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神话、历史和未来

波利尼西亚人的创世神话是森林之神唐（Tāne）和他的兄弟们强行分开天父（Rangi）和地母（Papa）的故事。世界起源于黑暗（Te Pō），天父和地母不仅是最初人类的双亲，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双亲。他们和六个儿子：风神（Tāwhirimatea）、海神（Tangaroa）、森林之神（Tāne-mahuta）、战争和人类之神（Tūmatauenga）、耕作食物之神（Rongo）和野生食物之神（Haumia），一起统治着自然界和宇宙。由于天父和地母紧紧拥抱在一起，天地之间没有一丝光亮，没有风，一片茫茫黑暗。天父和地母的后裔无法忍受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一起商量分开他们的对策。六个儿子轮番上阵，风神、海神、战争和人类之神、耕作食物之神和野生食物之神都败下阵来。最终，森林之神用肩抵住天父脚踩住地母，奋力站立起来将他们分开——光明终于到来，照亮了大地上的万物。天父和地母的儿子们，第一次见识到母亲的美丽，微风轻轻拂过，一片银色的薄雾般的轻纱挂在母亲裸露的双肩。此时，天上降下滂沱大雨，并且一直下个不停，大片的土地被水淹没。这是分离带给天父的无穷无尽的悲伤。为了避免天父看着地母痛哭流涕，把陆地变成汪洋大海，儿子们又将地母翻了个儿身。从此，天父的眼泪凝结成了清晨草地上的露珠。

波利尼西亚地区最广为传颂的英雄神话，是半人半神的毛伊（Māui）和英勇而杰出的酋长塔瓦基（Tāwhwki）的故事。

毛伊是诸神的后代。传说毛伊是个早产儿，出生时母亲塔兰嘎（Taranga）误以为他已经死了，遂剪下一束头发包裹住他的身子并扔进了海里。可是塔兰嘎忘了，对于出生没足月就夭折的孩子，要施以特别的葬礼并吟诵专门的祷词，以防他们变成邪恶的精灵。邪恶的精灵会因为没有享受到人世的快乐而心生怨恨、危害四方。海浪和水草哺育长大的毛伊正是这样，既是个半人半神的英雄，也是个邪恶的精灵。毛伊做了许多造福人类的事，拖住太阳使白昼变长，从火神玛瑞卡（Mahuika）那里取得火种，从海里钓起了新西兰北岛，北岛至今还叫作“毛伊之鱼”。南岛是毛伊的独木舟变成的，南岛最南端的斯图亚特岛（Stuart）是他的船锚。最终，毛伊为了人类能够克服死亡，闷死在死神海恩（Hine）的身体里。但毛伊也有七情六欲，也做过一些危害他人之事。例如，因为嫉妒自己的姐夫，施展魔法把姐夫变成了狗，姐姐因此而投海自尽。这也是毛利传说中狗的由来。

与半人半神的毛伊不同，毛利传说中的塔瓦基是一位英勇而杰出的部落酋长。他外表英俊潇洒，并且品格高尚、英勇善战，深受大家的爱戴。塔瓦基的故事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塔瓦基为父报仇，杀死了几千个珀那图里（Ponaturi）人。珀那图里人白天生活在海底，夜晚回到陆地上的房子睡觉。他们很怕光亮，一旦被阳光照射到就会立即死去。塔瓦基借此杀死了他们，救回了母亲和父亲的遗骨。另一个是和天庭的哈帕伊（Hapai）的爱情故事。哈帕伊对塔瓦基心生爱慕，遂抛弃了天庭的家，下凡和他一起生活，并生育了一个女儿。塔瓦基对孩子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话，这让哈帕伊非常痛苦，带着女儿回到天庭。塔瓦基后悔不已，千方百计寻找妻子的下落。后来，顺着漂浮在半空中的藤蔓爬上天庭，最终和妻女相聚。塔瓦基后来再也没有回到人世，而是变成了雷电之神，受人们膜拜。

毛利口传历史中，最初踏上新西兰土地的先祖名叫库珀（Kupe）。据说大约在公元900年的时候，库珀因为爱上了别人的妻子而杀死了她的丈夫，为了躲避复仇独自离开家乡，乘独木舟在海上漂流，无意中发现了一块陆地，上面笼罩着长长的白云，于是，就把这块土地叫作“长白云之乡”。然后，他又回到家乡招呼乡亲们结伴而来。另一个说法是库珀是骑着一头座头鲸来到新西兰的。因为是鲸鱼帮毛利人横渡大海，所以他们对鲸鱼有着虔诚的敬畏。1987年，毛利作家威蒂·伊希玛埃拉（Witi Ihimaera）发表的中篇小说《鲸骑士》，就是根据这一传说而来，2002年，由尼提·卡罗（Niki Caro）导演的同名电影也上映。

