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中国关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影响的文献综述
2.3.1 中国关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影响的理论研究综述
中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已有20余年，相较于国外100多年的历史，实施时间比较短。世界上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理论始于1946年的斯蒂格勒，而中国相关理论研究起于21世纪初，因此理论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中国有关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的关系在学术界也存在争议，特别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低技能、低收入劳动者群体就业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焦点。下面从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角度来进行相关文献综述。
（1）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抑制就业
部分学者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对中国的就业水平有抑制作用，即降低就业水平，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就业。他们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增加企业人工成本压力，削弱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从而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社会的就业量，进而加剧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蔡昉、都阳（2005）认为，在中国要谨慎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因为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中国中低层次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相反，欧美国家劳动力短缺，资本相对丰富。因此，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果会存在差别。中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他们还认为，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会导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偏高，最低工资制度偏向保护城镇就业者且只对城市的正规部门起作用。(65)经济学家张五常（2006）认为，最低工资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低技能工人的就业。他明确反对实施最低工资制度，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容易导致低技能工人的失业，从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受雇佣的低技能工人，其工资和福利会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降低，工人实际挣不到最低工资。(66)但实践证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王一江（2006）认为，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会使企业减少主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需求，使主流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向非主流劳动力市场流动，从而增加非主流市场上的劳动供给，降低其均衡工资。最低工资制度本来是对非主流劳动力市场进行过强保护，结果反而造成了对非主流劳动力市场的损害。(67)薛兆丰（2006）认为，决定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工资法不可取。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规制不完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恶果就是低薪工人失业。(68)孔善广（2006）也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会造成一部分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减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使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只能迫使雇主雇佣高技能的劳动者来代替低技能的劳动者。(69)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李忠表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绝大多数企业不会造成大的影响，但是对于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职工基本工资的中小企业确实会产生一些影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马双（2014）认为，最低工资制度是各国政府管制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如美国的《公平劳动标准法》、中国的《最低工资规定》都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最低收益，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也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增加社会失业。最低工资标准还可能使最需要保护的劳动者反而失去工作，从而损害低技术工人的经济利益。(70)
（2）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不会减少就业或促进就业
部分学者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可以弥补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缺陷，还能加强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保障和对发展成果的分享，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和增加需求。支持者还认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偏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未必会导致失业扩大，反而能促进就业。
顾则徐（2005）认为，工作机会增加关键在于对健康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而不是靠压低工人工资来实现。相反，低工资政策会使部分企业失去技术更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降低企业竞争力，对劳动力市场发展也有阻碍作用，从而减少工作机会。他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会降低中国目前的就业水平，工作机会的减少与一定程度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不存在必然联系。(71)夏小林（2005）认为，中国城市大量低收入的劳动者群体，包括农民工，雇主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往往低于当地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有时还不给他们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快城市化进程。(72)杨涛（2006）认为，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制度的优化和福利的改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不会造成失业。(73)李琪（2006）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特殊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和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工资水平提高有利于扩大内需。中国需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74)张丽宾（2006）认为，最低工资制度更多的是一种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促进中国就业质量的提高，基本上不会使就业水平降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那些依靠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标准来维持经营而支付能力差的企业，最终会被市场淘汰。(75)孙书青（2006）研究认为，合理范围内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负效应，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76)崔宇（2006）认为，二元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工会制度性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必定会低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均衡工资”。通过强制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产生“倒逼”效果，使中国实际均衡工资水平更接近完全竞争的均衡状态水平。只有在“无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失业效应才成立。(77)魏章进、韩兆洲（2006）认为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会使就业降低。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合理决定了其对社会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研究国外最低工资制度得出的结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侯风云（2014）认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基本政策既说明了政府想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也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不涨工资的话，可能工人就不会来了。增幅下降说明政策也考虑到目前经济形势下行，要给企业降低一点成本。如果成本过高，企业不能支撑，最终影响的还是就业。但他觉得应该通过降低社保费率、税费等来减轻企业的负担，这样企业才会有更多的空间给劳动者涨工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2015）表示，要逐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及时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合理调整。在大力为企业减税、减负的同时，为企业涨工资提供空间和动力。(78)
