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出口影响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足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产业具有很强的外向型的特点。这些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带来了大量的出口并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21世纪以来，在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中，出口的贡献在2006年最高，达到15%以上；而此后，出口的贡献则开始下降。那么在劳动力成本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些外向型企业的出口行为会受到哪些方面以及多大程度的影响，成为劳动力成本变化的重要影响方面（曲玥，2016）。
2000—2005年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份额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6.41%（姚洋、章林峰，2008）。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红利。然而，随着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传统的人口红利日渐示微，2004以年来沿海甚至内陆地区不断出现“用工荒”现象（蔡昉，2007，2010；Zhang et al.，2011）；同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持续上涨，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如前所述，从对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的测算来看，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提高。那么，在中等收入阶段和人口态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出口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面临这些变化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中国要完成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历史重任，必须实现比较优势的“突变”。一个国家如果进入产业转型和比较优势突变期，则往往面临较大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张其仔，2008）。因此在面临成本冲击的条件下，探悉中国的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结构将面临怎样的调整，从而来获取新的竞争力以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态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成本优势、劳动密集型与出口程度的关系
一般认为，在劳动力充裕劳动力成本低的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备成本方面的优势以及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更加倾向于出口。因此，首先计算了体现劳动密集程度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与企业出口程度（即产品中用于出口部分的份额）的相关关系（见图1-5），结果显示，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即2000—2012年，越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其产品中用于出口的比重越大。而在这期间随着年份的推进，这一相关关系呈现出“U”形的变化，即在2003年及之前的年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趋于增强（资本密集度与出口份额负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增大），而在2005年之后（也正是通常我们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2009年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表现开始弱化。
图1-5 资本密集度与出口份额的相关系数
注：本套数据个别年份缺少出口方面的指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测算整理。
前面了解到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那么可以进一步了解那些出口型企业所具备的其他方面的具体特征。因而，接下来可以用分年的企业样本，采用OLS方法来对出口企业的基本特征做出简单的描述。具体做法为：以每一年该企业出口占销售的比重作为代表出口程度的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则为企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企业资本劳动比、行业特征（以企业所在2位数行业的资本劳动比来刻画）、企业年龄（所在年份—建厂时间）、企业控股类型、所在地区（东、中、西部）。
export/saleit=k/lit+k/lhyt+ageit+i.gq+i.emw
其中，export 为出口额、sale 为销售额、k为固定资产净值、l为就业人数、age 为企业年龄、i.gq 为控股情况的虚拟变量、i.emw 为东中西部虚拟变量，下标i为企业、hy 为2位数行业、t为年份。
摘出反映劳动密集程度的反向指标行业资本密集度、企业资本密集度变量的系数，所处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以东部地区为参照），所处企业所有制类型虚拟变量的系数（以国有企业为参照），表1-6展示的结果显示，出口企业多为东部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负，东部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特别是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对应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里再次看到资本密集度与出口份额的负相关关系，同时该相关系数（绝对值）同样也表现出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在2005年前提高到最高之后开始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这意味着，2004年前后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在出口方面表现开始逐渐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表1-6 出口企业特征描述（因变量为企业出口对总销售额占比）
续表
进一步细化地根据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将30个2位数制造业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12个）[9]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他），并观察他们逐年的出口份额情况的变化。首先，计算了1998—2012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情况。从图1-6的结果来看，首先，可以明显发现这样分类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显著高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和前面的测算吻合。此外，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两个时段出口份额都是减少的，但2003年前减少的并不显著，而2005年之后才开始大幅下降，具体表现为2005—2012年下降的幅度达到30%以上。而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出口情况更是在2004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表现为其出口份额在2004年前还是在提高的，2005年之后则反转为下降。总体而言，2004年前后，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状况开始出现大幅的转变，从那之后企业的出口份额开始逐年下降。
图1-6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
注：出口份额为该企业当年出口产品价值占销售产值的比重。本套数据个别年份年缺少出口方面的指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测算整理。
根据这种情况的启发，考虑进一步观测一下每一个两位数行业的出口份额并分别计算其在2000—2003年、2005—2008年以及2008—2012年三个时段上出口情况的变化。表1-7给出了每一个行业在各年间出口份额的变化。2000年，像纺织、皮毛制品等这些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的比重可以达到约60%，而到2012年这两个行业的出口比重分别只有23%和26%（见附表1-1），这期间发生在2005年之后的出口份额下降更为显著。以皮毛制品行业为例，其在2005年较之2003年略有下降，但在2005年之后每年开始以较大幅度下降，特别是2008年之后的降幅更大。也就是说，2000—2003年，大部分行业的出口份额都有所提高，只有个别行业出口份额出现轻微下降；2005—2008年，许多行业的出口份额都出现了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最多不过15%；2008—2012年所有行业的出口份额下降的幅度大都在20%—50%，出现了显著下降。
表1-7 分时段行业出口份额变化率
（二）面临劳动成本上涨的出口反应
