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生没有随机性

好儿子阿里去世17天后，我开始了写作，而且一发不可收。我的写作主题是快乐——与当时的情景有些格格不入。

阿里真是个天使。他让自己接触到的每一样事物都更加美好，也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更加快乐。他总是平静的，也总是快乐的。你无法忽略他的能量，也无法忽略他对人生道路上出现的各种存在的热爱。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们有十足的理由不快乐，甚至苦闷。那么，他的离世又是如何让我写下以下这些文字的呢？好吧，故事要从他出生的那段日子讲起，甚至还要更早些。

追求物质世界不等于得到快乐

从第一天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已经收获了相当多的成功、财富和名誉。然而历尽这一切的我却时常感到不快乐。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是在IBM和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公司度过的，个人才智和自我意识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没错，还有就是赚了一点儿钱。但是，我发现命运赐予我的越多，我就变得越不快乐。

这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已经变得错综复杂——你知道，就像20世纪90年代那首说唱歌曲的名字——《钱越多，问题越多》（Mo Money, Mo Problems）。关键在于，除了金钱和才智方面的收获，我无法在生活中找到一点点安乐。哪怕是被我视作此生最大幸福的家人，给我带来的安乐也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我不知道如何去接受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尽管要为谋生而奋斗，而且常常只能尽力维持生计，我却一直很快乐。但是到了1995年，当我和妻子收拾行装，带着两个孩子移居迪拜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针对迪拜。那是一座很棒的城市，当地人既慷慨又大方，真的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搬过去的时候，迪拜恰好处于爆发式增长的起点，就业机会多得令人咂舌，而且你可以找到数百万种让自己快乐，至少是尽量快乐的方式。

但是，迪拜也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在炽热沙滩和碧绿海水构成的炫目美景的映衬下，地平线上高耸着密密麻麻的未来派办公楼和住宅楼。尽管每套公寓的价格高达数百万美元，却仍然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全球买家前来抢购。在大街上，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宾利互相挤占着车位。那种财富集中化带来的奢靡氛围让你眼花缭乱，同时也让你忍不住问自己：跟这一切相比，你是否真的算功成名就。

还没到阿联酋的时候，我就已经习惯性地将自己和那些超级富豪朋友做比较，结果总是让人失望。但是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并没有促使我去看心理医生，也没有促使我修身养性，相反，它让我更加努力去奋斗。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是个痴迷于阅读的书虫，后来又成了痴迷于电脑的极客（geek），但读书的爱好一直没变，如今我只是将这种爱好进行到底而已。我买了一大摞书，从中学习股票走势的技术分析，甚至连绘制每幅图表的基本公式也不放过。通过这种学习，我终于能够像个行家一样预言市场上的短期波动。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我就会在美国纳斯达克差不多开盘的时间回到家里，利用我的数学技能大赚一笔，就像个日内交易员（day trader）一样——更确切地说，我属于夜内交易员（night trader）。

然而——估计我不是第一个对你讲述这种故事的人——赚的钱越多，我就越苦闷。结果只是让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和购买更多的玩物，因为我已经被一种假设误导：所有这些付出迟早都会得到回报，到时我就可以沿着非凡成就筑造的彩虹桥，找到想象中位于尽头的金罐子——快乐。我变成了一只仓鼠，在心理学家所谓的“快乐水车”上不停奔跑。得到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越努力，就要为努力寻找越多的理由。

一天傍晚，我在网上轻轻点了两下鼠标，就到手了两辆劳斯莱斯老爷车。为什么？因为我有这个能力，也因为我拼命地想要填补自己的精神空洞。可想而知，当看到那两辆漂亮的英国经典造型汽车停到门前路边的时候，我的情绪并没有丝毫好转。

回首人生的那个阶段，跟我相处实在没有什么乐趣。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非洲和中东扩张微软的业务，正如你想象的，这让我好像待在空中的时间比待在地面的时间还要多。在不断求取“更多”的过程中，我变得固执己见且郁郁寡欢，即使在家里也不例外，对此我心知肚明。我很少花时间去欣赏优秀的妻子，也很少花时间去陪伴可爱的儿女，并且从不肯停下来享受在我面前打开的每一天。