（3）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就业效应不确定
姚先国、王光新（2008）从理论上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在理论上说结果不是唯一的，其结果取决于某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状况：处于竞争状态还是垄断状态，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实践中，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结果会因为复杂多样的客观条件变得难以确定。他们还认为，对最低工资标准的研究重点在于标准是否合理，制度能否有效执行。(79)丁守海（2008）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是复杂的。在理论分析中要加强考察劳动供给因素，把它作为微观因素纳入模型中，在构建理论模型时突出中国二元结构和二元市场的影响。同时，为了更接近中国的现实，要注重农民工在二元结构下劳动供给行为的特殊性。(80)马晓波（2010）对中国劳动力异质性及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使最低工资标准未覆盖部门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增多，而最低工资标准覆盖部门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增加，但总体就业效应不明确。(81)刘玉成（2015）就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内在影响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是模糊的、非一致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结构影响和微观影响上。(82)
从以上文献中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具有不一致性，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变得更为复杂，需要结合实际，加强微观调查和实证研究才能得到具体的结果。
2.3.2 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综述
目前，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得到了普遍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速度较快，有关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就业效应实证研究的文献不断增加。下面主要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产生不同的就业效应结果的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综述。
（1）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
中国的一些实证研究提供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就业的证据。李晓芳（2006）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得出，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有促进作用。(83)张凌（2006）运用全国25省数据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和青少年就业的关系，结果发现在GDP水平高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影响无明显的规律性变化；GDP水平低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有正面影响；GDP处于中间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有负效应。(84)罗小兰（2007）研究发现，在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上海地区农民工就业有促进作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就业量增加0.377%。(85)袁乐平、李龚飞（2007）利用劳动力供求模型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不仅能增加就业者的收入，还能降低失业率。中国应坚持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加强对该制度的宣传力度和监管力度。(86)安宁宁（2007）以深圳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得到的结果是：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使劳动力供给增加，且不会对就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议政府适度提高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87)王梅（2008）通过建立基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最低工资标准扩展模型，并以深圳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总就业增加，就业质量没有受到影响，还加大了劳动力的转移。(88)石娟（2009）运用1996—2006年的面板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27个省和直辖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短期内对就业有较小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就业不会产生影响。(89)汪贵浦、麻晔（2009）基于上海市1994—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最低工资标准和城镇失业率的计量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变量系数为0.039，即从长期来看，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失业产生的影响不显著。(90)罗燕、韩冰（2013）利用2004—2011年面板数据对广东省21个城市进行实证研究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广东省就业水平显著提高1.86%，即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广东省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91)孙中伟、舒玢玢（2011）结合珠三角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但最低工资标准所带来的工资增长效应是农民工通过大量的加班补偿实现的。(92)刘苓玲、黄钢（2015）通过构建由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决定的劳动力就业函数，利用中国2004—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得知现阶段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使城镇劳动力就业水平显著提高。(93)
（2）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有损害
中国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影响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者就业有损害的结论。陈然（2007）运用两部门模型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与农民工就业和市场效率的关系，得知从长期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使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还缩小了城乡差距；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短期内会减少农民工就业。(94)权衡、李凌（2011）通过对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适度提高可以适当缓解劳资关系，但是一味提高则对劳动者就业有损害。(95)贾朋、张世伟（2012）运用回归调整的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青年和低技能中年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低技能中年女性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低技能男性和青年女性就业无显著影响。最低工资标准涨幅越大，对低技能女性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96)王光新、姚先国（2014）利用中国2000—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各单位的非正式职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析了最低工资制度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每提高10%，非正式职工就业量在社会总就业中的比重约下降2.3%，表明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非正式职工的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97)戴小勇、成力为（2014）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业企业就业总量影响不明显，但对结构性就业影响显著。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造成了平均工资水平较低的员工就业数量显著减少，且对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产业的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98)兰岚、金喜在和李盛基（2015）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分析得出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总体就业效应为负，但因地区发达程度不同，就业负效应显著性也不同。(99)
（3）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影响结果不确定
