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启蒙小说叙事类型的近现代建构

第一节 晚清启蒙小说的理论建构与实践

作为多种意识形态合力结果的中国现代小说，具有古典小说所不具有的思想认知价值，这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1]在中国，小说和意识形态自觉结盟，始于晚清启蒙思想家的倡导。

1887年，黄遵宪发表《日本国志》主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推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今世文体，“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简易之法”，首创以通俗小说教育国民的文学观念。[2]1897年康有为也在《日本书目志》中发表小说教化论的观点：“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3]

1897年几道（严复）与别士（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引生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入文学，认为历史不足以显示生命应有之象，而小说正可矫正历史之不足，以确保人性与男女的理想生生不息。[4]夏曾佑发表《小说原理》，楚卿发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也鼓吹小说改良工具论。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5]对严复、夏曾佑的倡导做出积极的回应，认为小说推动日本明治维新功不可没，对中国自然也会有所助益。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新小说》[6]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量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将小说这一平民化文体的文学地位推到极致所表述的小说群治论观点，与其说是文学观，还不如说是他们欲以小说为媒介从政治、道德、宗教、风俗、文化、人心、人格等方面塑造现代国民、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观念。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小说观念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基点，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家及小说的基本形态。

然而，作为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显然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到新小说文体的建构方面，虽然在《新小说》前五期介绍了诸如历史、科幻、外交、冒险、侦探等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小说，也不过是对小说做工具性的类型引进而已，不足以建立有关新小说的知识谱系和文学想象空间，以启动新小说创作，形成既与域外文学相区别，又与域外文学相呼应的新的文学局面，因而群治小说主张的实践者们对新小说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既没有清晰的新小说文体概念，也不具有新小说叙事能力，常常把小说写成政治论文和哲学论文，或以小说抨击时政，或以小说发表政治设想，或以小说做道德说教，小说的审美性和娱乐性被挤压得所剩无几，让人难以卒读，以至有人不得不作“新小说读法”，以使读者熟悉新的“小说文体”。

群治小说写作实验失败，职业小说家主导的商业化小说创作则大获成功，狭邪、黑幕、官场、科幻、外交、冒险、侦探等新小说兴盛一时，大都延续帝王将相、因果报应、忠孝节义、志怪猎奇等叙事母题，在追求社会轰动效应和商品交换价值中不自觉的守护旧意识。

政治兴趣浓厚的作家的小说叙事，则多中西通俗小说成规的模仿、复制，除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等少数佳作外，皆少艺术创新与突破，创作庸俗化，与同时代欧美小说理性认知的深广、审美涵括的丰富、叙事方式的多样不能相埒，在新小说思想认知力的建构以及审美形态的建设方面，无革命性建树，不足以参与推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整体性现代转型。

整个晚清，传统文言文学仍居文学的统治地位。小说创作虽然兴盛，依然不过是不受尊重、仅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微末之技而已。小说创作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如此，晚清的政论小说家们及政治兴趣浓厚的小说家们还是将通俗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文本的广泛传播当成确认自己社会身份、实现自我价值、变革社会的重要途径，试图以“载道”文学为媒介与大众对话，尽管他们写不出有说服力的佳作，更无法通过小说达成重塑国民性格的目标，但他们倡导和实践新小说，以现代意识形态理念为小说叙事的核心推动力，以西方现代小说叙事修辞改变中国传统小说较为单一的说书人叙事模式，以迎合或改造民众时政猎奇心理和消遣娱乐心理的大众化为审美诉求，不仅勾画出了现代意识形态性小说的雏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

第二节 “五四”时期启蒙小说观念的建构与实践

民初，与国门洞开后的晚清其实并无太大不同，代相赓续的军人独裁者在貌似现代的政治架构中继续着过往的专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依然在旧轨道上滑行。因此，1919年，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的“新文学运动”，不过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接续和深化。

