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过《望幸金陵》
建业水大胜，武昌鱼有味，江东云不比渭北春天树。春天门崒嵂，两岸石壁立，石头钟阜龙虎东西分。椎牛酾酒家家准拟犒六军，翠华不来冷落行宫门〔1〕。泰华不易得，天下关中为本根。怀哉金陵古帝藩，千船泊兮万马屯。西湖真水真山好，吾君亦岂忘中原〔2〕。（51册页31810）
笺说：
此诗总述南渡以降建都之议之经过。开篇即云“建业水大胜，武昌鱼有味，江东云不比渭北春天树”，渭北指关中长安，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昌、下游重镇建业，三地皆为南渡初建都之议中的重要选择（建都关中之议，可参见晁说之《拭目》、廖行之《上湖南孙漕四首》二诗笺证；建都武昌之议，可参见孙应时《送张敬夫栻以追送不作远为韵赋诗五章藉手言别不胜惓惓爱助之诚情见乎辞惟高明幸教》其四笺证）。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从逃避金人南侵的流亡状态转为移跸临安（《宋史·高宗本纪》）。在流亡期间，要求返还建康者有汪藻、廖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卷四十八“绍兴元年冬十月甲戌”）。与建炎三年（1129）二月逃亡中初驻杭州的临时性行为不同，此次在争议声中有意识地选择临安为驻跸之地，实际上开启了“建都之议”中建都建康与驻跸临安之争。这一时期，驻跸建康的提议几乎成为唯一的主流声音。从漕运的动向可以看出，绍兴二年（1132）五月起，南宋政权开始在建康屯积粮草，修筑宫室（见诗注2）。绍兴四年（1134）十月，高宗再次下令移跸建康，但又首鼠两端，逡巡不定，一直停留于平江（今苏州）观望（《宋史·高宗本纪》）。至次年（1135）二月，以“建康营葺未就绪，而平江素无官府”的理由，回跸临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五“绍兴五年二月丁亥”）。此后朝野士大夫如王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绍兴五年三月癸丑”）、张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绍兴六年六月己酉”）、刘长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绍兴六年秋七月”）、眉州布衣师维藩（《咸淳临安志》卷一）纷纷力倡建都建康之议。绍兴六年（1136）八月，谍报刘豫有南侵之意，张浚再次“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绍兴六年八月甲辰”）。八月甲辰，高宗诏谕将士亲征。九月，发临安，次平江。在平江居停期间，又经赵鼎提议，有回跸临安之意，直至绍兴七年（1137）正月，因淮西等地连连告捷，形势大好，经张浚力争，才动身移跸建康，于三月辛未抵达（《宋史·高宗本纪》）。三月辛巳，命百司渐赴行在，“所谓（临安）留守司，名存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三月辛巳”）。四月癸巳，建太庙于建康，以临安府太庙为本府圣祖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绍兴七年夏四月癸巳”）。七月乙酉，诏即建康权正社稷之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二“绍兴七年七月乙酉”）。由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这次驻跸建康，是意图最为明确、仪式最为正式的一次筹备建都之举。如果不出意外，朝野间普遍舆论所要求的“定都建康”似乎将成定局。然而八月戊戌，“淮西兵变”事起。“淮西兵变”的直接起因是张浚罢免刘光世军职，刘光世所部郦琼不自安，遂叛投刘豫。高宗驻跸建康，原本是因为淮西大捷；现在淮西兵变，门户大开，建康处在敌方威胁之下；另外，罢免刘光世的倡议者张浚因兵变去位，建都建康也就失去了最大倡议者。九月，御史中丞周秘言宰相张浚失谋误国，将建都建康之议列为张浚的罪状之一，称“建康兵火之后，全乏第舍，而浚建议移跸，谋不素定，使仓卒迁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四“绍兴七年九月乙丑”）。张浚本人在去位之后最为担心的也是建都建康之议遭到废弃。史称：“自赵鼎召归，浚每以回銮为念。洎罢政登舟，诸人往饯，犹以此言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四“绍兴七年九月丙子”）尽管有陈功辅、张守等朝臣仍持此议不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四“绍兴七年九月辛巳”），但高宗回跸临安之意已决。绍兴八年（1138）二月遂离开建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八“绍兴八年二月癸亥”）。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十“高宗建康东归”条载：“上之在建康也，吴明可（芾）为殿中侍御史，建言：‘大驾宜留建康，以系中原之望。’会有陈驻跸利害者，诏侍从、台谏议之。明可谓：‘建康可以控带襄、汉，经理淮甸，若还临安，则西北之势不能相接。’时朝论不欲进取，乃诏以渊圣皇帝祔庙将及，暂还临安。上未行，边吏言虏人来聘。明可又言：‘虏使之来，盖欲窥吾进退，视吾虚实，不如受礼建康，候其出疆，然后还，亦未晚也。’不从。上既定议东还，而军务未有所付，张和公为建康留守，众望属之。诏以杨和王为宣抚使，中外大失望。刘恭甫舍人不书录黄，上怒。恭甫再封还，卒罢宣抚使，俾专措置而已。……庙堂既主和议，不言兵，故召诸将还，无复北讨之意矣。”至此，建都建康已经无望，驻跸临安成为定局。《宋史·高宗本纪》称：“是岁，始定都于杭。”绍兴九年（1139），胡寅指出：“始十余年间，凡有诏令，必以恢复中原为言，所以系百姓心也。今乃于临安增修母后渊圣宫殿，是不为北迁之计也。然则居杭者乃实情，而恢复者乃空言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五“绍兴九年春正月己亥”）此后临安郊庙宫省陆续建成，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渡江后郊庙宫省”条载：“绍兴四年，高宗在平江，将还临安，始命有司建太庙。十二年，和议成，乃作太社、太稷、皇后庙、都亭驿、太学。十三年，筑圜丘、景灵宫、高禖坛、秘书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十六年，广太庙，建武学。十七年，作玉津园、太一宫、万寿观。十八年，筑九宫贵神坛。十九年，建太庙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库南省仓。二十五年，建执政府。二十六年，筑两相第、太医局。二十七年，建尚书六部、大阅所。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庙宫省始备焉。”名为行在，实即京城矣。
疏证：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四“绍兴二年五月庚午”条：“赐江东安抚大使司折帛钱十万缗，为修行宫之费。时李光言建康自一都会，望朝廷略示经略之意，故有是命。”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绍兴六年冬十月癸亥”引吕中《大事记》：“建炎二年，幸扬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黄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黄为之乎？自绍兴八年定都临安，不复进都。此秦桧为之也。六年，浚独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独相，已有驻跸临安之议，亦桧为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