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苏联时期语言国情学的反思
一、俄罗斯学者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国际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一切引发了人们对事物、现象的重新思考和认识。随着俄罗斯语言学界和对外俄语教学界对语言国情学的反思不断深入，俄罗斯学者们对该学科的一些基本观点、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归纳起来主要如下：
1. 关于语言国情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语言国情学建立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之一是教授俄语与学习当代苏联文化应该同步进行、密不可分。语言国情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使俄语学习者形成对苏联正面的、积极的认识。这一出发点赋予语言国情学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视俄语为宣扬苏联社会的工具，偏离了语言教学的真正目的。
2. 关于语言国情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语言国情学在理论上划清了与国情学（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的界限，认为这两门学科的材料与内容具有同一性，但语言国情学运用的是语文学方法论，而国情学运用的是普通国情学方法论。一些学者认为，将语言国情学和国情学进行硬性划分在对外俄语教学的实际运作中意义不大，而且这会导致把文化仅仅看做是解释语言单位的背景，而不是当做一个体系来看待。在对外俄语教学中，应当坚持语言国情学、国情学、文化学三位一体的原则，因为仅有语言学和语言国情学的知识尚不足以保证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1]。还有学者认为，语言国情学不属于语言教学，因为语言仅仅充当一种工具和手段，占据中心地位和体现最终目的的是国情知识，所以语言国情学不具有语言学的本质[2]。
3. 关于学科概念界限问题
语言国情学学科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方法论的矛盾[3]。泛化和广义的理解使语言国情学教学法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但凡研究语言中的民族文化问题，均可纳入语言国情学的对象范畴。这导致该学科概念界限模糊，研究对象失去了边界，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学科自身内涵不足，却被强行赋予了全兼容的特质。
4. 关于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掌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掌握一种文化。语言国情学创始人早在1983年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思想。遗憾的是，他们对语言自身的文化性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包含某一民族文化现实的语言单位，它的任务是利用文化知识更加完整地揭示词义并为交际活动提供相应的知识储备，传递民族文化及民族生存环境鲜明的民族特征[4]。
5. 关于文化迁移问题
文化迁移既是语言国情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对外俄语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实上，异文化接触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移民在侨居的异国他乡经历文化再接受和第二次社会化过程。其间，他们的社会关系、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都会发生重大变化。第二种是有异文化背景的人（инофон）了解语言对象国文化的过程。其间，他们现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显然，对外俄语教学中的异文化接触属于第二种类型。有学者指出，语言国情学以把外国人改造成俄罗斯人，使其完全接受俄罗斯文化作为教学目的，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现实的[5]。还有学者指出，跨文化、跨语言交往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直接交往、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等[6]。
6. 关于词汇背景义素的归属问题
不少学者对语言国情学的词汇背景义素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就本质而，词汇意义言属于意识的语言层次，而背景知识或词汇背景属于意识的非语言层次，存在于非语言形式中，即逻辑预设和蕴涵关系中，不属于称名单位的义素。语言国情学将背景义素强加给“词汇”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7]。
7. 关于文化现象的关注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语言国情学在对俄罗斯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时过多关注“客观”内容，而对下列“主观”现象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1）俄罗斯民族文化意识中对本民族文化事物、现象的态度；2）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对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态度、理解、认识；3）不同民族认识上的不同在语言中的体现[8]。例如，一位认真读过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的小说《奥勃洛莫夫》（«Обломов»）的外国读者或许对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全面的了解，但他未必清楚，当俄罗斯人形容某人是Обломов时，所指内容为何？是“规矩”“意志薄弱”“敏感”“易受伤害”，还是其他什么特征。而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即便不曾读过这部作品，都清楚地知道，这是指“懒惰”。再如，俄罗斯人、蒙古人和中国人对待同一人物“成吉思汗”的评价、态度各有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因此，存在于民族文化意识中的观点、看法常常与百科性认识有一定的差异，外语教学应该对民族文化意识中的主观认识予以足够的重视。