由众声喧哗、相互矛盾的各种话语交汇而成却又被简单神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远比晚清要复杂得多，远非“启蒙主义”“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等几个关键词涵盖得了，但“革命”显然是统括所有话语的核心词汇。“五四”时期的文学话语，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就是“五四”革命话语的文学性表述。既然“五四”文学大都立足于先在的政治性文本，那么，它自然有或轻或重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和晚清政论小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五四”文学话语的复杂性以及作家们复杂的人生经历、留学背景、知识构成使得他们根本无意或无法实践梁启超所倡导的“通俗文学”，更不会走为他们所批判的带有浓厚旧文化痕迹的庸俗的晚清作家“通俗文学”的老路。比较而言，他们热衷的是建立与西方文学共时存在的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并使文学成为开启民智的工具。然而，现实和理想显然有巨大差距：尽管“五四”时期作家的启蒙立场使他们将读者想象成全体国民，他们“个人化”的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叙事方式，还是只能吸引和他们精神状态较为接近的“文学青年”，也就是说他们文学的启蒙范围只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对文学感兴趣的知识青年群体而已。

总的来说，作为“文学革命”一部的“五四”小说理论与文体建构，同样以启蒙为核心，以革命为旨归，以审美建构为内容，从“小说革命”走向“革命小说”，大体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是1917年胡适、陈独秀发动的“文学革命论”，从理论上为中国现代小说确定了基本的叙事路向。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此无它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模仿古人，而为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倡导“白话”文学，倡导写实文学。胡适另一篇文章《建设的革命文学论》进一步强调文学的写实精神，首倡下层劳动人民应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

陈独秀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明确了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号召作家建构通俗、抒情、新鲜、写实的平民文学参加社会革命。

二是1918年周氏兄弟以创作和理论实绩，确立了启蒙性现代小说的批判风格和“人”的主题。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以寓言象征意味极强的现代小说叙事方式抨击旧家族制度，是现代文学第一篇成功的较完全形态的意识形态性小说。同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高扬人道主义大旗，阐述“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概念，确立了包括小说在内中国现代文学“人”的基本主题。试图以“人”的价值肯定，将国人从集体无意识的“民”的意识中唤醒，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个性、尊严、权利。鲁迅《狂人日记》和周作人“人的文学”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作家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小说叙事开始真正进入人的内心，人的因素开始渗入小说叙事的各个方面，开始取代故事成为叙事的核心元素。这是对以专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反叛，既是文学审美的革命，也是意识形态的革命。

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人分别从不同方面塑造了写实启蒙、改造社会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品格，使现代小说不仅成为塑造中国人品格的重要文化活动，也成为凝聚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意识形态。

严肃文学范畴内的中国现代小说一般来说有三种品质，一是追寻文学本身的意义，建构超越世俗功利的诗性空间；二是小说叙事指向现实的政治目标，承载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价值体系，虽然在批判专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损耗诗性，但依然能保持文学审美的独立性；三是意识形态全面介入文学，文学成为机械图解意识形态的工具，政治概念遮蔽文学审美与写实，小说隐性的政治文本与显性的文学文本完全重合，小说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鲁迅等作家的“呐喊”小说，多有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纠缠不清的品格，既建构启蒙性、批判性的政治话语，也建构新的文学审美形态。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即为如此，既确立了现代小说的叙事母题，在社会历史文化批判的意识形态性层面指斥宗法专制制度与文化“吃人”的恶，在哲理思辨的层面审判人与人互噬本性的罪，又建构了现代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其符号性象征修辞、寓言性比喻修辞，在赋予叙事现代主义素质的同时，也增强了叙事的理念化意识形态力度。《药》《一件小事》《风波》《阿Q正传》等小说皆如此，既是对中国人本性的写真，又是对终极问题的形象追问，还是穿越时空的尖锐的历史社会批判书，是文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结合的经典之作。而《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少数篇幅，则多个人化主情叙事，抒发生命忧伤，其中固然隐藏有意识形态内涵，却非主题及叙事的目的，是较完全形态的审美叙事。鲁迅借鉴域外小说及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体验的叙事方式，使中国小说第一次具有了描绘中国人灵魂的叙事能力，在新小说形态建构方面居功甚伟，至今无人超越，对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小说及非意识形态小说的写作影响深远。

