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分配层面的阶级利益和谐论

对于分配问题，19世纪中前期的美国学派的理论家从现实情况出发，大多认为尖锐的阶级对立在北美大陆并不存在或尚未出现，雷蒙德和菲利普斯等人更是对美国民主党宣扬阶级对立的杰克逊主义者（the Jacksonians）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将其观点视为对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妖魔化。[1]亨利·凯里在对之前学者的观点进行系统的总结后，以再生产成本的价值理论为基础，通过探究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分配国民收入的长期趋势，对当时欧洲主流经济理论的两大支柱，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资本家、工人和地主的利益是完全调和的，他们都从促进资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每种方法中获得好处，而导致相反效果的每种方法则使他们深受其害”[2]，这就是作为整个美国学派分配问题研究结论的阶级利益和谐论。该理论虽然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具有明显的庸俗色彩，但也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关，成为美国学派特有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重要结论。

一、工资的来源及其变化趋势

对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问题，亨利·凯里等学者在分析形式上基本沿用了主流经济学的工资基金理论。他们指出，在扣除了需缴纳的各种租金后，商品总量中的剩余部分归资本家支配，资本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在其中划定一部分基金用以支付其报酬，这就是工人的工资；从长期来看，工资水平由资本中包含的工资基金数额与人口的发展状况共同决定，“当资本积累快于人口增长时，产量相对于人口的比例提高，则工资上升；当人口增长快于资本积累时，相反的趋势出现从而导致工资降低”[3]。到这里，他们的理论似乎与主流经济学说并无任何不同，工人仅能得到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水平也似乎是其合理的结论。然而，通过重新分析工资基金的合理比例以及人口增长的历史趋势，美国学派彻底推翻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上述结论，为工人收入在长期过程中不断增加提供了证明。

（1）劳动力需求的竞争。为说明工资基金占资本总额的合理比例，亨利·凯里比较了劳动力需求的竞争与劳动力供给的竞争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他认为，劳动力是工人通过消费生活资料产生的可用于工作的能量，是工人希望出售的商品，被创造出来后必须得到及时的开发和利用才能发挥其效用。[4]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若各种生产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展开竞争，则工人就有能力在资本总额中争取更高的工资基金比例，从而获得等于甚至高于其劳动力再生产价值的补偿，他们也可因此获得从事生产的自由；若社会就业机会有限甚至存在庞大的失业人口，那么工人便只能相互间展开劳动力供给的竞争，这时决定工资基金比例的权力被资本家牢牢控制在手中，工人只能得到低于其再生产价值的补偿，也必然陷入低效、贫困、被剥削甚至被奴役的状态。在一个经济合理发展的社会中，劳动分工与协作使得各种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不同的生产和不同的工序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网络状态，生产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及时、开发越充分，后者便可越充分地发挥其生产效用。亨利·凯里由此指出，随着劳动质量及其效用的不断提高，在经济循环顺畅进行、社会财富加速积累的同时，工人也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工资基金，这是所有成功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和必然趋势。[5]

（2）人口的真实发展规律。在探究影响工资水平的人口发展因素时，雷蒙德、埃弗雷特、菲利普斯等美国学派理论家都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进行过批判。他们的研究成果被亨利·凯里梳理和总结后，可被归纳为四大命题。[6]

第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符合真实的自然规律，人口问题的出现由人类自身的原因所造成，而非造物主的设计错误。在美国学派看来，人口的变动趋势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差异极大，生育速度也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但马尔萨斯却忽略了政治、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只将人口水平与特定地区单一品种的粮食价格和数量联系起来，但又没有选择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数据。马尔萨斯曾提出，自然界并没有为人口发展准备足够的资源，对此亨利·凯里予以坚决驳斥：“难道造物主只有修建好谷仓，并用粮食将其充满，才叫‘准备好’吗？”[7]自然界已经为人类提供了一切所需的物质资料和能量资源，并赋予了人们开发和利用它们的体力和智力，“真正没有做好准备的其实是人类自身”，只有实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才能有效解决现实中资源短缺的矛盾。马尔萨斯曾将历史中人口增长放缓现象归因于物质条件的短缺，并指出正是造物主设计了这种短缺，而且其后果必然以“痛苦和邪恶”为手段来实现。亨利·凯里指出这种论调混淆了事实的因果关系，人口增长停滞确由生存条件的限制导致，但这种限制却实际上来源于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界资源时能力的低下，“痛苦和邪恶”的出现同样也根源于后者，因此，是人类自身而非造物主的缺陷导致了悲剧的发生。[8]