二、中国学者的思考
我们认为，苏联时期的语言国情学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尚处在起步和初期发展阶段，研究特点表现在：1）基本是在语言层面上，重点研究词义的内部静态结构；2）对词语背后的文化背景知识所做的说明、描写或以历时性为主，或是百科知识性的展示；3）较多地采用了选择性的、片断性的描写方法，如语言国情学式注释；4）以俄语为唯一语料。
上述特点暴露出该学科发展的局限性：1）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尚停留在表层；2）对言语层面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单位与文化的关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3）没有形成整体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此外，该理论的软肋还在于缺乏实际语言材料对比研究的基础。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的主要贡献是对词语文化的研究，探讨语言单位的民族文化语义，但是他们研究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语义”。而语义之所以具有民族文化特征是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而显现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语言国情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开始为中国俄语教学界所了解、接受并得到积极的推广（季元龙，1985；赵爱国，1988等）。在吸收、借鉴苏联语言国情学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做了大量汉俄语言文化实例的对比工作（谭林，1993；王秉钦，1995；赵敏善，1996；丁昕，1998；刘光准、黄苏华1999；杨喜昌，1994；杨仕章，1999；刘佐艳，1999；李向东，1998，1999；姜雅明，1998；杨可，1999；彭文钊，1999；陈曦，2001等），在此基础上丰富了语言国情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学科的一些先天不足。在发展苏联语言国情学理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者中当首推吴国华博士。他在《文化词汇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文化语义学》（军事译文出版社，2000年）中系统探讨了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特点以及受民族文化制约的非理性意义的形式化分析手段；从符号学和称名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生成和引申，基于俄汉两种语言的对比，运用义素分析和功能语义场方法，揭示词汇的文化功能语义类别和民族文化语义类型（如文化同义和文化反义现象）等。
下面，我们就伴随意义的性质、伴随意义与词汇背景的关系、民族文化语义的生成机制等问题阐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伴随意义的性质
关于伴随意义的性质。吴国华指出，按照苏联语言国情学理论对伴随意义的定义，伴随意义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和内容：在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产生的附属义和由语言手段（如词缀构词法等）而产生的附属义。因此，他建议将伴随意义分为文化伴随意义和修辞伴随意义。前者指受民族文化制约（即形式上未表现）的附属义，如，камелия—山茶花—喻指风流女子，грач—白嘴鸭—春天的象征；后者指受语言手段制约（即有形式上的表现）和语言内部关系制约或指为适应不同交际需要而形成的附属义，如судьбина—命运（苦命），отчизна—祖国（故土）[9]。
（二）伴随意义与词汇背景的关系
关于伴随意义与词汇背景的关系。吴国华认为，伴随意义是词汇背景的一部分，一个词的背景因素有可能分解出中性义素和情感评价义素，情感评价义素的总和就是伴随意义。因此，词汇背景大于伴随意义[10]。
（三）民族文化语义的生成机制
关于民族文化语义的生成机制问题。语言对比研究表明，两种语言词汇单位在意义（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等）上有完全对应（等值词）、完全不对应（无等值词）和不完全对应（部分等值词）三种关系。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提出的背景词和伴随意义词属于具有不完全对应关系的部分等值词范畴。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认为，民族文化义素源自词汇概念义素的不等值、词汇背景义素或伴随意义不同。研究表明，语言外因素会导致语言第一级符号系统词汇理据的差异、语言第二级符号系统词义引申的差异、词汇之间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的差异，上述差异都可以决定民族文化语义的生成和发展。
1. 语言第一级符号系统词的理据差异
词义来源于客观现实，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然而，词义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录像，而是客观现实在人们头脑中主观能动的反映。词义是人们思维活动的成果，其中包含着该语言民族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和态度。
