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政府支持与农业绿色转型的相关研究

（一）激励政策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影响研究

激励政策主要为农业补贴政策，目前中国国家层面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测土配方施肥补助政策、化肥、农药零增长支持政策、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补助政策、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支持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支持政策（周应恒等，2009），地方层面则部分地区试点有“三品一标”认证补助等政策。而关于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进，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划分。鲁礼新（2007）将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业补贴划分为农业生产资料和城镇居民的粮食补贴（1979～1992年）、粮食保护价收购（1993～2002年），以及种粮直补和农业税减免（2003～2005）三个阶段。王思舒等（2011）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补贴消费者阶段（1960～1992年）、粮食保护价阶段（1993～2003年）、直接补贴粮食生产者阶段（2004年至今）。不同阶段对农业生产影响程度不同，尤其在安全生产方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补贴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资本投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王鸥、杨进，2014；于晓华等，2017；王亚芬等，2017）。一是扩大了种植面积。顾和军和纪月清（2008）基于2001～2006年江苏句容157个农户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农业税减免对小麦、晚粳稻、油菜种植面积和化肥施用量都有正向影响。洪燕真和冯亮明（2017）通过对木本粮油补贴政策实际效果研究，发现主要种植地区木本粮油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王文信等（2017）基于河北省黄骅的调查研究发现实施与播种面积挂钩的苜蓿种植补贴既能有效增加苜蓿种植面积，又能显著增加经济效益。二是农业补贴保障农产品结构安全。农资综合补贴能够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投入品结构。在减少生产成本的同时增加使农业生产者以相对低的成本和较高的积极性应用先进的农业机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王亚芬等，2017）。三是农业补贴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药补贴、测土配方补贴、有机肥补贴等都会对生产安全农产品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如李世杰等（2013）研究表明农药补贴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在得到农药补贴以后，农户的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增强；高鸣等（2018）研究表明欧盟也是采用补贴奖励与集中管理等手段保障其农产品质量安全。四是农业补贴保证农产品价格安全。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目的之一都是保障农产品市场价格稳定，降低价格风险。

（2）农业补贴对环境的影响。农业补贴对环境影响存在双面性，一方面生产性补贴会造成农户扩大生产面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资料施用量，最终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环境改善补贴又会对农田修复治理、面源污染治理、食品安全保障方面给予支持。但目前前者补贴在逐渐完善和提高，而后者补贴体系仍不完善，执行力度不足，大多是自愿参与行为，不足以保证环境安全和农产品安全。

农业作为准公共物品，外部性较强，对环境污染行为更容易发生。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土壤的污染、对地下水的污染、农产品残留等途径，我国也是世界上农业面源污染非常严重的国家之一（魏后凯，2017）。罗必良、温思美（1996）认为，导致农业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使用权不稳定；二是产权外部性；三是农村大量公有资源和共有资源的存在。由此，导致了市场失灵、政策失灵，或者两者同时失灵。农业发展面源污染的原因主要包括粗放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人口压力、城乡环境管理的二元化、市场失灵与政策失灵。补贴或税收政策工具主要通过调整相对价格，消除由污染损害造成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

（3）农业补贴改善了福利水平。近年来农产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公众对农产品的要求从数量型开始向质量型转变；传统农业已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政府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的缺位和检测标准有待完善；农产品生产-消费市场的不成熟，农产品不具备可追溯；缺少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和危机处理体系。一是增加农户福利水平。周彬（2016）的研究发现农业补贴增加了农民收入，相应地增加了生产者的福利水平。二是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肖国安（2005）认为粮食消费者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中的获利多于粮食生产者。三是补贴方式产生的效应差别化。钟春平等（2013）研究表明农业补贴以收入效应为主，可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而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不明显。罗超平等（2017）通过对13个粮食主产区调查研究发现，农业补贴收入效应对于增加农户福利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而替代效应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说明粮食生产性补贴没能或者很少弥补生产资料的上涨。四是农产品、食品安全对传统农业发展机制的冲击。沈宇丹等（2012）指出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实施对传统农业发展机制的转换效应包括外部性内在化效应、信息协调效应、合约完全化。五是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化实施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短期效应包括各种创新资源向链上聚集、农业生产者分化、契约稳定性改变、中间企业的发育、品种规模和区域集中；长期效应包括农业产业创新核心竞争力形成、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促进农村区域发展和新型城乡关系形成。

（二）政府规制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影响研究

农产品安全状况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政府需要从公共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规制措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对政府规制作用于农产品安全的影响进行研究。一是操作层面视角。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在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全面挑战。二是公共利益理论视角。政府规制对食品安全具有必要性（王芳等，2008）。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安全信息有效传递。王可山（2012）指出深化食品安全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及激励约束机制研究，以准确把握食品安全供给需求的经济利益选择问题，不断推进食品安全的源头治理和全程控制。三是从法规视角。依法规范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经营行为，更有效维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夏英、宋佰生，2001）。四是公共品外部性视角。Dou L等（2015）研究发现，进口市场中受管制农药数量的增加成为中国蔬菜出口的主要障碍，但是文献最后的结果证实了出口国对其贸易的严格监管会对本国出口起到促进作用，因此需要重构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规制。五是生产地环境保护视角。曾寅初和全世文（2013）认为生鲜农产品食品安全必须从流通环节入手，严格监控产地准出环节，与现代流通体系发展相结合。因此，政府规制行为能够促进农产品安全生产与供给。

尽管政府监管能有效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解决“市场失灵”，但同时也存在“监管失灵”。郑风田和胡文静（2005）、李长健和江晓华（2006）、赵学刚（2009）认为分段监管的分权体制是导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制度性因素。特别是监管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现象严重，许多监管工作形同虚设（郑风田、赵阳，2003）。为解决这一问题，以北美为例，他们建立了一个由政府和企业协调配合、共同行动的联合监管系统（Garcia et al.，2007），而欧盟成员国是通过以零售商为主导的竞争性私营部门来监管食品安全生产（Marsden，2018），国内学者也指出政府定位应立足于协调市场准入秩序，理顺管理体制，完善监管手段，完善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手段，建立综合考评奖惩机制，划清权力边界，提高监管效率（陈彦彦，2008；李长健、干静，2011；刘任重，2011；李静、陈永杰，2013）。通过强补贴和强鉴别的政策组合来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杨晓明，2009）。Zhao等（2018）在对江苏、山东和安徽省蔬菜种植户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与政府监管的影响相比，市场激励因素更有效地影响菜农对农药施用的行为。然而，政府监管影响了与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相关的认知水平，即政府监管为市场激励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因此，必须创造政府规制和市场激励的协同效应，以规范菜农对农药施用的行为。

（三）贸易壁垒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影响研究

不考虑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障碍因素外，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安全生产存在促进作用。全球化过程中，贸易壁垒问题日益突出，理论和实践都显示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卫生和治污检疫措施（SPS）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双重影响（张小蒂、李晓钟，2004），且持续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詹晶、叶静，2013），从而促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提升。Chen等（2008）的研究表明食品安全标准的贸易影响远远大于进口关税，进口国实施的食品安全标准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负面显著影响；Asfaw等（2009）对肯尼亚小规模蔬菜生产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为国内市场生产蔬菜的农民使用的农药数量明显低于出口农民，而且出口农民采用标准对农药使用总量没有任何重大影响，但是采用者使用更安全的农药对蔬菜生产收入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更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大幅减少（Yue et al.，2010）。因此，从中长期看，贸易壁垒有助于我国农产品标准体系和监控体系的完善，提升企业规范化生产经营（何安华，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