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大跃进”与“调整”时期思想政治工作（1957年11月-1966年4月）(2)

第一，这一时期，在经济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面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主观主义作风，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左”转，急躁冒进的作风不断泛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波三折。

1956年底，我国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各方面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士气，一些地方在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国务院对此及时进行了纠正。但是，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对国务院的反冒进措施提出批评，指责反冒进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农业“多快好省”和纲要四十条”，，会议接受毛泽东“结果来了一个右倾”要求把这些都恢复起来。的要求，基本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并决定以讨论农业纲要四十条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批判右倾思想，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发表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具体落实四十条纲要，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提出，15年左右，中国要在钢铁等重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这一口号在国内公布后，极大地鼓舞了渴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中央和各地都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到1958年前半年，工业、农业、科学、文教卫生等事业在1957年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不断批评反冒进是“右倾保守”，致使“左”的冒进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党内一部分人头脑逐渐发热，有的地区、有的省份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大跃进”计划。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我国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以后，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空前高涨，全国掀起了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口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我国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经济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业上来，并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大跃进的主要步骤。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炼成的钢铁中有300多万吨土钢基本上是废品，根本无法利用，经济建设秩序遭到极大的破坏，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当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造成了极大影响。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日益暴露，从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党和国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试图加以纠正，但是1959年夏庐山会议掀起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经济上纠正“急躁冒进”失误的进程，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和严重困难。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面前逐步清醒过来。为了纠正错误、克服困难，中共中央从农村开始着手进行政策调整。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确定1961年经济工作要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位，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支持农业。会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别组织指导调查组并亲自深入基层，进行调查。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并在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在人民公社中取消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农业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对过去曾经因为对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制度提出意见而遭到批判、打击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以消除“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在此同时，国家对城市工业也进行了调整。1961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必须当机立断，坚决把膨胀的工业高指标降下来。随后又颁布试行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大力整顿因为大跃进而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度废弛、设备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分配平均主义等问题。此外，党中央还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进行了调整，先后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为更加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战胜困难而奋斗。会议发扬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工作中“高指标”、分散主义等缺点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和其“共产风”平均主义、他中央领导同志对缺点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大会虽然没能彻底改正并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当时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会后，全面性调整进一步推开。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会议通过了1962年调整计划，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组织调整工作。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采取了有力措施，搞好调整工作：（1）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2）压缩基建规模，停建缓建了一批基建项目；（3）缩短工业战线，对部分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4）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5）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等。其二，对文化教育方面也开始进行调整。1962年3月，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周恩来、陈毅等领导同志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对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在周恩来的具体督促和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总结了文艺工作的经验，检查缺点和错误，提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创作题材应该丰富多样，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开展文艺批判，提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等重要措施。1961年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试行高教六十条后，高等学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中共中央还对中小学工作条例作了重大修改，颁布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其三，在全国调整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到1962年7月，全国约有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多较好，深受农民和农村干部欢迎。在此基础上，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提出了联产承包的生产责任制，受到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重视。1963年3月，经刘少奇提议，工业交通部门还试办了中国烟草公司等一二十个全国性或省市规模的从事专业性生产经营的大公司，以积累按照经济规律进行经济管理的经验。此外，刘少奇提出的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固定工和临时工并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在一些地方试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等，得到中央的肯定。

经过全面调整，到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到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协调，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市场供应改善，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面完成，到1966年，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和技术人才。主要表现在：其一，工业方面，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1）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在后来得到进一步建设之外，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10年建设起来的，还有一大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这时候开始建设的。（2）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到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自给率已经达到90%以上。（3）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10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4）工业的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有了改善，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到1965年，我国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也逐步建设起来。（5）交通状况大为改善。10年新修铁路近8000公里，全国除了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其二，科学技术成绩显著，国防尖端成果尤为突出。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三，文化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新建和扩建了一些学校，高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达210万人，分别为1950、1956年的4.9倍和2.4倍，教育质量大大提高。

第二，这一时期，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政治生活方面，阶级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为了落实党的八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从1957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在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及党政干部思想作风提出诚恳批评建议的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利用所谓“大鸣大放”，攻击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作用，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于是，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当时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很多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了。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都严厉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工作，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此后，各行各业的“反右倾”运动很快铺开，一些主张谨慎地稳步前进的同志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各级干部中急躁冒进的情绪不断滋长。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那些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和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干部群众被当作“观潮派”，“白旗”，于是急“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是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