语言第一级符号系统词的理据，即词的内部形式，是事物命名的原因或根据。虽然人们最初为事物取名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但这种任意，有许多不过是在事物的诸多特征中任选其一并冠以相应的名称。如俄语词“стол”得名于这一事物高出地面的特征，英语的“window”直译为“风眼”，得名于这一事物眼睛的形状[11]。
语言第一级符号系统词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为同一事物命名时，不同语言因本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差异而取义于不同的特征。例如，俄语词“микроавтобус”（小公共）的命名着眼于形体大小，汉语词“面包车”着眼于外部形状，这反映了词的内部形式的民族文化特征。
2）为事物命名时，面对同一对象，不同语言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以自己的方式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做出程度不同的分割：
其一，分割的精细程度不同，即分割对象组成员数量上有差别。如重视饮食的中国人将烹饪的做法分为“煎”“炒”“炸”“煮”“炖”“煲”“熬”“焖”“烤”“蒸”等；俄语表烹饪的动词主要有“жарить”（炸，煎），“варить”（煮、熬、炖），“тушить”（焖），“печь”（烤），“парить”（蒸）等。
其二，有的语言将对象进行零分割，有的语言把一个整体区分为若干部分，形成一个分割对象组。指称对象整体（即零分割的对象）的词语叫通义词，指称分割对象组里各个部分的词语叫专义词[12]。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
1）部分汉语词为通义词，俄语词为专义词。
“怀疑”——сомневаться（疑惑）、подозревать（认为……有嫌疑）
“教育”——воспитание（品德教育）、просвещение（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образование（知识的系统教育）
2）部分俄语词为通义词，汉语词为专义词。
“дядя”——叔、舅、伯
“рис”——大米、水稻、米饭
“хлеб”——粮食、面包
词汇反映人类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概括。通常，哪个事物在其民族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该事物的概念划分就更为精细。俄汉两种语言都依照自己的传统习惯和现实需要，以各自的独特方式对主、客观世界进行概括、划分，形成了不同的词汇系统，反映了俄、汉民族的思维特点以及不同的“语言世界景观”。
因理据差异产生的不完全对应词语是部分等值词的一部分。外语学习中，当母语词汇指称对象的分割程度不及外语词汇的分割程度时，张冠李戴的情况难免发生。例如：
1）教授的行为是正确的。
Поступок профессора был прав.
汉语的“正确”一词分别对应俄语的“прав\права\правы”（指某人的观点正确）和“правильный”（指行为的正确）两个词，此处应采用“правильный”一词。
2）最终他们没有赢。
Наконец они не выиграли.
汉语的“最终”一词分别对应俄语词“наконец”（多指说话人期待的结果）和词组“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指事情发展的结果），此处应为“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2. 语言第二级符号系统词义引申的差异
词义不仅在生成过程中受社会文化制约，它的演变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实践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入过程。例如：俄语词“заяц”，本义是“兔子”，后来由于人们发现它具有“弱小”和“善于跑跳”的特征，就赋予该词“胆小”和“无票乘客”之义。于是，第一级符号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заяц”一词充当能指，产生新的所指，构成第二级符号系统的符号。
研究分析表明，语言单位民族文化语义的形成同词义引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语言单位本身表达意义的一种“特殊的延申”。词的引申变义反映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审美观、价值观，反映语言使用者对词的所指对象的心理印象。从符号学角度对第二级符号系统进行分析时，自然会涉及该语言民族的文化背景问题。
吴国华从语言的文化功能角度将词义引申分为两大类[13]：
（1）语言内部词义引申（языковой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енос）
语言内部词义引申指受语言内部关系制约的、反映语言本身特点的引申变义类别，如构词引申：читатель朗读的人/读者，тяготение吸引/引力，cлабость弱/弱点，получка收款/发工资，утка鸭/鸭肉，малина马林丛/马林果，масло油彩/油画，cтекло玻璃/玻璃器皿，шелк绸/绸衣服等等。
俄语词的形与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变化了的词义并不见诸于变化了的词形，俄语词汇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意义不断发展、积累，借助引申手段寓新义于旧词，词义愈加丰富、灵活。例如：“конверсия”原来指“兑换”“换算”,现在词义范围延伸，增加了“军转民”的意义；“презентация”原为商业术语“提出（票据）”，现在这个意义淡化，而新义“展示”“展出”得到加强和突出；“фирменный”词义由“商号的”“商行的”扩展为“名牌的”“精品的”[14]。
（2）语言外部词义引申（внеязыковой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енос）
语言外部词义引申指受民族历史、宗教、民俗、日常生活、地理条件制约的、反映该民族对语言单位所指事物的审美、价值观的引申变义类别，如：
медведь熊／俄罗斯男子汉；笨拙的人