第二，马尔萨斯提出其人口理论的目的在于为英国的剥削阶级和殖民体系提供服务。他将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和殖民地被不断掠夺归因于造物主的错误，并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美国学派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观点在本质上是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劳苦大众和殖民地的惨状其实是英国社会上层阶级没有承担其本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所造成的恶果——其将本国工人的乞丐化认定为不知“节欲”、人口过剩的后果，然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分配的严重不公才是真实原因；其将爱尔兰和印度人民的生活赤贫和道德沦丧认定为造物主对他们的惩罚，然而英国对殖民地的贸易政策才是这一切的元凶。[9]成功国家“真正的人”致力于不断提高生产多样化和社会联合程度，对生活富足和道德高尚的追求使其有意识地减少生育，防止人口过剩；走上相反方向的国家则必然走向生产单一和社会停滞，正是英国政治经济理论以及与此有关的政策才使人口过剩成为必然。[10]

第三，人口密度的增加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亨利·凯里在吸收埃弗雷特等人的观点后指出，单纯在人口水平与自然界能够提供的物质资料之间建立联系，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单位面积土地上人口数量的增加将使社会联合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断发展，由此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必然彻底改变自然资源能够提供的承载能力。“在广袤的北美大平原，其单位面积曾经只能维持几百头野牛的基本生存；当人类游牧至此时，牲畜的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牧民能够获得的物质资料却依然十分有限；到了今天，荒地经开垦和灌溉变为农田，磨坊、炼铁铺和纺织作坊的风车、水车或烟囱纷纷竖立起来，几万人能够在这里生活得富裕安逸。”[11]与马尔萨斯将报酬递减作为人类生产的必然宿命不同，他们强调人口密度的增加是实现社会联合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将不断改进其土壤利用方式，并利用工业技术开垦更肥沃的土地，人口将更合理和经济地利用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与后者的增长形成和谐的比例。报酬递增的光芒照耀着人类发展的道路，人口与资源之间暂时的矛盾必将得到彻底解决。

第四，人类生育速度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人口发展将逐渐与自然界的运行趋于和谐。这一命题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理论家在接受了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后提出的。[12]他们借鉴当时生理学的有关成果，指出各种功能性器官在争夺有机整体的生命力时存在某种相互对抗的关系，因此特定物种的生育速度与其进化水平成反比。这种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人是整个生物进化过程中最为高等的动物，具有极为特殊的生命特征，如结构高度复杂、心智发展完善、具有多样性和责任感等，人体中控制理智与情绪的结构（神经系统）可以对控制性冲动和生育的结构（生殖系统）实现有效的控制。因此从长期来看，人类与其他生物相比必然具有最低的增长速度，同时，社会文明的进步又将进一步促使其繁殖速度不断下降。[13]

通过证明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工资基金的比例上升而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美国学派得出了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的结论。其分析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科学的性质，但也包含了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或者说是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为特定对象的。自然资源的丰裕和劳动要素的短缺是该国在相当长时期内最为显著的禀赋特征，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受到剥削阶级或自然资源的严格限制，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14]，这正是他们得出上述观点的重要依据。

二、利润的由来及其与工资的和谐关系

（1）利润的由来。与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美国学派认为资本从国民收入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15]其将对资本的认识建立在再生产成本决定价值的学说基础上，因此充满自信地指出“资本之所以得到报酬，是因为它被投入生产并提高了工人的劳动效率，因此其所有者有权获得一定比例的劳动成果……资本确实是对过去进行的体力或脑力劳动的成果的积累，但它们属于资本家，因为工人已经因从事相关生产而得到了支付”[16]。对于利润的实际由来，美国学派提出过多种解释，例如它是资本家在生产上花费时间的报酬、资本家因节欲而获得的补偿，或者资本因使工人摆脱了手工劳动、节省了劳动力而得到的报酬等。其中，亨利·凯里曾将利润看做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写道：“这些行为的结果虽然被规定为获得利润，但这种额外的奖励来源于承受风险、使用技能或者耗费时间，因此它应当也被归入工资这个术语之内”[17]。此外，亨利·凯里也曾提到一般利润率的概念，并将其表述为“除非人们按照这个比例获得正常的工资水平和利润水平，否则没有人愿意生产任何商品”[18]，但他并未对这一利润率水平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只是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使其不断下降。

