“性可以修复一切”的观点致命一击的证据是，经济学家乔治·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和他的同事在2015年做的一项实验性研究[16]。他们招募了64位25至65周岁的异性恋夫妻，完成一项关于每月性生活频率（平均值是5次）和幸福程度的基础调查。他们将这些夫妻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不对参与者的性生活频率提出要求，但要求他们每天早上起床后记录前一晚的状态和感受，以及接下来的一天心情如何。实验组的参与者也需要在每天起床后记录同样的内容，但这一组要求他们与伴侣的性生活频次要翻倍。需要说明的是，所有参与者每月至少要进行一次性生活、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这意味着实验组中的夫妻的性生活频率为每月至少两次、每周至多六次。这项实验的保真度（即实验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按照实验要求做到了）适中；在三个月的研究期间，实验组成员比对照组成员的性生活次数要多，但并没有翻倍，更为重要的是，几项积极的关系因素反而恶化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要求进行更多性生活的人，从中获得的乐趣反而减少了，对伴侣的渴望程度降低；与对照组的人相比，实验期间的情绪也更差。

在得出“多做爱并不一定是好事”这个结论之前，我想先给出几句忠告。首先，心理学研究结果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对平均值的反映。换句话说，对于一般人而言，从实验来看，提高性生活频率并不会提升生活质量。但这也许对部分人提高生活质量有帮助。除非我们从这个假设的“高反应”组中单独得出增加性生活频率的效果报告，否则他们的结果在统计中会被刷掉，尤其是当其他人不愿遵守实验中“频率翻倍”的干预时。其次，那些被选中进行干预的人在实验开始之前不一定对他们之前的性生活次数不满意。事实上，针对这一实验，研究者宣称，参与到实验中的夫妻将会被要求在性行为上做出一点改变，但却故意模糊了“在哪些方面进行改变”。

为什么这如此重要？我想用食物类比的方式来说明。假设你被招募到一项研究中，该研究宣称可能会改变你和伴侣的饮食习惯。到实验室后，他们问你多久吃一次甜甜圈。这项研究恰好很吸引我，因为我喜欢甜甜圈。我说一周吃两个。然后他们告诉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周要在原有基础上多吃一倍的甜甜圈。现在，让我们先忘记甜甜圈会对健康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只关注它对心理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我的摄食量是随心所欲的。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经常吃到饱——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周吃两个甜甜圈就已经很完美了。但是现在，即使我不想再吃，一群研究人员还要求我每周必须吃四个。这可能会刺激人们产生心理学领域所谓的“心理抗拒”，当随心所欲做事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我们倾向于做出消极反应。

正如罗文斯坦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的结论，也许人们只是对被迫进行超出他们满意程度的性行为表现出消极态度。在罗文斯坦团队的研究中，参与实验的夫妇都是幸福的伴侣，他们的关系质量测试得分从9到63分不等，对照组和实验组夫妻平均得分是60分。他们平均每周都会有一次以上的性生活。

现在，让我们考虑换个样本。这一次，我们不在招募启示上含糊其词，而是直接找那些对目前的性生活不满意、存在“性欲不匹配”（sexual desire discrepancy）[17]的夫妻。到哪里找这样的参与者呢？不幸的是，这样的夫妻似乎到处都是。尽管这并不是一个人们愿意公开谈论的话题，但许多人都处于无性婚姻（sexless marriage)或几近无性婚姻的状态。在网上随便搜一下，我就发现了一些证据，比如2016年莫林·麦格拉思（Maureen McGrath）做过一期题为《无性婚姻》的TED演讲，已有2600万次观看，在谷歌上搜索“无性婚姻”也有190多万点击量。我在谷歌上将“无性婚姻”和“出轨”（这也是个很常见的现象）趋势进行对比时，发现“无性婚姻”一词的搜索频次在过去一年要更多（二者搜索频次分别为69和46）。值得注意的是，从“最近一小时”到“过去五年”再到“2004年以来”，随着时间跨度范围的变化，“无性婚姻”一词的搜索频次在逐渐增加。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于无性婚姻或近乎无性婚姻的状态，其实你不是一个人。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与我们所面对的“亲密饥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后面关于婚姻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回到我的实验上来。我招募了一些想增加性生活次数的伴侣，分别征求了双方的意愿，均得到了肯定回答。随后，我把这些伴侣分别归入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对照组，他们仍然维持平时的性生活频率。而在实验组（这其中包括一些已经完全没有性生活的人），我要求他们增加性生活次数。我没有用“次数翻倍”来约束他们，而是让双方各自写下他们理想中“亲密时刻”的每周频次，然后在实验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共同商议决定。在开始讨论前，我鼓励双方相互包容，尽量达到一个中间点，保证双方的感受都能被照顾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个有点混乱的实验，因为每对伴侣的理想目标可能各不相同：有些人可能会把“甜蜜时光”的频率提高300%，而有些人可能只提高25%。但关键是，每对夫妻都在设定属于自己的目标——根据目标设定理论（goal-setting theory of motivation），设定目标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有前景的实验设计，它能为伴侣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我本可以继续改进这一实验，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反之，我会接受现在的研究状况以及它的局限性，得出一个有点常见但并不完整的结论：针对这一话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