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题意义

鉴于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成为全球性第一要务。而我国适逢工业化、城镇化双推进，经济转型、产业调整与升级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面临着尤其复杂的局面，本书针对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Ecology-Environment-Economy-Socity，EEES）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对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机理进行分析，并测度、评价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丰富和拓展其耦合协同发展相关理论；从实践上为我国实现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多赢，攫取国际贸易中的主动权，满足生态经济、低碳经济发展及人的生态需求探索路径。主要意义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实现发展模式由彼此割裂走向耦合统一

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本应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但工业化阶段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人为割断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生态、环境、资源一度遭到人类疯狂、无所顾忌的掠夺，最终出现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反过来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才有人士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在决策层取得共识，这一观点逐步被经济管理层和广大生态、环保工作者接受。但是，从观念指令到高效行动之间、从政策法规到实施措施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距离，现实实践中依然没有把生态维护、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结合起来，生态维护、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仍然是各行其道的“四张皮”：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又不断产生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此往复，出现经济规模越大→发展越快→生态环境问题越多的恶性结果。这些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和谐正向演进，并可能会出现生态环境失衡→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发展畸形的恶性“锁定状态”。

本书通过对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系统耦合演化机理及协同发展的研究，力图打破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彼此割裂的局面，实现生态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的有机衔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整体统一；生态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的相互结合。

（二）促进“经济人”到“生态经济社会人”的身份融合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正是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世界认识与研究的结果，这一认识通常从局部开始，最终形成枝叶繁茂的不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枝。伴随认识深度的加深和广度的扩大，人类对客观事物整体架构的把握更加全面、翔实和具体。如同马斯洛的研究对人的需求层次的划分，随着物质基础等经济层面的满足，人们开始转向追求生态需求和社会责任的满足，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曾围绕汽车尾气导致大气污染的问题，开展过一次关于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对调查者提问“你个人想为改善大气污染做些什么”时，有91％的被调查者愿意经常更换汽车的发动机，80％的被调查者愿意每周坐一天公共汽车，64％的被调查者愿意支付汽车尾气排烟费，58％的被调查者愿意经常接受汽车排烟检查。[9]同时，据统计，约70％的荷兰人在购物时会选择有绿色标志的产品；约80％的美国公民十分关心其购买产品的环境影响，约78％的人愿意多支付5％的费用而选择购买绿色生态产品。由此可见，生态需求与生态满足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责任感正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并且不断增长的需求热点。新古典经济学中单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假设已有局限，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系统中的主体人既追求经济利益，同时也追求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应该兼具“生态人”、“经济人”、“社会人”等多重属性。

通过本书耦合系统的研究及相关启迪，促进人从经济系统的“经济人”假设到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人”假设，再到耦合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人”假设的身份转变。

（三）注重国际贸易中市场和生态“双重竞争”模式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大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凭借“环境标志”、“生态标志”，利用技术和环境优势，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类健康为由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那些出口方（多为发展中国家）则被相关环境法规与环境指标挡在国际主流市场门槛外，成为竞争的失败者。由于达不到欧盟和日本严格苛刻的标准，我国茶叶在这些传统市场的出口优势地位也日益减弱；我国每年有近亿美元损失于欧盟对我国禽肉类产品的进口限制上；由于受环境技术壁垒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在1997—2002年的五年间下降24多亿美元；与此同时，机电类产品作为我国工业制成品中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产品，受环境等因素影响也未有效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发达国家在噪声、污染、节能、安全和回收等方面设置重重壁垒限制，成为限制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指挥棒”，一时间美国、加拿大等国纷纷效仿欧盟的CE标志认证制度；同时，环境和生态标签的限制也普遍存在于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中。总之，从农产品、纺织品到机电产品，发达国家无不利用从产品研发到废物回收、循环利用各环节的环保规定及其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笔者通过本书的研究希望将生态、环境、经济耦合的思想引进国际贸易中，至少在理念和目标上，推进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由单一的市场竞争模式向市场竞争和生态环境竞争“双重竞争”模式转变。

（四）丰富和拓展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系统耦合协同理论的研究

系统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已渗透工程、非工程等诸多领域，针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各系统的建模、分析和控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并日趋具体、详尽。随着人们对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活动所蕴含复杂性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复杂系统科学理论发展的深入推进，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尝试用系统理论、系统科学研究探讨区域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本书在前人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系统生成论和构成论两个角度，结合信息论、协同学、突变论、耗散结构，以及复杂系统科学理论，引入耦合熵、耦合介质、耦合界面等概念，分析了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系统的演化机理，并进一步构建了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评价模型，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评价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等中西部省份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协同发展程度。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证与规范、理论化分析与工程化建模相结合的研究，力求丰富和拓展区域EEES耦合协同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