我反而任由自己在力争上游、焦虑不安和吹毛求疵中度过绝大部分的清醒时间，对成就和业绩几近苛求，甚至还如此要求孩子们。我急于让这个世界变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样。直到2001年，这种马不停蹄的状态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将我带入一片黑暗。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不能再继续忽略问题的存在。从镜子里看到的这个固执又不快乐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我。我怀念曾经的我，那个总是快乐又乐观的年轻人，而且我厌倦了以这种疲惫、痛苦又好胜的样子继续前行。我决定把自己的不快乐当作一种挑战：打算运用极客的自学方法，再加上工程师的分析头脑，为自己打通一条出路。

快乐算法的源起

我在埃及开罗长大，母亲是当地的英国文学教授，所以早在步入校门之前，我就已经在书海中汲取良多。从8岁那年起，我每年都会选择一个关注点，然后在腰包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购买大量相关书籍。而一年中接下来的时间，则被我用来学习每本书中的每个词。这种执念让我成了朋友间的笑谈，但也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成了我应对所有挑战和实现所有雄心壮志的良方。每当在生活中遇到难题时，我就会通过读书来化解。

此外，我还自学了木工、镶嵌、吉他和德语，钻研了狭义相对论，研究了博弈论和数学，还学会了相当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开发。从小学到青少年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攻克那一座座书山。等到年龄更大些的时候，我把同样的热情用于学习经典车型收藏、烹饪以及超写实主义素描。基本上仅仅凭借书中学到的内容，我就在商业、管理、金融、经济和投资领域达到了堪称精通的水平。

人们在面对难题的时候，往往倾向于按照自己所了解的方式尽力去做更多的努力。于是，在三十几岁时，总是感觉苦闷的我开始埋头苦读各种跟我这种困境相关的书籍。我购买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以快乐为主题的书。我参加所有以快乐为题的讲座，观看所有以快乐为题的纪录片，然后用心分析我学到的每一个知识。不过，我分析这个问题的角度和心理学家并不一样，尽管使“快乐研究”成为热门学科的正是他们的著作和实验。当然，我的思路也没有追随哲学家和神学家，尽管他们从人类文明起源就开始为解决人类快乐这一问题而努力不已。

基于个人接受的训练，我对快乐这一问题进行了最小化分解并运用了工程分析理论。我采用的是一种可扩展、可复制的事实驱动法。为了研制出一套能够产生预期效果的算法，我在整个过程中挑战了每一个明知要摸索着进行的流程，测试了每一个可变部分的配合情况，并观察了每一个输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一名软件开发人员，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找到可以被反复用于我的生活并且每次都能带来快乐的代码。

说来也奇怪，在付出所有这些超理性的努力之后——说我像科幻作品《星际迷航》中的斯波克先生也不为过——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口却出现在跟母亲的一次闲聊中。她总是告诉我要努力工作，把我的财富成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经常援引一句阿拉伯谚语，大致翻译过来就是“节衣一年，缩食一年，然后你就会找到永远的快乐”。年轻的我对这个建议深信不疑并坚决执行。我努力工作、努力存钱，如今已经算是一名成功人士。我如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于是有一天我问妈妈：“我现在有权期望的快乐在哪儿呢？”

在那次谈话中，我顿悟到：快乐不应该是一种让你等待或争取的东西，就好像它需要被赚取一样；快乐也不应该依赖任何外部条件，更不依赖事业成功和财产增加这种变化无常又可能转瞬即逝的特定情况。在那之前，我的人生道路已经开满了进步和成功的鲜花，但是每次更进一步追求快乐，我就感觉那个标杆又被后移了一点。

我终于明白，做了这个、得到那个，或者达到某个标准就会让人变得快乐的理论并不可靠，只要我还迷信这种观念，就永远也不会得到快乐。

在代数里，解方程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举例来说，如果A=B+C，那么B=A-C。如果你想求解A，就要得到另外两个参数，即B和C的值。如果你想求解B，就要换一种运算步骤。你选择求解的参数不同，解决方法就会大不相同。当你决定求解快乐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开始明白，自己之前所有的尝试都是在解决错误的问题。我给自己设定的挑战是将物质财富和身份地位相乘，最终，这一切努力的产出结果将是快乐。其实不然，我真正要做的是跳过中间步骤，只求解快乐本身。

