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公权《长江问对篇》

问长江，以汝卫南邦，北人遥想心已降。方今大势全倚汝，不知汝亦许不许。国人皆悠悠，我心良独忧。长城已坦道，黄河已安流。淮边日夜风飕飕，汝今孤矣非昔比。问汝若何真可倚。长江对，壮尔南邦以吾在〔1〕。今来古往只东流，人世兴亡自更改。句践临齐晋，刘裕入长安，项王北渡黄河西破关。北方或可取，吾不为君阻。赤壁中流曾丧兵，广陵望见波涛惊，瓜步欲渡说虚声。南方长可守，吾独为君有。吾之势何但抵长城，长城今已平。吾之力可以当百万，百万昔尝散。吾能限南北，不能输事力。吾能鼓风涛，不能用英豪。君不见吴之末，陈之季，岂必斯时吾独异。朝无政事国无人，乌有长江专可倚。辱君有问答君知，正恐知之亦忽之。烦君奉此献之国，索裘勿俟大寒时。（63册页39710）

笺说：

定都建康或临安，就漕运而言同样便利，两者的区别在于其分别代表了“防江”与“保淮”两种不同国防姿态。防御有“进攻性”防御和“收缩性”防御的不同，南宋人名之曰：“防淮”与“防江”。从国家战略来看，定都建康是为“防淮”，意味着全力经营淮甸地区，将第一道防线推进至淮河一线，时刻保持恢复中原的意图。定都临安，则意味着国防心态上已经放弃淮甸经营，主动将本属于南宋疆域的淮甸地区作为宋、金“飞地”，仅仅起到无人隔离带的作用，而以长江为第一道防线。故吕中《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十七“江淮”条论曰：“当时汲汲于守淮，非为所以蔽江，亦所以为进取中原之基也。”从具体操作上看，“守江必守淮”也是南方防御北方的基本常识，守淮将获得长江防线前方的开阔的警备缓冲地带和充分的防御准备时间，由此江南得以预先确定北方军队的进攻指向，以确定重点防御的地段，争取江南部队调动时间。南宋初年，岳飞就已指出：“但能守淮，何虑江东、西哉！使淮境一失，天险既与虏共之矣，首尾数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后为安耶？”（《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二十三《山阳辩》）理宗时赵范上史弥远书言之尤为形象：“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宋史·赵范传》）换言之，放弃经营淮甸，则长江天险为敌我所共有。南宋有识之士论江、淮防守往往多持此见，已成共识。故吕中《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五“诏百官言事”条总结说：“夫两河（按，谓河北东、西路与河东南、北路）者，河南之藩屏。河南者，淮甸（按，谓淮南东、西路）之藩屏。若驻跸淮甸，则亦当固两河以守河南，固河南以守淮甸，天下犹可为也。今弃两河如弃土梗，弃河南如弃敝屣，撤藩篱而深座堂奥以为安，使虏入无人之境，尚吾国有人乎？此失地之祸，自建炎始也。”又，南宋史籍多载主战派“防淮”之论，对“防江”派意见记载极少，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保留了“防江”派将领杨存中的意见，全录之如下：“绍兴末，予见陈鲁公。留饭，未食，而杨郡王存中来白事，鲁公留予便坐而见之。存中方不为朝论所与，予年少，意亦轻之，趋幕后听其言。会鲁公与之言及边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谓当列兵淮北，为守淮计，即可守，因图进取中原；万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说非也。士惟气全乃能坚守，若俟其败北，则士气已丧，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据大江之险，以老彼师，则有可胜之理。若我师克捷，士气已倍，彼奔溃不暇，然后徐进而北，则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岂易言哉！’予不觉太息曰：‘老将要有所长。’然退以语朝士，多不解也。”杨存中为前敌临阵之将，其说颇纠缠于一战一役之得失，以一时一地、具体而微之措置，衡量立国之战略大计，颇不合辙。退而言之，即以杨说有一得之见，然士气之勃兴鼓舞，原非一途，亦可以他法而致之，不必以牺牲国防大计为代价换取；更遑论士气之说，常为南渡后骄兵悍将要挟朝廷者之所倡，原未足以服人也。总之，南宋政权在历次北方入侵中总是处于仓皇应付的局面，正是定都临安带来的恶果。章公权为南宋末年人，其时淮甸已逐渐陷落，守江而不能守淮，国势渐去，此即诗中所言“方今大势全倚汝，不知汝亦许不许……淮边日夜风飕飕，汝今孤矣非昔比”之意。

