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薇拉·昆德洛娃

“法国人并不知道，米兰·昆德拉曾和帕维尔·哈斯的女儿奥尔佳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布拉格法国学校的校长吕克·莱维对哈斯家族的命运饶有兴趣，我们第一次在捷克见面时他就向我解释道，“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上，昆德拉都从未讲过这件事。”奥尔佳·哈斯从“正史”中被删除了，仿佛以寻宝游戏形式撰写的小说中一封丢失的信件。

奥尔佳现年八十三岁，一直生活在布尔诺。她自称为奥尔佳·哈斯奥娃—斯姆尔奇科娃（Olga Haasová-Smrčková）（在捷克语里，姓氏中用后缀“-ová”来表示女性），但是在某些文件中，比如在奥尔佳担任会员的布尔诺音乐协会的文件中，她的名字则为奥尔佳·哈斯奥娃—昆德洛娃（Olga Haasová-Kunderová）。当地一份报纸曾刊登过她小时候身着演出服的几张照片。在一张出自自助照相亭的照片上，她变成了一个摩登女郎，身着黑色高领衫、留着短发；另一张照片里的她则更加成熟，身穿牛仔上衣，佩戴手镯和耳坠。

奥尔佳·哈斯优雅脱俗，她从不愿谈及与昆德拉的婚姻。二〇二〇年，一位莽撞的昆德拉传记作者扬·诺瓦克[1]送给她一大捧白玫瑰，随后又连送了两大束，指望打动她袒露心声。作家的第一任妻子给他发了这样一条信息：“请您不要再做无用功了，米兰不愿意我谈论我们的生活，我对他做过承诺。”坦白讲，为什么要用琐闻逸事去损伤文学创作呢？米兰·昆德拉身边的人都尊重大师的沉默。他在布尔诺的法语老师只讲述过一件轶事：她如何与这个学生一起为了翻译捷克语“litost”（力脱思特）一词连续探讨了好几个小时，这个词在斯拉夫语言里有着某种脱离现实环境的不可言喻的沉重。

奥尔佳是“二战”前著名演员雨果·哈斯的侄女。在一部捷克电视纪录片里，雨果·哈斯手里拿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奥尔佳少女时代的照片，她目光神秘，一头卷发，身穿白色连衣裙。“这是我心爱的侄女的照片。”他对着照片点评道。和哥哥帕维尔·哈斯不同，雨果·哈斯和妻子在一九三九年成功离开了布拉格，后来只在一九六三年——自由化初期——回来过一次，那一年，卡夫卡终于被当局平反。在短暂的停留期间，雨果·哈斯观看了昆德拉一出不知名的话剧，《钥匙的主人们》。后来这位演员透露道：“我什么都没看懂，也许我不够客观。剧作者和我侄女离了婚，我感受到的大概只是家庭恩怨。”

奥尔佳曾经到处旅行，“二战”前她甚至在美国居住过。在他们短暂的婚姻期间，昆德拉远距离地结识过几个注定要对他终生有影响的人物。布尔诺青年演员奥尔佳的母亲是医生，俄罗斯人，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的第一任妻子。雅各布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先锋派往来频繁，在巴黎与小说家艾尔莎·特里奥莱[2]和她的伴侣路易·阿拉贡交好，而阿拉贡自一九四八年起经常到捷克斯洛伐克小住。是雅各布森把青年昆德拉介绍给阿拉贡的吗？薇拉确信不是。不过，这位法共作家的确和昆德拉的人生轨迹有所交集，甚至还在布拉格观看过一部他的戏剧。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米兰·昆德拉离开省城来到首都。导演米洛斯拉夫·斯米德马耶[3]认为，“那是因为布尔诺对他来说变得太小了”。从一九五三年起，昆德拉开始在布拉格著名的电影学院（FAMU）教授世界文学史，后来教授小说理论。他还指导了一个剧本研讨班，“几乎捷克所有新浪潮电影的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学生”，他在到法国之前提交给法国当局的一份简历上这样写道。据他当年的一位巴黎朋友向我透露，这是他为世人所知的唯一一份简历。在他的学生中，有“捷克戈达尔”之誉的伊日·门泽尔[4]，还有未来的美国导演米洛斯·福尔曼[5]，他也是一个流亡者。在斯米德马耶看来，“正是因为昆德拉在课堂上讲授过《危险的关系》，福尔曼才拍摄了改编自该小说的电影《最毒妇人心》”。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的布伦塔尔火车站餐厅，一个充满活力的十六岁棕发姑娘正忙前忙后打点顾客，她还随时搭把手去开啤酒桶、倒酒。那时共产党“改革派”还没有掌权。布拉格事变后，她母亲追随新丈夫逃离了首都。薇拉·赫拉班科娃跟着他们来到布伦塔尔。此前她从十二岁起一直跟父亲生活，但是父亲被捕入狱，一直关押在羁，未进入任何审判流程：“妈妈离开后，因为没有钱，爸爸出租了公寓的一部分，一个法国女人搬进来和我们同住。一天，她偷听到父亲和一个朋友策划移民的对话，就把他们举报了。我的继父是律师，他设法让我免于去劳教机构接受改造。”薇拉说自己拒绝参加党的青年组织，比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主宾》杂志的访谈中，她回忆道：“在学校宣传栏上写着标语：‘薇拉·赫拉班科娃，为什么不加入先锋队？’我还是没加入。”