这个历程花费了我差不多10年的时间，不过到了2010年，我已经开发出一个方程式和一个精心设计的、简单易懂的、可供复制的快乐算法，以及让二者保持相得益彰的方法。

经过测试，我证明了这个体系的有效性。无论是生意的失败，还是机场的安检长队，抑或是糟糕的客服，所有这些情况带来的压力都不能冲淡我的快乐。而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朋友和员工，我的日常生活中难免有起起落落，但无论某一天过得怎样——好还是坏，或兼而有之，我发现自己都能享受那种乘坐过山车般的经历本身。

经过首次尝试，我终于变回为那个快乐的人，那个我心目中的“我”，并且将那种状态保持了很久。我与几百位朋友分享了这一缜密的流程，结果发现“快乐算法”对他们也一样有用，而且他们的反馈还帮助我更进一步完善了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套算法的确是个好东西，因为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将会那么需要它。

阿里的离开

我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土木工程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尽管我的爱好一直都是计算机科学，但是为了让他高兴，我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反正学什么对我的个人教育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正如父亲所相信的，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还在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就鼓励我每个假期都去不同的国家游历。起初，为了让我能够拥有那种体验，他要省吃俭用地存下每一分钱，并安排我在旅行过程中拜访亲朋好友。后来，我就可以用自己打工赚来的钱支付旅行费用了。现实世界的那些体验真的很宝贵，所以我发誓要让自己的孩子也拥有类似的体验。

说来也是一种幸运，我学生时代的最大收获和幸福正是缘于选择了那所大学。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充满智慧和魅力的女人——妮芭丽。她毕业一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又过了一年，她成了阿里乌姆，也就是阿里的母亲——中东地区的女性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就会被这么称呼。又过了18个月，我们的女儿阿亚也降生了，她是我们家里的阳光，也是不可抑制和振奋人心的力量。生命中有了妮芭丽、阿里和阿亚，我的幸福简直漫无边际。对家人的爱促使我发奋工作，尽我所能地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我就像一头冲锋的犀牛，担负起生活中的各项责任。

2007年，我加入了谷歌。尽管这家公司目前成绩斐然，但在那个时期，它的全球业务还没有展开，所以我的角色就是要拓展东欧、中东和非洲市场。6年后，我调职到谷歌X，在这里，我最终做到了首席商务官的位置。谷歌X员工的宗旨并不是按照世界原有的运转方式去实现渐进式的改进，恰恰相反，我们要开发将会彻底改变事物原样的新技术。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一种激进式的、以10倍速的改进，也就是所谓的10X。这让我们的工作带有一种科幻色彩，例如能够作为空中风力涡轮机的自动化碳纤维风筝，能够捕捉生理数据、与其他计算机进行无线通信的内置微型计算机的隐形眼镜，以及能够将电信技术带入平流层进而使身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能享受到互联网服务的热气球。在X公司，我们把这些称作射月（moonshots）计划。

当你想让现存事物有些许改进的时候，出发点往往是相同的工具和假设，以及相同的思维模式，它们是旧技术的依据和基础。但当你想要挑战数十倍的改进速度时，出发点就会是一片空白。投身于某个射月项目的时候，你爱上的是问题，而不是产品。在承担某个任务之前，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它。这样一来，你设定的目标就会足够大胆和创新。以汽车行业为例，人们数十年来的关注焦点都在安全性能上，并通过在传统设计上不断做加法来实现持续、累积的进步——那是所有人从20世纪初就已经习以为常的设计。而X公司员工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却要先问一句：“当初为什么要允许发生事故呢？”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投入了无人驾驶汽车的射月计划。

在此期间，我得益于效果显著的快乐算法，一边感受着事业带给我的激情，一边为创造未来添砖加瓦，而我的儿子和女儿也在学习与成长，并且延续着源自我父亲的传统，每年夏天都到新的地方旅行。他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可以拜访的朋友，而且总是外出探险。

