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学派对价值、财富和货币等概念的认识
在19世纪美国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中，虽然雷蒙德、李斯特和约翰·雷等人在研究中也曾涉及价值概念，但亨利·凯里最早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1]虽然其价值学说明显具有庸俗和肤浅的成分，但它因更加宽广、更具有动态性和基于技术进步的特征，为该学派梳理价值与财富的关系、说明不同阶级实现利益和谐的可能性，从而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派对生产性资本的独特认识也正是建立在这一价值理论的框架之上的。
一、价值的起源及其衡量标准
（1）价值概念的起源。由于曾深入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亨利·凯里的价值理论受到了前者很深的影响，但也与其具有显著的差异。关于价值的起源，他反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价值概念并非产生于商品交易，“在人类从自然界获得所需物品的过程中，自然界会对人类进行各种形式的抵抗，而价值便是对人类为克服这种抵抗而付出的努力的度量”[2]。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对价值的详细分析中，区分了一人生存状态和多人社会这两种不同的情况。
在亨利·凯里假设的鲁宾逊式一人生存状态中，人的索取能力随着技术和工具的进步而增强，自然的阻力会逐渐减小，于是人为克服这种阻力而付出的努力，即特定产品的价值将逐渐下降。与此同时，由于人类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各产业并非同步发生，相对价值的概念及其变化规律便由此产生了。举例来说，当鱼钩的发明大幅提升了捕鱼的生产效率，而采集野果的技术在这一时期并未明显变化时，人类对鱼类的价值的评估与野果相比就下降了，或者说鱼类相对于野果的价值下降了。然而，无论何种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都意味着自然抵抗人类的能力下降，人付出相同的努力和时间便可以获得更多的劳动果实。亨利·凯里由此得出了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物的价值下降、人的价值提高”的结论，他是用人类的努力来衡量产品的价值、用产品的数量来计算人类的价值从而得出这一相对价值的变化规律的。[3]
当世界脱离了只有一人存在的状态，人们之间形成互通有无的交换体系时，社会出现了，价值的存在状态也随之变化。人们因各自劳动技能和工具的差异，对创造特定商品所需克服的阻力有着不同的判断；但在交换中，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生产的各种产品所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为标准来判断交易的可行性。[4]例如，擅长捕鱼的甲和擅长种植粮食的乙之所以愿意进行交换，是因为甲通过捕鱼交换获得的粮食，与其从事相同时间的耕种而收获的果实相比，数量相等甚至更多，乙同样也可以通过交换获得等于或大于其捕鱼技能所对应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将逐渐分工从事各自擅长的生产活动，依靠交换获得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商品交易的范围的扩展和频率的提高也使价值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演变为人们对生产某种用以交换的产品所需付出的努力的社会普遍评价。[5]
（2）商品价值的决定。在经济思想史上，考虑到商品价值的决定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前后存在重要的差别，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两种劳动价值理论，一种是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另一种则是商品的价值由其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来决定。亨利·凯里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分析：对于只存在劳动要素投入生产的简单经济，他指出商品价值由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既是价值的原因，也是商品交换时衡量价值的尺度；但对于有多种要素投入生产的复杂经济，他认为决定价值的是商品的再生产成本。[6]亨利·凯里设定了如下假设条件来说明后一种情况：生产力水平已超过了仅能维持居民基本生存的水平；剩余产品可以被储存或交易；劳动不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本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7]此时，由于资本设备（即以前劳动成果的剩余和储存）投入了生产，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新投入生产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估算，另一部分则是资本价值的转移，这部分价值虽然由过去的劳动（或物化劳动）所创造，但却由再生产这部分资本的成本来决定。“生产成本此时不再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再生产成本承担了这一职责，其原因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对商品和资本价值的显著影响。”[8]
亨利·凯里特别指出这一点，意在强调资本在生产中除了转移价值之外，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不断提高劳动质量，从而使得生产单位商品和补偿资本损耗的劳动数量不断减少。于是，一方面，劳动的再生产成本随着劳动数量的下降不断减少，另一方面，资本的转移价值随着自身再生产费用的下降不断减少，结果便是单位商品价值量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即使在劳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劳动质量的显著提高依然可以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从而使得产品的数量明显增加。亨利·凯里由此进一步说明了其重要论断，即“物的价值下降、人的价值提高”是整个社会技术和工具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9]
（3）资本和土地的价值。在上述对商品价值量的表述中，也包含着亨利·凯里对资本价值及其变动趋势的基本看法，归纳起来即以下几点：资本来源于过去劳动成果的剩余和储存；由于生产力提高降低了资本的再生产成本，因此它的价值不断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意味着创造和使用资本的阻力逐渐减小，同时它推动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又不断增强，于是社会生产将呈现出报酬递增的趋势；由于资本价值逐渐下降，依靠对它的出租而获得的收益将随之减少，这成为利润率变动的必然趋势，也是促成社会各阶级实现利益分配和谐的一个方面。[10]
