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进展
时至今日，协调发展思想已被全社会广泛接受，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对立统一性也被广泛认可。其统一性表现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要与生态维护、环境保护同步推进，生态维护、环境保护又建立在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基础上；其对立性则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耗损容量固定的资源环境，而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又必然耗费有限资源与资金。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充要条件。协同观点和思路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人类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这一认识论不断深入的过程。
（一）传统的财富追求观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描述了经济增长的源泉，视国民财富为经济增长的中心，书中论述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其增长的条件等。其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相当长的时期，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是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以至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生态环境因素完全被排斥在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更谈不上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主要问题加以研究。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经济危机现实困境中的凯恩斯经济学，也只是强调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宏观干预，几乎没有涉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单纯的财富追求现象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当时情况下全球生态环境容量相对于人类“落后”的生产力而言，很是巨大，生态环境不必提上日程，成为“问题”，追求财富和促进增长才是全球面临的核心问题。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单纯追求财富和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受制于客观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需求，不必过于微词。
（二）悲观的零增长论
随着工业化的迅猛推进，先发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美国、日本等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警醒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美国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于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开始唤醒人类的现代生态、环境意识。[1]之后，1966年英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将系统方法用于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分析，根据地球上资源、能源、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将地球视为闭环式经济系统，即著名的“宇宙飞船理论”，与之对应必须建立“循环式”经济体系来取代过去“单程式”经济体系，在不导致资源枯竭、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基础上循环利用各种物质。“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很大程度被视为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开端，而真正让社会各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当属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文，此文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Meadows）等人撰写，以时间序列1900—1970年共70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系统动态模型模拟研究方法，提炼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五大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并进一步指出五个因素的指数增长特性必将导致不可再生资源短缺，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必将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技术进步的作用仅仅是延缓增长极限的到达时间而非消除极限，最终数百年后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滞。[2]梅多斯等人观点的实质是以“零增长”达到均衡状态，避免世界体系崩溃。此外，“零增长论”还以米香（Mishan）和戴利（Daly）为典型代表。米香于1967年在《经济增长的代价》（The Cost of Economic Growth）中指出，经济增长在满足人类物质享受的同时，带来更多的副产品和污染物，直接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1977年又在其著作《经济增长论争》（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中进一步指出当人民生活的最低需求满足后，继续追求经济增长将不会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还可能产生人类健康和幸福等层面极具灾难性的负效应。对米香的观点，戴利（Daly）积极赞成，认为应控制人口、保持一定的投资水平从而低速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建立“稳态经济”模式，其观点更加深入地阐述了“零增长”理论。此外，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大会出版的《只有一个地球》，迈沙诺维奇著的《人类处于转折点》，英国戈德斯密斯撰写的《生存的蓝图》等著作，均从不同角度对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预警。无疑，经济增长悲观派的学说相对于单纯的财富追求论着实向前跨了一步，一度成为各类生态环保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警示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但它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视生态环境资源为简单的保护对象，提倡“零增长”，割断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其推行时困难重重，无论是急需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仍想增加财富的发达国家都难以拥护和支持它。
（三）乐观的经济发展论
认识在辩论中深化，国外学术界在与梅多斯等人“零增长论”的激烈争论中形成与之对立的观点。典型代表是美国卡恩（Kahn）博士，卡恩在分析总结了人类1万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得出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力量能缓解或正向中和资源环境危机，经验值显示通常在世界遭遇不能控制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力量能够减缓人口和生产的增长；同时，他还指出，长期效应上技术进步可以中和生态环境极限阻滞经济增长这一短期负效应；最终得出“经济增长不仅是好事，而且是所有人类获得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近两百年来的经济增长，已增进了人类的福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质量是放在第二位的目标，富裕时再考虑环境”等一系列乐观的结论。[3]此外，赞成经济增长的乐观派学者还有里昂剔夫（Leontief）、佩斯托（Pestel）、默萨罗维克（Mesarovic）等，里昂剔夫以世界50个地区、每个地区45个产业数据为样本，运用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各地进出口将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联结起来，得出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可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和人类自身行为改变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乐观派的典型代表们认为：麦多斯等人“零增长”论及其世界将面临“灾难性崩溃”结论在于没有充分考虑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此，1981年乐观派出版了《没有极限的增长》，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人类的认识和创造能力是无限的、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将极大地促进当前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问题的解决，最终人类福利和社会的发展必将持续改善和优化。比较之下，乐观派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等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其缺点在于容易忽视科技的副作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得以继续维持，生态环境资源问题没有受到重视。
（四）辩证的耦合协调发展观
在认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悲观的零增长论和乐观的经济发展论都存在缺陷，如世界未来学会主席爱德华·柯林斯（Edward Collins）所评价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以不同形式暗示我们放弃努力，我们不能上当，世界的好坏要靠我们自己努力。”悲观派与乐观派的争论并没有阻止和化解种种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温室效应和酸雨演变成为20世纪80年代全球性环境问题。单纯的污染末端治理方式未能有效遏制环境污染加剧的步伐，迫切需要寻求兼顾生态维护、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诸如“同步发展”、“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等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先后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紧密的耦合协同关系逐渐得到认识和深化，1980年3月5日，联合国面向全球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生态、经济、社会间的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多种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三年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成立； 1987年联合国大会主题报告题目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其中，“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明确提出标志着世界各国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和研究上升到新的台阶。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作为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理论在世界取得广泛认同。
与国际社会同步，我国社会各界在应对与反思生态环境经济问题及借鉴国外先发国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和丰富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早在1973年国发［1973］158号文件中就体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文件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时并进，协调发展。”但遗憾的是，这一论断在当时并未被大多数决策者和环保工作者所广泛接受，更谈不上付诸实践。先发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似乎成为经济发展的规律之一，这一时期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矛盾体。正因为如此，各层次群体就“能否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展开了十多年的激烈争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是最优选择的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取得共识，逐步在管理层和实践层推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指出无论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还是纯粹极端的环保主义者都不是应该提倡的。此后，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逐步深入与扩展，第四代党的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深刻阐述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彻底改变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与生态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中国梦”，都为我国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生态建设、资源开发利用的耦合、协调确定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