（2）利润和工资的和谐关系。作为美国学派研究分配问题的代表，亨利·凯里分析工资和资本在产品分配中所占比例的变化趋势时，利用了一个假想的案例来对此进行说明。这个案例为资本家向工人出借作为资本的斧头，并在劳动成果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作为报酬；在生产工具改进和产品数量增加的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分配比例表现出了明显的规律性（见表3—1）。根据这一案例，亨利·凯里得出了结论：由于以工具改进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力发展，质量逐渐提高的劳动可以在对单位商品的分配中保持一个不断提高的比例，因此工人对生产成果的分配无论从比例来看还是从绝对数量来看都会增加，而资本家虽然从单位商品中所获得的比例在降低，但其获得的商品的绝对数量仍会不断增加。因此，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协调的，双方都可以从资本积累过程中获得好处。

亨利·凯里认为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原有生产工具的价值用其再生产成本衡量将不断降低，因而它能够占有的利润的比例快速下降；生产工具的改进带来了生产成果几何级数式的增长，这正是一切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带来的报酬递增效果；工人能够使用不断改进的工具并发挥其最大效用，说明工人自身的生产技能和工作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工人手里的资料多起来，使自己逐渐成为资本家”[19]：上述三方面共同形成了利润和工资的和谐关系。亨利·凯里将其观点进一步普遍化，指出包括租用住房或车间的租金、借贷货币的利息以及租用工业机械的费用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利润在长期都呈现出下降趋势。[20]他充满自信地写道：“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就是如此。在科学所发现的一切规律中，它可能是最美妙的，因为它正是使人类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现实的和真正的利益达到充分和谐的基础。其次，它证实了下述事实：不论少数人加在多数人身上的压迫是多么厉害，不论单凭占有的力量所产生的积累是多么巨大，不论在人们中间存在着多么惊人的差别，所有这一切，对于建立在这个规律面前的普遍的和彻底的均衡，和对于使社会状况达到进一步的平等，都是必要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样一种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制度力图建立高度的联合和发展个性的力量，因而力图维护和平，即安宁，并从国内和国外增加财富和人口。”[21]

（3）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对上述论断做出如下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价值包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c+v+m）。亨利·凯里的利益和谐论默认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即承认工人耗费了劳动量v+m，但只得到了以工资形式存在的v。但他并没有从正面说明这一问题，而是提出在生产力提高的条件下，一方面，从单位商品价值量来看，再生产成本下降也就意味着c和v都在减少，而c的变动又造成了m的减少；另一方面，从商品价值各组成部分的比例来看，补偿资本损耗的c比数量减少但质量提高的劳动力v下降的速度更快，因此产品分配时c的比例下降而v的比例提高，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m相对于v的比例也会逐渐下降。与此同时，商品生产数量的增加充分弥补了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下降，工人获得了分配比例和数量的双重提高，资本家虽然比例下降，但数量也得到了提高。亨利·凯里由此说明了即使剩余价值存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使其逐渐减少，劳资之间的利益和谐关系会逐渐建立并完善。针对亨利·凯里上述思想中的庸俗成分，马克思曾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凯里先生推论说，由于再生产同一资本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工人用过去工作日的一半，就能买到，获得这台机器。凯里先生有点混淆不清，他把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看成对工人有好处，其实整个事情正好相反，工人在整个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的时间更少，为资本劳动的时间更多，因此，对工人来说，资本的客观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按一定比例迅速地增长了……凯里先生认为工人似乎是购买或租借机器，一句话，他把工人变成了资本家。而且，工人所以会获得这种支配资本的更大权力，是因为再生产一定量资本所需的必要劳动减少了，也就是说，有酬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同利润相比下降了。在美国，只要那里的工人自己还能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他就能有相当积累而成为例如农场主等等（不过这种情况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如果在美国某个地方，雇佣劳动还能很快地有所成就，这是由于在资本的基础上再生产了以前的生产方式和所有权方式（例如，独立农民的生产方式和所有权方式）。一句话，凯里先生把工作日看成属于工人的工作日……重视和谐的凯里先生自己也认为，在利润率下降时利润量会增加，因为同所使用的活劳动相比资本越来越多了，可见，对工人来说，要占有必要数额的资本，即在新的生产阶段上在生产中使用劳动所需的最低限额的资本，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再生产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所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是，为了使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需要有较大量的资本。生产力的增长表现为：同预付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相比，由活劳动构成的那部分资本……不断减少”[22]。通过上述文字，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亨利·凯里的理论中存在的缺陷。他的观点可概括为，工人是在资本的支配下进行劳动的，其生产力的提高只能使必要劳动时间减少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这不仅没有降低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反而使其大大提高，资本对工人的控制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工人的工作时间是属于资本而非他自己的，工人通过自身的积累转变为资本家的愿望只能是一个梦想，因为生产力发展在本质上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直接导致工人占有劳动和资本的能力越来越小。在这里，马克思正确地发现了亨利·凯里的思想产生的客观环境，即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尚未成熟时表现出的特殊情况，但他明确指出这并不能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否则，“古典经济学一再谈论的以及李嘉图以科学的无情态度着重强调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对立，对抗，这样一来就被冲淡了，变成了无忧无虑的和谐”[23]。