按照相同的思路，亨利·凯里也对农业土地的价值的决定进行了分析，他反对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农业生产成本与土地所有权垄断共同形成土地价值的观点，指出他们忽视了土地价格或价值是地租的资本化这一基本事实，从而提出只有再生产成本决定价值的观点才（而且唯一）能够对土地价值进行正确解释。[11]亨利·凯里继承了早期美国学派的传统，也将土地视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在他看来，土地具有价值的原因在于人类为使之具有生产能力，在拓荒、灌溉、养护、合理使用以及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蕴含于土地中使之具有了土壤肥沃和交通便利的性质，也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效率的生产资本。[12]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付出更少的努力便可以维持甚至提高土壤质量，改善交通条件，于是土地与其他资本同样经历了再生产成本不断下降的过程。土地价值由此逐渐下降，因出租而获得的收益也随之减少，这就是地租率的变动趋势，它是实现利益分配和谐的另一个方面。[13]
（4）分析与批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上述价值理论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将亨利·凯里归类于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确实具有合理之处，其原因如下。
首先，亨利·凯里的价值理论抹杀了生产、价值和资本等概念的社会规定性。他认为价值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某种一般的和永存的关系，这不仅把商品价值的存在与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割裂开来，而且通过定义一人生存状态下的价值概念，将其与商品交易的联系也完全抹杀。生产和价值丧失了社会规定性，其结果便是资本和土地被简单地客体化为提高人类劳动效率的生产工具，失去了背后深刻的社会生产关系内涵。对此，马克思曾做出尖锐的批评：“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就表现为历代政府的恶意窜改”[14]。
其次，由于亨利·凯里的价值理论建立在亚当·斯密相关学说的基础上，因此他不仅没有认识到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在某些方面与亚当·斯密相比还有所倒退。亚当·斯密虽然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视为价值一词的两重意义，但他曾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指出商品交换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亨利·凯里分析这一问题时将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将人们确定价值的因素设定为某种社会公认的主观因素，而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为严重的是，对劳动数量和质量共同决定价值的反复强调反映出他并没有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进行完全区分，其交换价值概念中尚未彻底抽象掉使用价值或者说物的层面的内容。此外，在分析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时，亨利·凯里沿用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规定。当只有一种要素投入生产时，他坚持了劳动价值论，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当分析多种要素投入生产时，亨利·凯里则彻底陷入了庸俗经济学说中的生产费用论，承认商品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共同构成。这充分说明他并不了解劳动和劳动力的本质区别，不了解劳动的价值可表现为既定的物化劳动量，从而支配更大的活劳动量，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正是这种庸俗的价值决定学说为亨利·凯里证明社会各阶级利益和谐关系的存在铺平了道路，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马克思在分析庸俗经济学家的思想时，曾多次提到亨利·凯里的上述理论，虽然部分肯定了将价值放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进行分析的合理性，但对其学说的生产费用论本质进行了坚决的批判。[15]
然而，同样应当注意的一点是，亨利·凯里虽然用两种相互冲突的情况来讨论价值规定问题，但其结论却与亚当·斯密并不相同——后者得出了两种矛盾的价值观点，并在分配问题上为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和地租的权利提供辩护；而亨利·凯里则将其分析重点放在了生产层面上，即强调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问题，而这也正是美国学派集中研究并希望以此找到美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核心所在。[16]虽然再生产成本决定价值的论断实际上默认了商品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的事实，但亨利·凯里的理论着重说明的却是以资本增加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质量和减少要素补偿费用的重大作用。在此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美国学派的学者被资本积累带来的技术进步对工人生产力的巨大影响所震撼和鼓舞，工人利用相同甚至更少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商品这一事实给他们的印象十分深刻。在亨利·凯里看来，由于人们交换的对象是剩余产品，它们的供给数量与商品的需求无关，并不受交换价格变动的影响，于是交易的一方使用相同数量的商品可以换得的另一方因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商品的数量将不断增加——这就是他提出的商品相对价格的决定方式。[17]按照这种思路，他得出了生产力提高促使商品价值量不断下降的结论，得到了商品价值由其再生产成本决定的论断，从而使美国学派的理论与欧洲正统学说相比，具有了关注生产领域、更为乐观的特征。