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对于她来说“就是地狱，我知道自己必须逃离这里，满脑子都是出逃的念头”。她于是来到布伦塔尔剧场参加演出：“那里现在还有我的画像。”“为了不让自己发疯”，她朗读诗歌，钟情于向往爱情、摒弃权势的诗篇。她现在依然能把高尔基的长诗《少女与死神》倒背如流：

皇帝打完了仗经过村庄。

无比愤恨剐着他的心脏。

接骨木丛林后面他听到

有一个少女在哈哈大笑。

吓人地蹙起红色的眉毛，

皇帝用马刺把马一敲。

他向那少女扑去像风暴，

甲胄铿锵作响，他叫道：

“怎么，”他凶狠粗暴地嚎叫，

“你这丫头，怎么露齿讥笑？

敌人把我打了个大败仗，

我的全部亲兵都被杀光，

敌人俘去我半数随从，

我回去要把新军调动，

我是皇帝，我正伤心气恼，——

怎受得了你无知的嬉笑？”

把胸前的短衫整整好，

那少女便回答皇帝道：

“我正在跟爱人讲恋爱，

老伯，你最好还是走开。”[6]

在那个时候，她就已然心系不羁的爱情，而不是世间的喧嚣。

薇拉开始参加各种朗诵比赛，还因为朗诵高尔基摘取了地区选拔赛的第一名。布拉格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职员观看了表演，力邀她参加广播朗诵比赛。她担心拿不到通行证，而没有通行证就无法离开乡村，但最终她还是来到了首都，在一档捷克人狂热追捧的大众广播节目《周日的诗歌时光》中朗诵了罗贝尔·德斯诺斯[7]的一首诗。

正如在中欧各地一样，诗歌不只是一种专业，而是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它是心灵和生命的一部分”。在十二年间，昆德拉自己就出版了多部诗集，并且翻译了阿波利奈尔的《醇酒集》。阅读过昆德拉所有诗作的“文学”传记作者让—多米尼克·布里埃[8]这样写道：“在向其灵感核心尤其是男女之情发展之前，他早期的诗作充满地方色彩和政治热情。”例如，有一些诗篇赞美斯大林，也有一些诗篇歌颂摩拉维亚钢铁厂的伟大成就。

进入一九六〇年代，昆德拉最终选择了小说。在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看来，这不仅是艺术或职业的选择，而且是“其作品和生命的决定性转向，这一转向成为《生活在别处》的灵感来源”。小说的主人公雅罗米尔是一个和作者很相像的青年诗人，书中他所创作的诗都是昆德拉年轻时发表过的。在成为警方的举报人之前，雅罗米尔狂热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之中。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细节十分重要。

一九六三年，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已经确立了昆德拉犀利透彻的文风，他以此开启文学生涯，得到了声名显赫的文学教父们的密切关注。萨特和阿拉贡都注意到了他。短篇集中的一篇小说被翻译成法文并刊载到《现代》杂志上，另一篇由《法国文学》转载。