лев狮子／兽中之王；社交界名人
ворона乌鸦／马马虎虎的人
кукушка布谷鸟／忧愁的独身女人
журавль鹤／春天的象征
рябина花楸树（果）/ 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少女
хамелеон变色蜥蜴／见风使舵的人
不同语言中，表示同一事物的词汇因语言外部词义引申不同而生成不同的意义。
符号学家巴尔特（Р. Барт）关于神话以及神话的符号系统的观点[15]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语言外部词义引申现象。我们曾对汉语和俄语中常见的动物名词（龙—дракон、蛇—змея、公鸡—петух、熊—медведь、乌龟—черепаха、喜鹊—сорока、兔子—заяц、凤凰—феникс、鹤—журавль、布谷鸟—кукушка、老鼠—мышь、猫—кошка、鹳—аист、鱼—рыба）等进行了对比分析[16]。依据巴尔特的理论，我们发现，俄汉两种语言中的许多动物名词具有三层意义：概念意义、神话意义、定型形象。其中，概念意义即直接参与事物分类的概念义素；神话意义即反映了一个民族特有的认识并在传统民族文化、神话故事、民俗文学中得到体现的意义；定型形象指在神话意义基础上引申形成的、为一定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所认同的象征意义或关于人、物、情景的定型认识。如果说概念意义属于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则神话意义和定型形象属于文化符号系统。
我们以动物名词“龙”/дракон为例，对比分析该词在俄语和汉语中的神话意义和定型形象。
1. дракон在俄语语言文化共同体中的神话意义和定型形象
（1）神话意义：
在俄罗斯民诗和神话里，龙以双翅三头的蛇身怪物Змей Горыныч形象出现，是凶恶和强暴的象征，是邪恶的起源。Змей Горыныч是俄罗斯民诗、神话和魔幻故事中常见的角色，比如壮士歌«Добрыня и Змей»。基督教圣徒乔治Святой Георгий是征服Змей Горыныч的英雄，他被视为真理与善良战胜邪恶的化身。圣乔治屠龙的形象出现在沙俄时期的圣乔治十字勋章上、印章上、钱币上，出现在今天莫斯科的市徽上。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对圣乔治的崇拜源自11世纪的梵蒂冈。所以，俄语语言文化共同体关于龙的神话意义与龙在西方的传说和基督教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2）定型形象：
1）通常指称拥有三头双翅的Змей Горыныч形象。例句：
Даже если у вас есть водительские права и вы приобрели мотоцикл, в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днабраться водительского опыта и ездить очень осторожно. Помните, что вы не Змей Горыныч и у вас только одна голова. （«За рулем», 1999）
即使您有驾照、有摩托车，也得积累驾驶经验、谨慎行驶。请记住，您不是Змей Горыныч，脑袋只有一个。（《汽车驾驶》，1999）
2）用来形容残酷无情的人。例句：
Командир—настоящий дракон. （Кузнецов, «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队长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库兹涅佐夫，《大俄语详解词典》）
此外，俄语中一些包含“дракон”的表达式继承了“残酷”“无情”的意义，如 драконовские меры指残酷的措施。例句：
«Мы не намерены принимать какие-то драконовские меры по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Интернете», — заявил Путин. （Из Интернета）
普京声明：“我们不打算采取严酷的措施限制网络上的行为”。（源自网络）
2. 龙在汉语语言文化共同体中的神话意义和定型形象
（1）神话意义：
龙在汉民族文化中是最具代表性、最受欢迎的神话动物，与天地世间万事万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传说和神话中，龙在天腾云驾雾、下海追波逐浪、在人间呼风唤雨，无比神通。传说里的著名君主黄帝和炎帝都是“龙子”，炎黄子孙自然也就是“龙的传人”。
（2）定型形象：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也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现代汉语中，人们常常把那些志向高洁、行为不俗、能力强、有成就的人称为“龙”，带有“龙”一词的成语很多，几乎都是褒义色彩，诸如“龙腾虎跃”“龙飞凤舞”“望子成龙”等等。
上述对比表明，由于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动物名称“龙”/дракон一词在汉语和俄语中获得不同的神话意义，而神话意义对定型形象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龙在中国文化中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而在俄罗斯文化中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神话意义和定型形象构成动物名词的民族文化义素。
基于俄汉动物名词对比分析，我们获得这样的结论：神话意义是在历时层面上记录着民族文化内涵，而定型形象是在共时层面上承载着民族文化内涵。在俄语和汉语中，除少数动物名词（蛇、公鸡、猫、鱼等）有共同的文化义素外，多数动物名词在神话意义和（或）定型形象方面均有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神话意义和定型形象的动物名词可获得文化符号的功能。
对语言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揭示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特别是隐性的、反映不同民族认知和思维方式特点的民族文化义素。因此，语言对比研究是外语教学的语言学基础。