罗小兰（2007）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验证了中国农民工的就业效应，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不同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就业效应存在差异。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东部和西部农民工就业有正面影响，对中部农民工就业有负面影响；建筑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为负，制造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为正。(100)丁守海（2010）基于广东、福建两省439家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水平及其外部监管环境决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监管环境强化程度越大，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冲击就越大。(101)吴游（2014）运用差分GMM方法，利用1998—2012年中国26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显著为负，而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可以被经济增长抵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就业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农业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对建筑业就业没有显著影响。(102)张运婷（2011）构建了就业—最低工资模型，选取1996—2009年的截面数据，采用截面数据加权的固定效应方法，就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全国、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103)其结论是：①从长期来看，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就业；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东部地区就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不显著；③建筑业企业会因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减少用人数量，而工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因最低工资制度落实较差从长期来看却能促进其就业；④其他单位最低工资标准长期就业正效应比国有企业更明显，但私营企业和个体单位的长期就业效应不显著；⑤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减少教育水平低的就业者比例，这就意味着企业会选择用技能水平高的人代替技能水平低的人。张璐、徐雷（2014）指出，中国现阶段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促进了城镇劳动力就业，但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就业效应为正，中西部地区则相反。(104)杨翠迎、王国洪（2015）运用2008—2012年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发现，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和就业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最低工资标准抑制了中国的就业。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中部地区的就业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相对较小，西部地区就业总效应为负。(105)田贵贤（2015）运用中国30个省份建筑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建筑业方面的就业有正面影响。这种就业正效应部分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他还指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呈“U”形曲线。在该阈值之前，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减少就业；超过该阈值，就业将随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而增加。目前，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就业，同时改进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06)鲍春雷（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并未对就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对部分低收入行业的工资和就业影响明显。(107)
中国在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研究样本不断扩大，实证研究日益规范；但从多方视角，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综合研究不同条件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就业影响的成果相对缺乏。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在理论方面对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进行拓展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进一步完善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在实践中确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促进最低工资标准和就业协调发展，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2.3.3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其他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1）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收入差别的影响
马欣欣、李实（2014）研究了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以来对性别工资差距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1995—2007年，女性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高于男性；最低工资的高标准地区性别工资差距最大，在中等标准地区最小；最低工资制度的长期实施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异，但在较短时期内效果不明显。(108)权衡、李凌（2011）通过对上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109)王第海（2011）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了最低工资制度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改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和缩小收入差距；实行地区差别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向内地转移，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最低工资制度长期实施可能会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提升。(110)
（2）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工资福利的影响
马双等（2011）利用规模以上企业1998—2007年的报表数据，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增加0.4%~0.5%，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增加。政府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111)贾朋、张世伟（2013）依据1997—2009年9个省份个体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以工资水平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男性工资的溢出效应是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对女性工资的溢出效应为最低工资标准的1.25倍。溢出效应随着相对工资区间的升高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最低工资执行力度越大，溢出效应越明显。因此，政府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加大其执行和监管力度，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和抑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112)鲍春雷（2015）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平均工资上涨带动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并未造成社会平均工资显著上涨。(113)章惠琴（2013）指出，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影响社会整体福利。防止中国部分劳动者收入过低，是中国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目的。而在现阶段，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普涨被赋予了多重目标，如拉动内需、缩小收入差距、促进产业升级等。目标的多重性往往会导致最低工资制度的无效性。如果将最低工资标准定得过高，超过企业的承受力，则最低工资制度将形同虚设。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还应考虑企业对人工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114)研究发现，在中国平均工资水平越接近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其平均工资受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影响的程度越大。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将分别增加0.61%和0.28%。(115)可见，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平均工资增加相对明显。
综观以上研究文献，关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影响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的。在不同条件下，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结果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来自计量工具和模型的内生性、序列相关、无效的工具变量、样本数据的缺陷及数据遗漏研究，还取决于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经济单位及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具体情况。因此，分地域、分行业、分经济单位类型及分劳动者群体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本书将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从以上角度来具体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对其进行深化和拓展研究，得到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各地政府部门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提供指导，进一步促进最低工资标准和就业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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