有一件事昆德拉不愿意谈及，大多数读者也不知道：在布拉格的这几年，他还是一个与党走得很近的知识分子。

一九六七年六月，威隆拉第剧院的一个大厅里挂满了红旗，米兰·昆德拉宣布第四届捷克作家大会开幕，并做了《还文学以品质和尊严》的主题发言。这一天，通过揭露对捷克文化的压制，他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接下来发言的作家不仅没有对体制再表忠心，反而要求取消审查制度。

随后不久，数名作家因此被开除党籍，而昆德拉安然过关，只被记小过一次。

几天以后，他悄悄地与一位小自己六岁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结了婚，她就是薇拉，布伦塔尔火车站的那位姑娘。被公共广播电视台发掘之后，薇拉在实地工作中学习播音主持，往返于布拉格和布尔诺之间。至于结婚的日子，她发誓说记不得了。“都有一百九十年了。”她在发给我的短信里写道。几个月后，这次是在电话中，她对我说：“我们结婚这事儿一点都不重要，之所以结婚，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在一个房间里睡觉而已。”

不过，在接受《主宾》杂志采访的时候，她讲起了结婚三年前与昆德拉在布尔诺相识的过程。当时薇拉要去广播电视台值夜班，刚出家门就在列宁街（现在叫库尼科娃街）遇到了一个诗人，她之前朗读过他的诗，诗人把同行的男人介绍给她，说这是“米兰·昆德拉先生”。作家和年轻女记者之后又相约见面。第一次约会时，作家问：“赫拉班科娃小姐，您会打字吗？”然后，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听写打字之后，他说：“我再给您打电话。”还能比这更“昆德拉”吗？

“诗歌一直是我的最爱，从某种方式讲，正是因为诗歌我才认识了米兰。”三年以后，他们搬到了布拉格。小说家的妻子三十二岁，成为了捷克电视明星。“差不多就是克里斯蒂娜·奥克朗[9]。”某天昆德拉对自己的巴黎朋友斯拉玛说。而薇拉则告诉我说她觉得自己更像安妮·辛克莱[10]。她由此结交了一群快乐伙伴，“我的小团伙”，说起这些她略带感伤也充满自豪。大街上人们对她报以微笑，所有人都认得出她熠熠闪光的双眸以及珍·茜宝[11]式的发型。

那时薇拉比米兰有名，但是当局对他们俩的监视一天比一天严格。昆德拉的《玩笑》两年前完稿，但小说一直在审查机构“待审”，他对此一点儿都不乐观。至于它的出版，只能靠译本了。

在巴黎，作家的一位捷克朋友、那次著名的作家大会后被开除党籍的知识分子安东宁·利姆把《玩笑》手稿交给时任法共中央委员的阿拉贡。据洛林大学荣休文学教授、阿拉贡专家雷纳尔·拉昂克介绍：“阿拉贡把昆德拉当成比自己年轻三十二岁的兄弟。为了出版法文版他不遗余力，甚至在读到书稿之前就向伽里玛出版社的朋友承诺写一篇序言。”

出人意料的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书稿一字未动就在捷克出版了。更妙的是，第二年，当审查制度被正式取缔、“布拉格之春”如火如荼时，昆德拉受到党的表彰并获得了捷克作家联盟奖。《玩笑》在全国销售了近十二万册，与此同时，在巴黎，伽里玛出版社正在为一九六八年秋天出版法文译本做准备。然而，八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的夜晚，苏联坦克开进了捷克首都。

薇拉·昆德拉告诉我：“我记得自己行走在停满了军车的巴托洛缪街上，飞机在空中盘旋。电视台的人早上五点来家里找我去演播室。”老捷克人今天还记得，是薇拉向电视观众宣布了华约军队入侵的消息。

这简直就像她丈夫的一本小说，偶然和巧合让情节跌宕起伏。

在巴黎，阿拉贡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对《玩笑》的序言进行最后的修改（溢美之词一如既往），以更贴近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时谴责苏联坦克的入侵。昆德拉被批准去法国参加作品的宣传推广活动。时事明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的书评标题是“有关斯大林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见证”，一场大误会正是由此开始。昆德拉想作为作家被认可，然而报纸却在欢迎一位介入的知识分子。昆德拉后来在意大利《共和报》上调侃道：“对于所有人而言，我成了一名站在坦克上的战士。”