其次，马克思指出，只有使用剩余价值率而非利润率，才能说明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利润率的计算方法为m/（c+v），而剩余价值率的计算方法则为m/v，因此在亨利·凯里的案例中，“这样低的比率是会使凯里先生及其他调和论者感动的”[24]，然而，工人阶级实际遭受的剥削却要比它严重得多。“资本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25]。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不变资本c通过将更加先进的机器设备投入生产等形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其在商品价值中占据了更高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以更快的速度降低，然而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却并不会降低，反而会明显提高，因为在其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同时，不变资本的增加也并非来自资本家的节俭或者“节欲”，而是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被不断物化到不变资本当中去。然而，这一切却被利润率下降的表象所掩盖了。

最后，针对亨利·凯里曾提出的货币利息率随着资本的发展必然不断下降的论断，马克思也进行了批判。他敏锐地发现，亨利·凯里是通过对比美国建国之前与19世纪中叶的利息差异，以及英国与印度的差异才得出上述结论的。马克思指出，在建国之前的美国和处于殖民地状态的印度，其货币利息是以高利贷资本为基础的，后者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的，当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他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时，他会作为生产者同贷款人的资本发生关系，这种资本作为高利贷资本和他相对立。因此，“拿这个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非常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凯里作这种荒谬的比较，是为了要说明，资本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利息率的下降，对劳动者是多么有利”[26]。通过上述批判，马克思证明了货币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也不存在利益和谐关系，从而进一步对亨利·凯里的阶级利益和谐论进行了驳斥。

三、地租的本质及其变动趋势

虽然第一代美国学派的学者曾分别从地租的概念、本质、原因和趋势等角度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但亨利·凯里1848年出版的著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以前的观点。这本书代表着亨利·凯里学说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彻底决裂，而其地租理论正是这一决裂最为明显的标志。[27]虽然马克思和熊彼特等学者曾正确地指出，亨利·凯里的分析并未触及李嘉图地租学说的真正本质，没有对后者实现彻底的颠覆，但我们也应看到，亨利·凯里的批判是建立在美国的真实情况与资产阶级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的，因而迅速被美国学派其他学者所吸收，用以实现其理论与现实目的。

（1）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后发国工业化的巨大威胁。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政治经济学代表了走向成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声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其获得了自信，因而并不讳言社会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李嘉图提出了地租理论。他将地租定义为“为使用土地的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28]，并指出随着资本的积累，人口增长将迫使肥力越来越差的土地被开发和耕种；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报酬递减规律为占有较好土地的地主不断提高其地租收入创造了机会，而这种机会完全来源于其优先占有土地的垄断权。在这种结构下，一旦人口增加，食品需求增加，劣等地被投入耕种就将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地租增加的同时工资也被迫提高，而后者又必然导致利润的下降。于是，社会上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各种财富都将被地主阶级以地租形式所攫取，资本逐渐减少，工资仅能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经济增长将陷于长期停滞。[29]李嘉图通过上述论断，从地租与工资、利润的对立中揭示出地主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尖锐对立。此外，他的学说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推论，即国际范围的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信条。在他看来，英国的人口增长若使本国的劣等土地被投入耕种，则只能造成地主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剥夺，并最终扼杀经济发展的机会；但如果在别国开垦肥沃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则不仅能够使英国避免前述的经济困境，而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专业化生产和自由贸易的格局。[30]因此他认为，自由贸易将创造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这对于各国和各产业的经济主体都具有合理性并有利可图。

李嘉图的学说最早打开了从理论上支持阶级冲突和殖民贸易的“潘多拉魔盒”，但其母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因此受到严重阻碍。然而，同时期美国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面对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发展阻力，阶级冲突和国际自由贸易便成为其不可承受之重。