理念化意识形态化小说的出现，在茅盾主编《小说月报》之后。鲁迅《狂人日记》虽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端绪，然响应者寥，仅汪敬熙等三人追随实践，且无成功之作。至1921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杂志革新改版，冰心、叶绍钧、落华生、王统照等五六新小说家以之为园地发表作品，现代小说创作才渐成气候。这些年轻作家，偏爱抒写自己所热衷的恋爱生活，小说多有结构雷同、人物机械、技巧稚嫩的毛病。茅盾便要求年轻人从私人化写作里走出来，克服写作境界狭小的缺陷，以天下为己任，为劳动阶层代言，暴露社会问题，扩大小说写作的意义，使小说成为开启民智、变革现实的意识形态力量，得到了青年作家的响应。这开启了冰心等小说家的意识形态意味极其浓厚的“问题小说”的写作，这是较完全形态的中国现代小说意识形态化叙事的拓展。

此后中国革命现代小说的理论与实践建构，始终受功利性的意识形态立场制约而显示出一种较为逼仄的状态，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往往局限于启蒙与救国的革命主题，小说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非对人及存在深刻、自在的审美认知表述。

小说的工具化是革命文学批评家与革命小说家互动的结果。秉持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创作理念的潘漠华的《乡心》，沿着鲁迅开辟的乡土文学思路，抒写自己的乡土亲情，表现被生活鞭打的农民阿贵的不灭的理想与追求，本为纪实生活、刻绘性格入木三分的优秀作品，却被茅盾批为失败之作，认为阿贵的性格刻画过于消极，没有体现出农民的阶级反抗意识。这种以意识形态观念规约文学，对作家非意识形态化创作倾向的校正，致使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许多革命作家农村题材的作品，大都从革命理念而非生活本相出发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凭空虚构出的反抗和革命的情节和农民形象，不仅不能提供反抗现实的政治力量，反而遮蔽了真实的生活苦难和政治本相。尽管茅盾对西方文学的推介，绝不局限于意识形态性文艺之一隅，而是广泛涉及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但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作为革命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跟有着和他一样共产主义信念的批评家、作家互动交流、批评指导时，却总是不自觉地以政党思维代替文学思维，把政治理念当成文学评判的首要标准。

革命进入文学，使阶级意识代替人的意识成为叙事核心，政治取代苦难成为叙事主调。这类作品，往往写实意味减弱，理念意味增强；人性意味减弱，阶级意味增强。小说渐渐脱离“五四”小说以人为中心的主题，而宣扬新的阶级性的集体无意识。整体性的“无产阶级”观念和集体性的“工农兵”观念取代个体性的包含自由、平等、博爱、尊严、权利等内涵的“人”的观念成为小说写作的出发点，阶级斗争意识取代人道主义意识成为小说叙事的核心推力。尽管20世纪20年代及此后的小说叙事，主要往“人的文学”和“革命文学”两个方面发展，但意识形态化小说，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呼应中，始终占据文学“进化”的最中心地带，以最进步、最道德的文学自居。

“五四”开启的文学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广泛的呼应，1921年至1923年，新生大小文学社团四十多个，文艺期刊五十多种。1925年，文学刊物激增至150种。来自西方异质的小说形态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自由生长，各自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诉求，并形成全国性广泛影响。其中成就最大的文学社团为以现实主义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和以浪漫主义为宗旨的创作社。