在巴黎逗留期间，他在接受《法国文化》电台采访时承担了与所分配角色不同的任务：“我不认识任何想要移民的作家。我坚信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未失败，我们认为需要留在自己的国家努力工作。不应该过度渲染我们所遇到的麻烦。”在这份今天看来像是一份外宣文件的罕见档案里，昆德拉当时就是这样坦言相告的。他还怪罪另一位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瓦茨拉夫·哈维尔。据雷纳尔·拉昂克回忆：“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昆德拉指责未来的捷克总统‘使用了一个从未接受过共产主义理想的人的论点’。”

即使在今天，薇拉·昆德拉依然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那段时期辩解。“那是不一样的共产主义，比如米洛斯·福尔曼就在那个时期得以展现才华。”但是，他们这些“改革派”的批评之声已经无法发出了。昆德拉从此被视为带头与“规范化”[12]为敌的知识界的一员。一九六九年，薇拉被电视台解雇。“我一只手拿着鳄鱼奖，这是国家电视台的崇高奖励，另一只手拿着电视台的解聘书。”薇拉在《主宾》杂志上调侃道。

奇怪的是，遭到解雇与其说令人心碎不如说让人心安。“在电视台时，我就对自我推销心生反感。在这方面，我比米兰的耐受力更强。然而，当苏军入侵后他们把我开除，而我也明白自己不会再回来的时候，我感觉如释重负，因为我知道不会再有陌生人停下来打量我，对我品头论足，就我的着装或发型提出各种建议了。”

我很奇怪在哪里都看不到她的照片。她回答：“没有我的照片，一般情况下，我总是躲起来！”在她的每一条短信里都会释放出让一切（包括她、世界和我）都变得可疑的喜剧色彩。

薇拉被解雇一年之后，她的丈夫被开除党籍，之后，昆德拉收到了电影学院某位“采拉姆伽”院长的一封信，我在巴黎找到了由一家法国中介悉心保存在档案中的蹩脚翻译件：“亲爱的同志，如您所知，院务委员会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召开会议，您本人也出席了此次会议，院务委员会审议了您在影视系继续工作的问题。经过对您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工作的评估，院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自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起终止您的工作合同。我们建议您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停止合同。即复为盼。”

“谁不与我们并肩前行，谁就是在反对我们。”昆德拉的书被从图书馆和书店撤出。“我不复存在了。”他对弗朗索瓦·努里西耶这样说。

当权者也没放过米兰·昆德拉的父亲。一九六八年以后，因为儿子的缘故，他也被列入黑名单。路德维克·昆德拉为雅纳切克协奏曲首次录制所做的样片被销毁。一九七一年，在患失语症长达十年之后，这位可敬的父亲离世，未能完成他念兹在兹的贝多芬奏鸣曲研究书稿。

在那种恐惧氛围下，昆德拉只收到两封吊唁信。“我记得一封来自我最喜欢的诗人扬·斯卡采尔[13]。”薇拉告诉我说。葬礼那天，四个音乐家演奏了雅纳切克的《第二弦乐四重奏》。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发声。“在被占领的阴暗年代，我不让任何人致辞。”三十年后，昆德拉在《相遇》中写道。

墓地周边魅影浮动。葬礼期间，一直有身着灰衣的秘密警察出没。至此，他们监视昆德拉夫妇已经两年了。

注释

[1]Jan Novák，后文提到的《捷克时期的昆德拉》的作者。

[2]Elsa Triolet（1896—1970），俄裔法国作家，抵抗运动成员，1944年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3]Miloslav Šmídmajer（1959—），捷克导演。

[4]Jiří Menzel（1938—2020），捷克导演。

[5]Miloš Forman（1932—2018），捷克裔美国导演，1968年移居美国。曾执导《飞跃疯人院》等。

[6]林陵译，参见《高尔基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19页。

[7]Robert Desnos（1900—1945），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8]Jean-Dominique Brierre，法国记者、作家，著有《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9]Christine Ockrent（1944—），法国著名记者、新闻节目主持人。

[10]Anne Sinclair（1948—），法国著名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

[11]Jean Seberg（1938—1979），美国电影演员。

[12]指回归共产主义规范。

[13]Jan Skácel（1922—1989），捷克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