（2）亨利·凯里的地租学说。作为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美国学派发现了上述理论的巨大隐患，亨利·凯里曾写道：“李嘉图的理论体系是仇恨的体系，总是要在各个阶层和各个民族之间挑起战争”，“以这种方式所鼓吹的社会科学，可以被公正地称为‘绝望的、毁灭一切的科学’”[31]。因此，他试图重建地租理论以避免上述学说对美国发展的不良影响，其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土地是一种资本。美国学派普遍认为，土地与其他各类工具、设备和厂房一样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并不具有某种“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在生产时能够发挥多少效用完全取决于人类在开垦、灌溉、保养和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投入的劳动，以及这些劳动物化在土地中所能开发和控制的来自自然界的生产能力。[32]从美国当时的情况出发，亨利·凯里提出只有两个阶级参与了利用土地的农业生产，即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后者对土地资本拥有所有权，因而也可被称为土地资本家。他反对地租来源于土地稀缺或垄断占有的观点，认为它在本质上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利润，是土地资本家将其资本投入生产，从而向工人索取的一定比例的农产品，由于资本家拥有的真正资本是物化在土地中的人类劳动，因此地租的比例由重建这些资本所需花费的价值即再生产成本来决定。[33]

其次，同一块土地的资本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下降，因此地租在比例上趋于降低，但在数量上趋于增加。在阐述地租的变动趋势时，亨利·凯里沿用了分析利润变化时的逻辑，他指出，由于物化劳动所产生的资本得到了不断积累，因此土地在土壤肥力和交通条件等方面实现了连续的改善；然而“每一次改善都可以使生产变得更加省力”，这就意味着土地资本的再生产成本将不断下降；由于土地所有者能够占有的农产品的比例是由其资本的价值来决定的，因此地租的比例将不断降低。然而与此同时，运用工业技术可以促进土壤肥力得到不断的提升，先进的运输工具和设施也可以有效减少各种不必要的生产力损耗，因此农业生产从历史的长期趋势来看必然遵循报酬递增的规律，地租虽然在比例上不断下降，但却在绝对数量上不断增加，工人获得的劳动成果则在比例和数量两个方面都呈现出上升趋势。[34]

最后，人类对土地的开垦是按照从劣等地到优等地的顺序进行的。李嘉图为说明土地的收益递减，曾指出人类对土地的耕种顺序是从优等地到劣等地，然而，亨利·凯里通过对美国各州，拉丁美洲、欧洲、亚洲的多个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发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指出相反的趋势才具有普遍性。[35]在他看来，“富饶的土地往往有无法清理的树林、无法排干的沼泽，那里瘴气弥漫、疫病肆虐，各种动植物会不断侵入刚刚清理干净的小块土地；因此，人类的农业生产往往开始于山坡或荒漠边缘等贫瘠的土地”[36]。只有人口密度的上升和社会联合的增强产生了日益完善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协作，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后，人类开发和控制自然界物质与能量的能力才能逐渐提高，才有能力向更加富饶的土地不断进军，从而获得递增的生产成果。

从上述论断我们不难发现，亨利·凯里为证明地主阶级与其他阶级并不存在利益冲突，一方面将土地视为资本，将地租视为利润，从而指出地租的变动与利润的变动有相同的趋势；另一方面从两个角度证明了土地生产同样符合报酬递增规律——同一块土地因物化劳动的不断积累而产生了时间角度的报酬递增，人类从劣至优的土地开发顺序则产生了空间角度的报酬递增。[37]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土地资本的价值不断下降，地租的比例逐渐降低；随着农业生产的报酬递增，地租不断增加，因而地主阶级获得报酬并不与其他阶级存在利益矛盾，整个社会的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处于利益和谐的状态，这就是美国学派的分配理论的最终结论。

（3）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针对上述理论中的庸俗成分和肤浅成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亨利·凯里并没有研究地租的本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绝对地租的产生源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其形成的条件在于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级差地租也来源于土地所有权垄断本身，其产生的条件则在于土地的肥力和位置不同，以及个别资本对土地的有利生产条件的经营垄断。李嘉图不能理解上述规律，因此他把级差地租的形成条件当做地租产生的原因，不仅没有说明绝对地租的存在，而且还错误地把地租同从优至劣的土地开垦顺序相联系。然而，“另外一些人（例如凯里）想绕过这个困难，他们干脆用另一种方式否认这个困难的存在。据说，地租只是以前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所以，地租也只是利润的一种形式。因此，这里，地租的存在被否定了，从而地租实际上就被解释掉了”[38]。亨利·凯里将地租归结为利润的一种形式，又将利润归结为工资的一种形式，他“充其量只是用‘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的空话代替‘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39]，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现实。