二、财富、效用的含义及其与价值的关系
在对价值的分析中，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等学者对效用和财富的概念及其与价值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简要的论述，而这可以作为美国学派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和劳动质量提高的又一个证明。
以亨利·凯里的价值论为基础，帕申·史密斯曾指出，既然价值衡量的是人类为克服自然界的抵抗而付出的努力，那么从相反的方向来看，人类控制自然和利用资源的水平在特定商品中的表现就可以被定义为商品的效用。“人类对某种资源实际开发所得的效用越小、尚未开发的潜在效用越大，自然便对人试图征服和控制它的努力具有越大的抵抗能力”，他以此说明商品价值与实际效用在生产力变动时将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18]那么，为使各种产品达到效用增加而价值减小的良性趋势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这就需要人类共同体能够不断推动生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促进社会联合深化和扩展，在对不断积累的知识实现合理利用的条件下，充分开发技术和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潜力，人定胜天的美好局面在此过程中必然逐渐出现。
在理解财富的含义时，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继承了约翰·雷和李斯特等人关于生产力水平才是一国财富的衡量标准的观点，并对该理论进行了发展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财富固然包括人们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但“仅仅对这些工具性的物品实现占有，而并不将其与正确使用它们的技能建立联系，绝不是财富的本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越来越多的知识积累在发挥物质产品的潜能方面就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19]。因此，“构成财富的核心要素在于人类获得必要的生产能力，从而合理控制和有效利用自然，使后者能够提供永久的、无限的和无偿的服务。社会劳动分工的程度越高，对人类智力多样化发展水平的要求就会越高，共同体成员所具备的特殊技能因此得到广阔的提升空间，各产业和各阶级的社会协作就能更加完善；在这种良性趋势的促进下，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以自我管理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结构逐渐完善，社会运行和经济循环更加流畅和快速，上述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和财富的更快增长。”[20]
在分析财富和价值的关系时，亨利·凯里将财富细分为实际财富（positive wealth）和相对财富（relative wealth）两个方面。实际财富代表了财富的本质，它与帕申·史密斯规定的效用概念具有紧密联系，表示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因而也与商品的价值呈反向变动关系；而相对财富则产生于人们对控制自然能力的相互比较，每个人通过劳动或交换获得的生产生活资料均属于其相对财富，因此它与人们各自占有的物质产品价值呈正相关的关系。美国学派在这里强调，由于人类生产发展、联合扩展的结果是特定种类和数量的商品价值减少及其所获效用增加，因此从长期来看，社会整体的实际财富增加和个人原有的相对财富减少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21]
在上述效用和财富观的基础上，亨利·凯里等人还对经济学说史中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对于早期重商主义学说将贸易视为生产劳动、法国重农学派将农业视为生产劳动，以及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将农业、工业、商业都视为生产劳动的观点，亨利·凯里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学者因社会立场的不同而充满了源于阶级诉求或主观喜好的偏见。在他看来，凡是能带来实际财富增加，或者说凡是能提高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劳动，均为生产劳动。“生产劳动能够创造普遍的幸福、繁荣和更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劳动使人类更好地掌控自身，开发自己的智力和潜能，而非控制、利用甚至奴役他人。”[22]按照这一思路，为促进劳动分工和社会协作的实现，在特定范围的共同体内部进行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等活动，均被亨利·凯里视为生产劳动；而打破这一均衡发展格局、依靠殖民贸易和奴隶生产等方式掠夺和占有物质产品的活动，则为非生产活动。[23]不难看出，第二代美国学派的上述划分是以美国的发展状况为着眼点的，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北方市场的逐渐统一与南方日益融入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局面并存，北方的工商业良性发展与南方的殖民贸易及奴隶制生产并存。亨利·凯里等学者对后者出现的劳动力极端贫困化、土地资源严重耗竭以及不断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破坏等局面深恶痛绝，因而提出了上述观点。他痛斥英国主流理论盲目研究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甚至不惜以掠夺和奴役的方式来实现，这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财富本应具有的道德含义，从而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三、货币、价格与利息
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在阐述了有关价值和财富的基本观点后，如何认识和评价货币及其作用是摆在学者面前绕不开的问题。美国学派也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细的阐述，但却提出了与欧洲主流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
