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播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

旧唯物主义认为，认识就是人脑对外界事物的模写。这种看法虽然正确，但并不全面。旧唯物主义同时认为，人脑在模写外界事物时，要尽力排除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保证认识的客观公正。这种客体刺激主体的不可逆关系，犹如无知无识的镜子对无知无识的外界事物的反映。“两相情无愿，月落水中天”。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为没有倾向没有激情没有追求的“纯净”过程。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一切认识过程证明，这绝非对主客体原本关系的如实描述。没有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不可能完成对客体的认识和把握。所有认识和反映过程都靠主体对客体的选择、接近和介入来实现。新闻传播主体对报道对象的认识过程同样具有强烈的介入性。为了获取全面可靠的新闻事实，揭示社会现象的真相和本质，传播者从不坐视事件、事变、事态的自然演进，而是竭尽全力走近、贴近和涉及事物的发展过程。像法拉奇那样，时刻关注世界风云变幻，看准了目标便势不可当地踏入最敏感的政治地带，直接面对左右时局的最关键人物，深中肯綮地提出最尖锐的问题，就是一种对时局鹰击式的介入。这种介入的特征，在于主体对客体选择的高度集中，把认识注意力聚集在要害事物、要害人物、要害问题上，并没有把笔墨平摊在对全景的模写上。像郭超人那样随登山队员攀登珠峰，像约翰·里德那样穿行在十月革命起义者的人流中，像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亲临炮火连天的巴格达和惊涛拍岸的抗洪第一线，是一种对事变的身历性介入。这种介入的特征，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的时空距离等于零，也可称为同步现场介入。传播者如同参与历史事件的一员，所获取和传递的信息突破了对客观事实粗线条的描述，具有极高的清晰度和极强的可信性。像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深度报道，有头有尾地追踪新闻始末，不仅有对新闻事件的如实反映，还有对事件性质的深刻剖析，并极力促成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这是一种追踪式介入，或者说督察式介入。其特点是传播主体的社会责任心极强，对新闻事件穷追不舍，并用自己的能动作用极力影响社会事态的发展。像隐去传播者的真实身份，在传播客体不设防的情况下，获取常态下无法获得的真情实况，则是一种为完成特殊报道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隐形式介入。所有这些主体对客体的极力靠近和介入，都是以传播主体能动性高度发挥为动力。严格来说，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传播主体自觉介入社会的产物，都是主体能动性绽放的花朵。许多新闻看似简单，却都是深入虎穴猎取而来，绝非守株坐等之物。

同其他意义上的主体一样，传播主体的首要属性是它的意识性和主观能动性。作为主体，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计划性和创造性。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主体区别于客体的根本标志。新闻传播历来强调预见性和计划性，主张打主动仗。不是没有即兴之作，不是没有现炒现卖，但一个时期的报道中心和宣传重点，总是预先确定的。因此，对新闻报道和新闻活动的策划，绝非可有可无的举措，而是发挥传播主体能动性的首要环节，是对被动模写的自觉超越。新闻策划的目的，一是实现新闻传播的预见性和目的性；二是实现新闻报道的创新和优化。在市场竞争当中，传媒如果没有足智多谋和远见卓识的策划，一定因能动性的枯竭而丧失生存能力。不能因为外国没有新闻策划这个提法，传播学中还没有这个概念，而把新闻策划拒之于新闻学的门外。新闻策划概念的提出和确立，是对传播主体的能动属性给予的一种理论上的阐发和逻辑上的肯定。