其次，土地开垦顺序与地租变动趋势并无必然的联系。对于李嘉图和亨利·凯里在土地开垦顺序问题上的争论，马克思曾经写道：“毫无疑问，殖民者自然不会去选择最贫瘠的土地，而是选择最肥沃的土地，就是说，对他们所支配的耕作手段来说是最肥沃的土地。……美洲西部等地区的土地可以说要多么肥沃就有多么肥沃，但是移民自然地定居在……东临大西洋的地区。如果说他们选择最肥沃的土地的话，他们只是选择这个地区的最肥沃的土地。这并不妨碍他们后来当人口增加、资本形成、交通工具发达和城市兴建使他们能够到较远地区利用比较肥沃的土地的时候，去耕种西部比较肥沃的土地。”[40]马克思由此敏锐地指出，两人的争论其实并不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李嘉图的观点说明了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发生的情况，而亨利·凯里则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人们开垦新土地的影响；由于“实际上肥沃程度不同的各种土地是同时被耕种的”[41]，因此他们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级差地租只与土地的肥力和位置存在差别有关，因此无论耕种顺序如何，无论报酬递增在农业中是否出现，只要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使得工人更加依附于资本和土地，其受到剥削的程度就必将不断提高。

此外，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成熟后才能真正展现，而美国学派所阐述的地租理论只是反映了美国当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情况。至于亨利·凯里将土地作为资本，认为随着生产发展，农业工人的所有权地位将不断提高，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将不断增加，马克思无意对其中的庸俗或辩护成分再进行更多的分析，因为他已在批判亨利·凯里的资本分配观时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驳斥。熊彼特也曾对此写道，“他[凯里]不是简单地说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实际——社会的和政治的——含义不适用于一个新国家，而是笨拙地去证明这个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42]。的确，亨利·凯里的上述理论确实是主要针对北美大陆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该地区丰裕的土地资源和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农业对其学说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通过强调以人口密集、技术投入和内部循环为特点的合理的农业发展并不会在本国造成阶级利益对抗的局面，美国学派利用这种地租学说成功地挫败了其政敌在加快西进速度、扩张奴隶生产、实行自由贸易和限制工业发展等方面的主张，从而在理论上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机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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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87.

[2]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Philadelphia:Carey& Lea，1837，pp.338—339.

[3] Henry C.Carey，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Philadelphia:Carey，Lea& Blanchard，1835，p.80.

[4] See Henry C.Carey，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Philadelphia:Carey，Lea& Blanchard，1835，p.58.

[5]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426.

[6] See John R.Turner，“Henry C.Carey's Attitude toward the Ricardian Theory of Ren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12，26（4）：644—646.

[7]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477.

[8] See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Vol.3，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1865，p.479.

[9] See Henry C.Carey，“The Harmony of Interests，Agricultural，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1851）”，In Lars Magnusson eds.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1822—1890，Volume I:The American Syst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332.

[10] See Gerald F.Vaughn，“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The Pioneering Roles of Henry C.Carey and Van Buren Denslow”，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3，37（3）：681—696.

[11]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482.

[12] See Charles H.Levermore，“Henry C.Carey and his Social Syste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90，5（4）.

[13]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p.438—440.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01.

[16]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p.392—393.

[17] Henry C.Carey，“The Harmony of Interests，Agricultural，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1851）”，In Lars Magnusson eds.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1822—1890，Volume I:The American Syst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477.

[18]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Philadelphia:Carey& Lea，1837，p.196、240.

[19]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Vol.1，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1858，p.385.

[20] See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Vol.1，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1858，p.392.

[21] 季陶达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选辑》，2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册，76~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册，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6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7] See Rodney J.Morrison，“Carey，Classical Rent，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1968，27（3）.

[28] 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等译，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9] 参见姚开建：《经济学说史》，152~1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0] See Andrew Dawson，“Reassessing Henry Carey:The Problems of Wri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00，34（3）：476—477.

[31]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410、486.

[32] See Henry C.Carey，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Philadelphia:Carey& Hart，1848，p.77.

[33]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79.

[34] See Henry C.Carey，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Philadelphia:Carey& Hart，1848，pp.82—89.

[35] See Henry C.Carey，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Philadelphia:Carey& Hart，1848，pp.35—45.

[36]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59.

[37] See Rodney J.Morrison，“Carey，Classical Rent，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1968，27（3）.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50卷，418~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2卷，3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2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3] See Andrew Dawson，“Reassessing Henry Carey:The Problems of Wri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00，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