对于货币的含义，亨利·凯里总结了雷蒙德和菲利普斯等人的观点，将其定位为“实现社会联合的工具”，并指出，“人类为获得生活资料，需对自然界提供的各种物品施以位置上和形态上的改变。而做到这一点，人类需要三类工具：第一类为车辆、船舶和铁路等运输设施和工具，它们实现物品位置的转移；第二类包括刀斧、耕犁、磨坊以及现代的冶炼炉、蒸汽机等，它们被应用于工农业以实现物质形态的转变；第三类则在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中发挥普遍的媒介作用，它们使物品所有权的转变成为可能，这类工具就是货币”[24]。美国学派由此从功能角度对货币进行了界定，将货币与工业、农业和商业相提并论，从而凸显了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对于货币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美国学派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社会存在的最初阶段，交易活动的频率极低，以物易物是最主要的形式，以独立形式存在的货币尚未出现；随着人口发展和剩余产品增加，交易活动逐渐频繁，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各种标准在各地区先后出现，如耕牛、奴隶以及北美殖民地建设初期使用的鱼类和烟草等；为了解决上述等价物在交易时表现出的各种不便，金属尤其是金银等贵金属逐渐发挥了实现商品流通的作用，真正意义的货币由此出现了。美国学派指出，贵金属具有体积小、易运输、抗锈蚀和可分割等优秀特征，而各国又按照一定重量和尺寸对其进行加工，使之成为方便度量的铸币，贵金属由此完美地承担了货币应具有的各种职能。[25]对于纸币的出现与发展，美国学派的理论家大多持欢迎态度。在他们看来，纸币的出现大幅提高了货币应当发挥的效用，弥补了贵金属在特定时间和地域的供给不足，从而促进了社会联合与经济循环。亚当·斯密在分析纸币时曾指出它可以减少金属货币损耗、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体系的发展，美国学派对此表示赞同；但亚当·斯密也认为纸币的大量使用可能造成贵金属在国际贸易中流入别国，美国学派对此则强烈反对，雷蒙德就曾指出，造成货币外流的真正原因在于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不平衡贸易模式，与纸币的存在并无关系。[26]
美国学派一般将商品的价格定义为“商品获得货币的能力”，承认价格是交换价值的货币体现，商品的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上下波动。但是，亨利·凯里等学者在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理论缺陷，即始终没有说明包括贵金属、铸币和纸币在内的各种货币自身价值的决定问题，甚至他们反复强调的再生产成本决定价值的命题在这里也未被提及。[27]莫里森曾对这一缺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该时期美国金属生产成本的大幅波动、因修建运河和铁路而导致的金融投机与萧条，以及英国限制贵金属流出造成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等因素，都使得美国的货币价格剧烈波动，这使相关学者无法对商品与货币的价值关系进行客观认识。[28]亨利·凯里等人在其著作中曾强烈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倡导国家以主权作为担保增发货币，从而实现温和通货膨胀的“货币国定”观点，这也与美国历史中的上述事件具有紧密的联系。[29]虽然未能说明价格的本质决定因素，但他们提出了关于社会中各种商品价格变动的总体趋势的看法，即生产的发展将使人们实现对各种资源和能量更加有效的利用，任何商品在生产的每一道工序中，其原料与产品的价格都会逐渐接近，劳动等要素的价格因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产品价格则因其再生产成本的下降而不断降低，因此，经济中各种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价格必将逐渐接近。[30]
对于货币与资本的关系，美国学派认为，只有投入商品生产循环的货币才是货币资本，而资本不仅包括货币资本，而且包括其他生产资本；出借货币所收取的利息与生产中投入资本所得的利润属于不同的范畴。美国学派还明确指出，货币资本家出借货币时要求获得的高利息率并非源于生产资本的稀缺，而是源于货币资本的稀缺，这迫使产业资本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追求高利润，以偿还高昂的借贷利息，社会多样化生产的门槛因此被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受到严重阻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国家保证其货币供给充足的重要意义。[31]
此外，对于货币的作用问题，美国学派承认货币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但其更强调货币的有效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经济学说史上，休谟曾指出贵金属只是公众一致认同的交易手段，不具有生产性作用；亚当·斯密曾提出货币只是资本的一小部分，而且是不创造利润的部分；穆勒和巴师夏则直接将货币排除在财富之外，强调它并不能满足任何直接的需求。亨利·凯里对上述观点分别予以了批驳：对于休谟的观点，他认为贵金属的物理特征使其必然作为一般等价物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易和社会联合，使劳动力得到及时有效的利用，因而具有生产性作用；对于亚当·斯密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是资本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组成部分，“一艘将美国农产品运往欧洲的货船，其长期作用要远远小于将造船的货币投入于国内市场所能带来的商品生产与流通”[32]；对于穆勒和巴师夏的观点，他指出货币与各种生产和运输工具一样都不能满足直接需求，但它是使人们充分开发自然资源生产能力的动力和目标，因而是最重要的财富之一。[33]虽然多次强调货币供给充足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亨利·凯里也明确指出，货币推进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其流通的快速和顺畅，而非供给数量的充足，前者保证了整个社会经济循环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因而也是货币有别于其他资本的核心特征；反之，当一国的货币流动严重停滞时，各产业和各阶级的正常商品交易活动将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使经济恢复循环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34]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显发现，美国学派对货币的看法与重商主义，尤其是早期的“重金主义者”具有明显的差异。
注释
[1] See Rodney J.Morrison，“Henry C.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actions of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1986，76（3）：24.