不可否认，许多新闻事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但这并不是削弱新闻传播的计划性和否定新闻策划必要性的理由。毛泽东曾说，“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为，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458页）战争中会有遭遇战，常有突然袭击的发生，新闻报道也会有变幻莫测和不期而遇。面对战争的不确定性，毛泽东力主拿到战争中的主动权，途径就是极力发挥指战员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新闻策划实质就是报道之前的筹谋和准备。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对预期而至的事态能够应对从容；对意料之外的突发事态，也能处变不惊，闻风而动，随时进入高效有序的工作状态，从一刹那的紧张慌忙很快转入镇定有序的常态。正是新闻传播的随机性，要求传播主体十分重视预先的策划和准备，十分重视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我们常说的新闻自由，与新闻传播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具有密切的关系。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为这个社会新闻传媒提供了实现自由度的现实基础。但新闻自由究竟实现到哪一步，这要看传播主体自觉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在经济技术、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所提供的历史舞台上，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新闻自由实现的程度就越高。改革开放20年之后的今天，我国社会公众和新闻传媒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权利，这自然是因为社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应当看到，传播主体即广大新闻工作者自觉能动性的高度发挥，是新闻自由程度得以提升的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二十年来，我国新闻具有许多发明创造，新闻策划的实施以及相应理论的提出只是其中之一。正是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解放和发展我国的新闻生产力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传播客体并非传播主体之外的整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即传播行为所观照、所指向的对象，而传播内容又是从传播客体中选择和提取的一部分。从外部世界到传播客体再到传播内容，其外延存在从大到小的差别。传播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所指向的方位和范围，就是客体存在的领域；传播主体从其观照的对象中选取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事实，那就是传媒每日传送的新闻。可以看出，客观世界有哪一部分成为传播客体和传播内容，完全取决于传播主体的抉择。而且，对同一具体客体即同一新闻事实，由于主体的素养和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不同传播主体的描述也会千差万别，可以说有百名记者来写就产生百样文章。确实，传播主体的能动作用决定着对客体的陈述和取舍，对传播过程起着明显的支配作用。然而，能动性很强的传播主体，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受动性，它在支配客体的同时也受到客体和环境的制约。

传播主体的受动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播主体能够自主确定认识指向和具体对象，但报道对象作为客体，毕竟还是一种客观存在，或者说还是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数量，其状态和规律，都不以传播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对同一传播客体，不同传播主体可以报道也可以不报道，可以这样报道也可以那样报道，但其最基本的事实和性质，却是不能漠视、忽视和歪曲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同时用五枚导弹射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各国传媒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调门各异，但对大使馆同时被五枚导弹击中这一基本事实，是谁也不能加以否认的。在通常进行的新闻策划中，传播主体只能策划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和反映方式，不能策划客体的内在规定性和运行轨迹，不能离开面对的事实去描述主体幻想或期待的世界。

第二，主观能动性虽然是传播主体最重要的属性，但它同时还具有自然属性和其他社会属性。传播主体自身由人的血肉之躯来构成，同时还靠传播工具和其他物质设施来支撑，并且依存于一定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环境中。无论传播主体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还是作为媒体的社会功能的形成和发挥，都要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无论客观条件的浪漫情怀和违背客观规律的狂热冲动，都是主体能动性的自我失控。时下倡导的新闻策划和介入式采访，除了要尊重工作对象即客体的自在属性，还会受制于当地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策划总有极限，介入也有尽头，不可能一切尽随人意。如果想怎么策划就怎么策划，想怎么介入就怎么介入，不仅会使主体的行动方案流于妄谈，还会因有悖社会规范而使主体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传播主体能动性的正常发挥，只能是从客体和环境提供的可靠条件出发，在现实的舞台上编演有根有据又有声有色的话剧。

第三，传播主体作为一种角色，由社会分工来界定。这一角色一旦在社会职业系统中确定了相应的位置，同时也就确定了这一角色对社会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手段。它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运用特定手段开展特定的活动，发挥特定的功能，不能越俎代庖，包揽其他角色的职能。新闻传播的本质和特性，确定它不是权力机构和社会决策系统，它只是社会公众与外部事态的中介，舆论与决策的中介。它对客体的改造不是自己直接处理，不起终端作用。它通过引导舆论和影响决策，靠群众和政府动手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新闻策划和介入式采访中，传播主体应当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要充当事态的制造者和案件的仲裁人。由于媒介的介入，社会事态的发展必将受到影响，但传媒切不可去做操作者。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深入事态现场，和采访对象过着同样的生活，但这不能是主客体角色的置换，不是主体变为了客体。记者作为主体，在同客体打交道时无论怎样含辛茹苦、身临其境，不会也不能淡忘自己的本位角色。记者从来都是肩负传播信息使命踏入客体领域，从全局出发去观察和体验客体实情的。不过，在另一种情况下，倒是需要传播主体有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客体，那就是：把自己的传播行为、传播业绩以及自身素养视为认识对象，随时加以调节和控制，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业务水平。但这仍然不是主客体的角色置换，而是主体意识的升华超越，是主体自身的一分为二，是主体把自己的历史和现态看作认识与改造的对象，这就是常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传播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所获得的自由就进入更深层次的状态了。

（载《新闻大学》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