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无意识的社会阈

当代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在分析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文化关系时使用了“社会无意识”的概念，论述了文化无意识的社会机理。他认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划分是社会造成的，意识在本质上代表了社会的人，是社会对人的精神认可。因此，无意识是整个人的精神减去与人的社会性格相符合的部分。社会有一种文化的过滤机制，个人的经验除非通过这个文化的“过滤器”，否则无法成为意识因素。他所指出的，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对个人精神亦即对意识的限制作用所形成的文化无意识问题，他与荣格在论述诗歌创作与欣赏的心理问题时曾经谈到的读者和诗人都存在着一个“被时代精神决定了的意识限度”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认为那些被社会文化规范所不接受、所压制的精神文化因素，不能进入人的意识层面，而只能沉入无意识。所以“社会无意识”既是社会文化对个人精神的无意识选择与抑制，又造成了个人的文化无意识心理现象。弗罗姆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文化对个人精神、心理的“过滤”作用。

一是语言过滤。这种过滤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特定的社会人文观念决定着某些情感经验能否进入意识。旭日、朝花、晨风能让人惬意，但处在不同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人可能会形成截然迥异的反应。长于移情寄趣又注重天人合一人文精神的东方人，可能不绝赞美而引出浮想联翩；讲究实用又主张天人相分的西方人，则可能冷漠相对。由此弗罗姆认为，“微妙的有效经验是否能成为意识，这得取决于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这些经验被发掘的程度”。第二，语词、语义通过包含其中的文化精神决定着经验能否进入意识。生活中的某些情绪体验，在某种语族或语支中有丰富的词汇能表达这种体验，因而它们能顺利地进入意识。而在另一语族或语支中，因无法用恰当的词汇、语义去表达它们，它们则可能无法进入意识。例如，某些语言中没有舅父、舅母和表亲的概念，那么，舅甥之间、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就无法进入意识，而无法使中国式的血缘文化中那种在这方面十分特殊的情感关系及情感体验进入意识领域，从而对其加以清晰的意识把握。这表明，语言模式作为社会生活及其特定文化的符号凝结与意识工具，它对操持这一语言的思想主体具有精神的规定性，制约和引导着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认识与掌握。因而，它会使人对某些现象的情感体验特别敏感、特别关注，而对另一些现象则会比较迟钝、比较忽略。意识活动及其对生活反映的这种符号性，刚好折射了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形成的人文精神对于意识活动的内在规定。所以，文化的意识与无意识，既是一种个体精神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深刻地受到社会的浸润。

二是逻辑过滤。在思想文化的特定逻辑结构中，那种违背逻辑规则的心理活动难以进入意识。比如，在形式逻辑中，A就是A。这种同一律的要求，让人们的理性意识进行着非此即彼的思想活动。如一个人在同一事情上，只能体验—种情感而不能同时肯定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情感。对某人有了崇敬的情感就会压抑对他的鄙薄情感，反之亦然。思想的逻辑秩序在同一时候只能让一种情感而不能让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进入意识。那种被进入意识的情感所压抑了的某种情感，既很难以产生和发展，也更难以清晰地被意识到。这是精神世界的理性因素对非理性因素的制约作用。

三是社会禁忌的过滤。各种社会群体如部落、部族、民族所认定和坚持的信仰、道德原则、社会规范、根本的价值观念，对于主体的情绪、感觉具有规定作用、选择作用。那种为这些文化规范所容许的情绪、感觉会得到社会的鼓励，因而能够获得一种文化的张力，顺利地进入意识并保持下来。而那些为社会的文化规范所不容的情绪、感觉，则很可能被泯灭在萌芽状态，或者被压抑下去，难以进入意识层。弗罗姆的这种观点，是能在某些方面找到事实支持的。历史上的爱斯基摩人因为生产力极其落后，遇上饥饿为保全种族的繁衍，那些年老多病者会自行到冰天雪地里去冻死，而其后代也会认为这是天公地道并无不可的事，血缘之间的亲情，在这时是很难成为挽救垂危老人的怜恤感情而进入自觉意识的。因为人们根本不会朝这方面去想。即使某些人会生恻隐之心，但他只会以别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不会产生伸手救援的意识。这就是社会的结构所决定的人的社会性格，对人的精神世界、意识活动、情绪感觉等内心生活的制约。

弗罗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对人的感觉、情绪、心理活动在意识方面的过滤机制，十分中肯地佐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欲望”是一种确实的文化无意识现象。因为这种无意识，既是生成于文化而非自然生理的原因，又是由于文化的压抑、过滤而被排斥于意识之外，最后还是以社会文化的情绪、感觉或欲望存留在无意识深处。它因“有别于知识”而被社会规范性的“知识”力量拒之于意识域外，不能成为作为知识之唯一举动的意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