文学研究会以小说创作为主要形式，以《小说月报》为文学社的代用刊，实现“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宗旨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将小说地位提高到建设现代国家的人生事业高度，视接续晚清商业小说传统的“礼拜六文学”为文学大敌，言明教个人胸中块垒，高兴时抒怀，失意时消遣的文学时代过去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要求文学表现人生和社会问题，特别专注于对黑暗社会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激剧变革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新旧冲突。这使得文学研究会成为一个文学功利目标十分明确，参与意识十分浓厚的文学团体。“建构社会人生的文学”是文学研究会文学活动的关键词。尽管会员们有的主张“真”“善”文学，有的主张“血”“泪”文学，有的主张非功利文学，观点并不一致，但文学研究会还是通过对俄、法、日、印、北欧、东欧等国家的文学作品的译介，通过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学创作，通过对半封建、半殖民时期社会困境、人性挣扎、生活惨象的铺陈，对中国写实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对通过制度、文化、人性透视社会人生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影响深远的示范性作用。

创造社同样是意识形态化写作的重要源头。创造社提倡主情主义，尊重内心，移植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写作手法。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内心、人性、直觉、灵感纯美审美建构的强调，看似与“文以载道”的文学研究会功利性文学观念“背道而驰”，其实和文学研究会不满现实、变革社会的理念并行不悖，同样是以文学为武器反抗旧世界和旧文学。创造社后期部分重要成员参加革命，激情与革命汇合，成为开启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锋。从注重自我表现，抒发个人的性灵，展露个人的病态，转向对旧世界“不惜加以猛烈的炮轰”。他们重理想、浪漫、想象的气质在革命理想的催化下，使他们更崇尚脱离写实精神的虚拟性、意识形态性、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写作。1928年初，创造社核心成员郭沫若《英雄树》、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引进苏俄文艺观念，要求作家要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工农大众写作，并批判鲁迅等作家开创的“五四”文学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其文学主张，用机械理念代替文学形象，用政治语言代替文学语言，完全偏离文学轨道；其文学论争，用政治斗争代替文学争论，首开文艺阶级斗争之端绪。

1919年至1925年间出现的其他一百多文学社团及刊物，大都也倾向于文学再造国民的文学理念，培育了大批文学新人。其中贡献较大的文学刊物有《莽原》杂志、《未名》杂志、《浅草》季刊、《民国日报》的《文艺旬刊》《沉钟》周刊。《莽原》《未名》等刊的作者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韦素园、高长虹、苇丛芜等作家继续开拓鲁迅开启的“乡土小说”，同时大量译介了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为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文学添砖加瓦。《浅草》《文艺旬刊》《沉钟》等热衷于译介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人热衷抒写精神苦闷，记录时代给年轻人的惨伤。

新小说创作的十年积累，确立了新小说想象的内容边界和基本表达方式，奠定了中国现代主流小说和政治结缘的叙事基调，其小说形态多非纯然的审美，而是多种意识形态交汇合力的结果。梁启超晚清时期建构改造中国的意识形态性小说理想，终于在五四时期成为现实，并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迅猛发展。作家们以文学为武器，反抗奴役，追求个性解放，复活生命意识，在表现民众疾苦、民族沉沦中寻求现代文明和公平正义，尽管并不具有直接改变中国现实的力量，但却能帮助读者探讨社会问题、思考人生答案，为民众提供旧小说提供不了的思想资源，帮助民众重新认识自我、民族、国家和世界，形成现代意识形态想象的共同体。

新小说从1919年“五四”发端到20世纪20年代蔚为大观，是一个新小说和作家、读者一起成长的过程，也是包括小说在内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的过程。鲁迅开创的新小说创作，使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学理想变成现实，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之外。源自域外迥异于传统文学的现代小说，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新小说自诞生那天起，就参加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和政治有解不开的亲缘关系，尽管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小说并非全然意识形态化，但意识形态意味浓郁的小说毕竟占据小说的主流。随着苏俄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加深，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茅盾、郭沫若、蒋光慈等革命作家的推动下，以阶级斗争为叙事核心的完全形态的意识形态化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新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一起，和现实革命相互呼应，不仅塑造全新的文化人格，也塑造了全新的政治人格，这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影响深远。

注释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2]黄遵宪：《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20页。

[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

[4]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5]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

[6]1902年11月27日，《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该刊附设于《新民丛报》，由梁启超、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主办，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