可以观察到，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2004年、2005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在资本深化和出口方面的表现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体现为资本深化的加快和出口程度的下降。这里可以进一步探索面临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劳动力的供给由无限变为出现紧缺，企业方面对工资上涨的出口方面的反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里分别采用混合截面数据分年份在企业层级上采用OLS方法，以及在4位数细分行业的层级上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来验证不同类型企业面临工资上涨在2004年前后两个不同时段的反应机制。
首先，按照2000—2008年的企业样本，将其分成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劳动密集型，分别观察在2004年前和2004年后两个时段，企业出口程度对员工工资的反映。模型的具体设定为：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出口程度，即出口占总销售的比重（export/sales）；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为职工的上年的年均工资（取对数lnwage）。模型同时控制了企业年龄（age）、控股情况（i.ownership）和所在地区（i.province）等企业特征变量。
我们旨在了解工资上涨对于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而主要观察工资项系数对于劳动密集型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04年前后的变化。结果发现，对于工资的上涨，出口会受到削弱，这一点对于两种类型的企业都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工资上涨的反映显著提高，模型系数（绝对值）从0.247提高到0.280，即同样的工资上涨幅度，在2004年后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方面的削弱程度更大。
表1-8 不同类型企业在2004年前后的出口对工资反应变化
鉴于同一个细分行业（4位数行业）具有很相似的产品生产和企业基本特征，我们再进一步把企业层级的数据合并到4位数行业层面，这样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平衡的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于是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好地控制4位数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在4位数行业的层级上考察对于工资变动的反映。鉴于我们更加关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面临工资上涨在出口方面反应的差别，考虑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工资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更大，因而可能对于工资上涨的反映更敏感，这里专门加上工资变量与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份额的交互项，来特别观察劳动力成本对于企业总成本占比不同的行业对待工资上涨反映上的差别。模型设定如下：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出口程度，即出口占总销售的比重；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为职工的上年年均工资（取对数），以及上年工资与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交互项。模型同时控制了企业年龄、控股情况和所在地区等企业特征变量。
其中，lnwage 为该4位数行业职工上年年均工资的对数，proportionoflc 为该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通常劳动密集型行业该比例更大），gqfe 为包括国家份额、集体份额、法人份额、个人份额、港澳台份额和外资份额在内的一系列股权份额变量。模型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年份虚拟变量和行业固定效应（FIX EFFECT of ind）；下标ind 为4位数行业、下标t为年份。
从表1-9可以看到，第一个模型中，只包含上年工资变量，工资的系数是不显著的；第二个模型中，加入工资和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重交互项的模型，发现该项系数显著为负，即劳动成本占企业总成本比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工资上涨的反映更加敏感，面临工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其出口份额下降幅度更大。在加入其他企业特征变量后的模型3和模型4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面临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传统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更高，其面临的对出口的冲击程度越大。
表1-9 细分行业出口程度对于工资上涨的反应——固定效应模型（保留主变量系数）
（三）出口产业何去何从？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劳动力成本方面优势的人口红利，制造业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出口方面的绝对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形成了出口拉动型经济。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通过“出口中学习”效应促进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效应仅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3年内发挥作用，在此之后这种促进效应不再显著（张杰等，2009）。而且，随着中国人口态势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放缓，劳动力成本呈现快速上涨，那么这时传统依靠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转型要求来适应这样的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前面的测算和描述已经说明，在2004年也就是通常认定的刘易斯转折点前后，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开始下降，出口态势开始逐渐式微，其中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更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反应更为明显。而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企业也开始依据这样的要素价格信号调整了要素使用比例，逐步地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进行着产业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总体产业升级过程中，不能忽略区域的发展差异和产业特点。中国区域禀赋以及区域间的发展程度存在的巨大差异，东部地区工资水平高、资本劳动比低、出口份额大（见表1-10），中西部内陆地区工资相对更低、出口份额很少而资本劳动比较高。
表1-10 区域出口情况差异
应该说，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始终是和区域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即不同区域有自身的产业经济发展特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具有突出的地区发展特点。其中，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聚集并成熟起来，在很长时间里，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的。与此同时，在政府的区域产业政策的帮扶下，中西部地区也逐渐加快了赶超的速度；然而中西部地区工业的后起发展带有一定程度的政府投资驱动性质，包括西部发展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给中西部带来了大量的投资，而这样的投资形成的产业仍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蔡昉等，2009）。有关研究表明（曲玥，2015），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劳动力资源相对东部地区仍然丰富（从图1-4中也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的年均工资更低，而劳动生产率更高，因而具有更低的单外劳动力成本）。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转变产业结构，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开启高端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间升级。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过去一段时间由政府帮扶措施已经获取到的一定的资本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地利用这样的资源发展更高级的产业。即一方面利用自身尚存的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利用已有的资本逐步发展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这样的区域产业升级的布局，可以更好地实现各区域的相对优势，逐渐克服传统依靠低成本和要素禀赋获得的低端产业比较优势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带来制造业的平稳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新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