2014年，阿里正在波士顿上大学，而且那年他有到北美长途旅行的计划，所以我们没想到他会像往年一样回到迪拜的家。正因如此，5月，他打电话说归心似箭，特别想回家跟我们待一些日子的时候，我又惊又喜。当时他有种莫名的紧迫感，问我们能否在这学期一结束的时候就为他订一张回家的机票。阿亚也计划回来看我们，所以我和妮芭丽都开心得难以置信。我们安排好一切，热切地盼望着7月合家团聚的安宁气氛。

阿里到家4天后，突然出现了急性腹痛，于是住进了当地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他需要做一个常规的阑尾切除术。我并不担心。事实上，我很庆幸他是在家里的时候发病，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照顾他。虽然这个假期可能跟我想象中的有些出入，但要适应这种计划的改变还算容易。

阿里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要被插入一根注射器，然后注入二氧化碳来扩张腹腔，为接下来的手术步骤清理出空间。但是那根针偏偏被多推了几毫米，刺穿了阿里的股动脉——负责从心脏输血的一根大血管。然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在有人发现铸成大错之前，宝贵的抢救时间已经白白溜走，接着又出现了一系列失误，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几个小时后，我亲爱的儿子走了。

妮芭丽、阿亚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从噩耗中回过神来，就有一大群朋友来到我们身边，帮忙料理各项事务，支撑我们面对生活中刚刚发生的这场巨变。

他们都说，人生中最难承受的莫过于丧子之痛。对于父母来说，这种事无疑让人痛彻心扉。我们失去阿里的时候正值他的大好年华，让这种承受难上加难，而失去他的原因居然是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错误，可能恰恰是所有这一切中最难承受的部分。

但对我来说，失去阿里的感觉更糟糕，因为他不仅仅是我的儿子，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出生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所以感觉我们好像在相伴成长。我们一起打游戏，一起听音乐，一起读书，一起欢笑。阿里18岁的时候，已经明显比我认识的许多男人聪明。他是我的支柱、我的知己。很多时候，我甚至在想：等我长大的时候，真希望能像阿里一样。

尽管全天下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卓尔不凡，但是我由衷地认为阿里真的如此。他离开之后，我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有数千人向我们描述这个21岁的年轻人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来信的人中，有些只有十几岁，有些则已年过古稀。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阿里哪儿来的那么多时间和智慧去触及那么多人的生活。他是安宁、快乐和善良的榜样。他的存在感就源于不断将这些品质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充分播撒。有一次，我从远处看到他在一个流浪的女人身边坐下，跟她聊了很长时间。他把她当作一个值得交流的人，后来还翻遍全身口袋，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当他离开的时候，流浪女人追上他，把手伸进自己的袋子底部，掏出一小盒尚未开封的、塑料包装的护手霜送给他——那一定是她最值钱的东西。那件礼物成了阿里最珍视的物品之一，如今又成了我们最珍视的物品之一。

但现在，一次医疗事故让我瞬间就失去了他。我学到的所有关于快乐的内容就要接受测试了。我想，如果这次能将自己和家人从最深层次的沮丧中解救出来，就算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但是我们做到的不仅于此。

阿里突然之间从我们的世界消失，让我们夫妻二人以及我们的女儿都深感痛心。当然，对他的思念之痛至今还萦绕不去，而且我们时常为再也不能跟他拥抱、聊天或打游戏而拭泪。尽管当时我们已经能够很好地保持安宁——甚至快乐——的状态，但那种心痛的感觉还是催生了纪念和祝福他的念头。伤心的日子固然存在，但我们并不觉得痛苦。我们的内心是满足的，甚至是安乐的。

简单说吧，是快乐算法带我们渡过了难关。即使是在为阿里的离世感到最悲痛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也不曾愤世嫉俗、埋怨人生。我们没有觉得被骗或沮丧，而是以安宁的心态走过了最艰难的历程，就像阿里可能会做的那样。