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一直不能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除了复活岛上巨石雕像上的象形文字外，波利尼西亚地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而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当太平洋变得广为人知时，人们发现，有一个同名岛屿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地区：毛利人的哈瓦基（Hawaiki），萨摩亚人的萨瓦伊（Savaii），汤加人的阿瓦基（Avaiki），三明治群岛（the Sandwich Island，夏威夷的旧称）的夏威夷（Hawaii）。在波利尼西亚传说中，这个名字是和创世有关的人类诞生之地。在那里，最高存在艾奥（Io）创立了世界和人类。每一个人出生在那里，死后又回到那里。哈瓦基是人们生死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而西方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哈瓦基（Hawaiki）可能是一个岛群或岛区，它可能指的是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lands）或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也可能指的是南库克群岛（Cook Islands）”；“萨摩亚群岛的萨瓦伊岛、夏威夷，甚至印尼的爪哇岛都有可能”^[26]。

菲利帕·史密斯认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的问题是，历史的发端不仅需要人类社会，而且需要有书面记载支持，结果只有口述文化的民族就成了没有历史的民族”。^[27]玛格丽特·奥贝尔（Margaret Orbell）也持同样的观点，“在欧洲人到达新西兰之前，所有毛利部落的口传历史故事均具有浓厚的神话传奇色彩。在她看来，对波利尼西亚故乡的‘记忆’逐渐转变成神话是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的。因此，将部落传统解读为文学表现要比理解成历史事实稳妥得多”^[28]。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引起聚讼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科学的历史必须具有明确的学科边界，在历史学家看来无可置疑。但对人类学而言，哈瓦基作为所有波利尼西亚神话故事中反复出现的精神家园，是人类生死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代表了波利尼西亚人业已建立的一个自足的宇宙哲学体系和社会秩序的整体意象的一部分，便具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历史的隐喻变成了历史本身，而哈瓦基的具体位置和真实性反而变得次要了。

神话与历史究竟如何构成，不仅仅是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的关系问题，“神话由于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人类意识的一种独立建构，从而成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谁要是意在研究综合性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须追溯到神话”^[29]。在对人类意识施加影响所具有的现实性上，神话和历史并不是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甚至，二者之间也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因为神话和历史的根本分歧——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共同指向了同一个作用于人类意识的现实性——宇宙和生活的基本秩序，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因此，“对神话的哲学理解始于这样的洞见：神话并非活跃在一个纯粹虚构或捏造的世界，而是有它自己的必然性模式，按照唯心论的对象概念，有它自己的实在模式。只有这种必然性被证明的地方，才与理性，因而与哲学相称”^[30]。在人类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史上，在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为了建立宇宙和生活秩序的朴素愿望，这种必然性在各个时代、人迹所至的世界各个角落，已经反复被证明。

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把历史看作将过去运用于现在，他认为：

这当然也是自我反思的过程：不同的群体和利益集团将他们过去的形象作为现时利益的组成部分或者强化手段，而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如果想要弄清这一过程的扑朔迷离、千变万化，就必须考虑我们自身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过程。认为我们一定程度上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的观点实在荒谬；同样，认为一个单一的历史叙述足以把握一群人的历史的想法也很愚蠢，然而很多国家层面的历史撰述却暗含着这种单一的历史叙述。

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究历史的精确性（或者一种表述的理想模式所必备的忠实性）得以形成的那些准则，然后运用这些准则来理解一个社会的成员通过何种方式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31]

当赫兹菲尔德将人类学的目标指向“探究历史的精确性得以形成的那些准则”时，他已经将人类学进行了重新定位。那些准则不仅仅是指单一文化叙事所蕴含的历史精确性，而且是指人作为类而存在的、区别于一切其他生物的文明教化在时间方向上的无限性。文明教化的内容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人与自然——源自远古的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保护的进化过程；人与社会——人类结群而居的组织方式和业已建立起来的全部社会制度；人与自我——对自我的认知和扬弃过程——一方面是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自我抑制^[32]，另一方面是那些人类得以不朽的古老真理——勇气、荣誉、怜悯、自尊、同情和牺牲的精神^[33]。

而在“运用这些准则，来理解一个社会的成员通过何种方式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时，却为人类学设定了一个似乎不可能实现的、超越于时空之外的伟大抱负。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言：

首先必须记住：在其他一切自顾自的动物那里，每个个体都实现着它的整个规定性，但在人那里只有类才可能是这样。所以，人类只有通过在许多世代的无穷系列中的进步，才能努力去追求他的规定性，在这里，他的目的终究是永远停留在展望之中。^[34]

康德认为，实现“类”和“个体”的“整个规定性”的不同追求，是人和动物在各自的生命过程中所具有的本质区别。但是，这种追求永无止境。对人类而言，即使通过“许多世代无穷系列中的进步”，也不可能完全实现这种规定性。康德不仅指出了社会何以可能的经验性起源，还断言了一个具有先验性结局的人类未来。然而，意义可能正在于对意义的追问本身：

正是现代社会的“世界历史”性质，为人类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以世界性的统一框架，第一次为人类全面实现自我理解及其对类本质的认识提供了可能，使人类学成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展望并获得变易的方法。依凭于这种新的基点，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精神，旨在描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机理；揭示不同人类共同体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民族间的异同及其社会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和相互的渗透与融合；解析社会制度和阐释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等等；最终归结到了在人类的广泛差异中寻求类存在本质的学术努力上，为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也使人类学具有了弥补以往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的潜能。^[35]

对人类“类”的规定性的追问和展望，揭示了人类学的穿透力和生命力。既是人类学研究的使命所在，也是旨趣所在，是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精神。本书的研究也将依循和执着于这一基本精神，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