外语教学实践显示，由于无等值词表达的是某一语言文化共同体特有的现象或事物，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因此，它是民族文化的显性载体，通常会引起外语学习者的注意和重视，学习者在掌握无等值词的同时也对该词的所指对象获得一定的了解。而部分等值词通常是以隐性的形式承载民族文化义素。在外语学习教学过程中，如果没有及时地、适时地给出语言国情学式注释或者提供语言国情学词典的参考，那么，它所隐含的民族文化义素往往会成为学习者的知识“死角”。我们认为，部分等值词最值得关注。这是因为，从两种语言对比角度看，它在所有词汇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仅背景词就在在一个语言的词汇库中占据50%的比例[17]；从语言与文化研究角度看，它反映了两种语言的不同类型特征和蕴涵在语言形式内部的民族文化特点；从外语教学角度看，它是造成词汇语义干扰的主要原因之一[18]。
[1] Гудков Д. Б.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учен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0. C. 27.
[2] Моисеев А. И.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Его сущность и место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общению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 Об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ика,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3.
[3] Прохоров Ю. Е.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ени А. С. Пушкина, 1998. C. 42.
[4] Томахин Г. Д.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лексических американизмов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ис. …д-ра филол. Наук.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ени А. С. Пушкина, 1984. C. 9.
[5] a Гудков Д. Б.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учен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0. C. 26.
[6] Прохоров Ю. 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об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Москва: Филология, 1997. C. 107-115.
[7] Этно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а（отв. ред. Ю.А.Сорокин）.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C. 19-34.
[8] Гудков Д. Б.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учен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0. C. 28.
[9] 吴国华：《文化语义学》，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10] 吴国华：《文化语义学》，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第17—18页。
[11] 吴国华：《文化语义学》，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第17—18页。
[12] 陈曦：《分割对象组中呈现的语言世界图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18页。
[13] 吴国华：《文化词汇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14] Ли Сяндун Языковые различия и их отражение в лексической семантик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в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логии, 2003（2）.
[15] Барт Р. Избр. работы: Семиотика. Поэтика.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1989. C. 72-77.
[16] Ли Сяндун 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зоонимов в русском и китайском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ных сообществах// Вопросы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2009（2）.
[17]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0. C. 51.
[18] Ли Сяндун Языковые различия и их отражение в лексической семантик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в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логии, 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