快乐算法的神奇力量

在阿里的纪念仪式那天，我们家里挤满了前来致敬的人，同时外面还有一大群人在迪拜近44℃的暑热中等待，就是不愿意离开。那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纪念仪式，以各种方式营造着阿里终其一生都在传播的那种快乐氛围，含泪而来的人很快就融入这次活动的积极能量中。他们先是在我们的怀里哭泣，但是当我们开始交谈，当他们开始理解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得知我们的快乐算法后，就纷纷止住了眼泪。人们在屋子里信步，欣赏布满每面墙壁的数百张阿里的照片（都是满面笑容），品尝桌子上放着的阿里最喜爱的零食，或是挑一件他的物品作为纪念，想起他留下的所有快乐的回忆。

空气中弥漫着爱和积极的能量，拥抱和微笑数不胜数，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不了解情况的人很可能会以为这只是朋友间一次快乐的聚会——或许是一场婚礼，抑或是一个毕业典礼。即使是在这种悲伤的场合，阿里的积极能量也能填满我们家的每一个角落。

纪念仪式之后的几天里，我发现自己总是在沉思：阿里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所有认识阿里的人都喜欢找他寻求建议，但他不会回来了。我拼命地想要问一问他：“阿里，我要如何应对失去你这件事？”其实答案我已经知道了。他只会说：“结束了，爸爸，我已经死了。你做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个结果，所以还是随遇而安吧。”当四下寂静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只有阿里一遍遍重复这几句话的声音，别的什么也听不到。

于是，在他去世17天后，我开始了写作。我决定听从阿里的建议，做些积极的事情，把我们的快乐算法尽可能地分享给世界各地正在承受不必要痛苦的人。4个半月后，我终于搁笔，完成了第一份草稿。

我并非圣贤，也不是隐居寺院的僧侣。我照常工作，参加各种会议，也不止一次地犯错——那种让心爱之人伤心的大错，为此我悔恨不已。事实上，我并不总是快乐的。但是我发现了一套很有用的算法——一个曾经带我们走出悲痛的算法，那是由阿里亲身示范、以生命助力打造的算法，也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呈现给大家的内容。

我希望能通过分享阿里的信息——他安宁的生活方式——来纪念他并传承他的理念。我极力想象着传播这种信息所能创造的积极影响，也想知道我从事这样一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引人瞩目的工作是否并非毫无缘由。所以，我接受了帮助1000万人变得更加快乐的远大使命，并请你加入这场名为“千万要快乐”（#10millionhappy）的运动，让我们齐心协力，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小规模的阿里式安乐的潮流。

《快乐算法》的第一版（www.solveforhappy.com）问世几个星期之后，我的几段视频开始在网上疯传，不但浏览量过亿，而且分享数和点赞数也有数百万之多。显而易见，我分享的信息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我的读者和观众自行接受了远大使命，他们纷纷将自己的心得体会转述给心爱的人，然后让后者把爱传出去，把消息散播出去。就这样，我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将这种快乐的信息传递给1000万人的远大目标。

我没有什么理由就此止步。既然这种方式如此有效，那么这项使命或许也该继续下去。于是在一群志愿者的拥护下，我们一致决定将目标提高到“千千万要快乐”的等级。事实上，我已经在着手成立一个基金会（www.onebillionhappy.org），希望借此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源，支持人们互相分享这个快乐算法的运动。

虽然对我来说，阿里的死是一场始料未及的打击，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感觉他对此竟好似早有预见。他意外离世的两天前，曾经让全家人坐在一起，就像个睿智的祖父召集孩子那样，说他有很重要的话对我们讲。他说他知道给父母提建议似乎有些奇怪，但却感觉非做不可。阿里平常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如今却特意为此安排出时间，并且大部分时候都在对妮芭丽、阿亚和我讲述他对我们的爱，他衷心感谢我们为他的人生所做的一切。那些话听得让人心里暖暖的，然后，他又对我们每个人都提了一些具体要求。

他对我的要求是：“爸爸，你永远都不要停止工作，要不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更多地顺从你的内心。你在这里的工作还没结束。”然后他停顿了几秒钟，坐回椅子上——仿佛在说，但如今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接着，他又说：“就这些，我说完了。”

本书的问世和“千千万要快乐”的运动就是为了执行我的快乐偶像布置给我的任务。在有生之年，我要把实现全球人民的快乐作为个人使命，这是我为阿里专门制订的射月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