[2]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82.
[3]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87.
[4] See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Vol.1，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1858，p.57.
[5] 参见季陶达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选辑》，2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6] See A.D.H.Kaplan，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pp.40—41.
[7] See Rodney J.Morrison，“Henry C.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actions of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1986，76（3）：19.
[8]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84.
[9] See A.D.H.Kaplan，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p.42.
[10] See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Philadelphia:Carey& Lea，1837，pp.101—109.
[11]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114.
[12]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248.
[13] See Henry C.Carey，“The Harmony of Interests，Agricultural，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1851）”，In Lars Magnusson eds.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1822—1890，Volume I:The American Syst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37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735~7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202~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See Michael Hudson，“Technical Progress and Obsolescence of Capital and Skills: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US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y”，In E.S.Reinert eds.，Global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4，pp.103—104.
[17] See Rodney J.Morrison，“Henry C.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actions of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1986，76（3）：14—15.
[18] See E.Peshine Smith，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G.P.Putnam& son，1853，pp.69—71.
[19]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Philadelphia:Carey& Lea，1837，p.38.
[20]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98、100.
[21]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103.
[22]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104.
[23] See Henry C.Carey，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Philadelphia:Carey& Hart，1848，p.158.
[24]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280.
[25]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297.
[26]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01.
[27]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479.
[28] See Rodney J.Morrison，“Henry C.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actions of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1986，76（3）：14.
[29] See Ingraham，Robert，Henry Carey's War for the“General Welfare”：1865—1879，Working Paper，May 2002.Available at wlym.com/archive/oakland/brutish/Henry Carey.pdf.
[30] See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2，Philadelphia:Carey& Lea，1838，p.74.
[31]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32]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Vol.3，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1865，p.247.
[33]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340.
[34]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p.356—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