疏证：

〔1〕长江为南宋抵御北方入侵最重要的防线。南渡之初，有识之士无不指出此点。如绍兴二年（1132）左司谏吴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不过十郡之间，其要紧处不过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紧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釆石。下流最紧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当择官兵修器械。其余数十处或道路迂曲，或水陆不便，非大军往来径捷之处，略为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间，地不过三千余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余里者，远近多寡，劳逸大不均。如七处渡口外，宜每县分定百里，专令巡尉守之，则力均而易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七“绍兴二年八月辛丑”）又如，绍兴三年（1133）吕祉言：“自四川而下，有襄阳、荆南、武昌、九江、池阳、太平、建康、镇江，皆沿江也……当命将分兵戍守，使相维持。自远近视之，皆隐然如敌国焉，则共奠王室，有磐石之固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八“绍兴三年九月壬戌”）皆指出长江对南宋防御的重要性。

附录：戴复古《嘉定甲戌孟秋二十有七日起居舍人兼直学士院真德秀上殿直前奏边事不顾忌讳一疏万言援引古今铺陈方略忠谊感激辞章浩瀚诚有补于国家天台戴复古获见此疏伏读再三窃有所感敬效白乐天体以纪其事录于野史》

“禁城鸡唱金门开，起居舍人携疏来。榻前一奏一万字，历历写出忠义怀。顿首惶恐臣昧死，越录敢言天下事。百年河洛行胡朔，恨满东南天一角。夷甫诸人责未酬，志士愁眠剑锋落。天意未回事难举，乡来一试成千误。犬羊频岁自相屠，盛衰大抵由天数。昨臣衔命出疆时，自期有去必无归。屈膝穹庐当愤死，天相孤忠半道回。金山之下长江水，击檝中流书壮志。东风吹上妙高台，略望江淮见形势。形势从来只如此，几年待得天时至。朝廷为计保万全，往往忘却前朝耻。臣今未暇论规恢，胡虏已亡何虑哉。中原旷地无人管，政恐英雄生草莱。北方苦饥民骨立，万一东来窃吾粟。边头诸州无铁壁，借问谁能备仓卒。请朝廷厉精兵，择良将。办多多，策上上。更选人材，老练通达。分守要冲，讲明方略。一贤可作万里城，一人可当百万兵。坐令国势九鼎重，所赖君心一点明。长笺奏彻龙颜悦，继言臣愚进此说。言虽甚鄙用甚切，宸断必行天下福，勿谓儒生论迂阔。臣之肝胆与人别，读书岂为文章设。王师若出定中原，玉堂敢草平羌策。”（54册页33469）

笺说：

真西山居朝为政，以奏疏政论著称。《宋史·真德秀传》载：“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诗题所言“嘉定甲戌”，为宁宗嘉定七年（1214）。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九《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载其事并疏文略曰：“（嘉定六年冬十月）差充金国贺登位国信使。十一月，至盱眙，北方乱，不克成礼而返。明年二月入对曰云云。秋七月，又直前，略曰：‘臣窃闻鞑靼之图女真，犹猎师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至，猎亦从之。使鞑靼遂能如刘聪、石勒之抚有中原，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则奸雄必将投隙而取之，此尤非我之福。昔李纲建议，以为欲保江南，当经理淮襄，以为家计。今淮有海之饶，有沃野之利，其齐民健斗，易视寇兵，豪民气概相先，能鸠壮勇，使范蠡、诸葛亮辈得而用之，虽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于不足守哉？中兴之初，未暇及此。讲和之后，则又束于要盟。今淮东要害在清河口，敌之粮道所出，而淮阴无城无兵，徒以山阳可恃。然山阳虽大，前无淮阴之蔽，后无宝应之援，若敌以重兵遮前，奇兵断后，则高邮、维扬之路绝，而山阳之形孤。山阳不守，则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涡颖口，亦敌之粮道所出，而濠梁安丰城卑池狭，兵备单虚，徒以庐、和可恃，然有安丰则敌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则敌始不得以走溧阳，借有他径可由，而吾以庐、和当前，濠、寿断后，则彼有腹背之虞，其能长驱深入乎？故欲固两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说也。昔孙氏之保江左，邾城虽小，犹屯三万人。今扬庐，两淮之根本，而兵数单弱，不及孙氏一邾城。故纲又谓大将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以为非策。臣谓今日当议徙江上之屯，以壮淮甸之势。虽然，又当重阃外之寄。今江陵、建邺虽名制阃，事无大小，必禀命于朝，又有请而弗获。宜于近臣中择二人以镇之，而假之权。汴都者，我祖宗立郊社宗庙、正南面、朝群臣之地也，而寇窃居之。夫列圣所以得，宣、靖所以失，莫不由乎用君子小人之间。愿陛下赫然发愤而深思之。臣又惟金既以迁徙来告，显绝货币，移以犒军修备，此上策也。削比年增数，还隆兴裁减之旧，此中策也。彼求我与，则无策矣。今远夷群盗，觇吾举措，女真深仇，亡在旦暮，而奉之唯谨，此召侮之端。’”（奏疏全文见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对越甲稿》之《直前奏事札子（甲戌七月二十五日）》，文繁不引。）按，真德秀奏疏及其引李纲建议，正是南渡后有识之士“守江必先防淮”之说。戴复古“伏读再三，窃有所感”，当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