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岩

从花溪到青岩，大道平坦，坝子宽阔，田野一片秀色，远处的山连绵如屏。青岩古镇，设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清时期青岩镇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黔中交通要冲，贵阳南部屏障，相邻的惠水为黔中鱼米之乡及贵阳粮仓。《徐霞客游记》中写道：“青崖屯属贵州前卫，而地则广顺州所辖。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东北去龙里六十里，西南去广顺州五十里。……是贵省南鄙要害，今添设总兵驻扎其内。”

青岩古镇的外街齐整，两层的楼房很漂亮。古镇的门票为80元，性价比很高。漫步古镇，青石板街道光滑，两边是两层的木板房。店铺中青岩特产丰富，有豆腐干和卤猪脚，锅里有热乎乎的清明粑粑。店主还给我倒了一杯开水，生活在市民社会中让我很开心。城镇的形成在于人们之间的互相帮助，青岩古镇虽作为军事要塞而形成，但和自然形成的城镇有相同之处，都有让人温暖的市民社会。亚当·斯密说：“农民常常需要锻工、木匠、轮匠、犁匠、泥水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这类工匠，一方面因为要互相帮助，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必要像农民那样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或小村落。后来，又有屠户、酒家、面包师，以及许多就供给临时需要那一点说对他们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于是市镇日益扩大起来。乡民和市民是相互服务的。市镇是乡民不断前往把原生产物交换制造品的市集或市场。就是依着这种交换，都市居民才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1]

青岩古镇

青岩的儒家文化浓郁。古镇大门内有文化广场，这里从明朝开始形成崇尚文化之风，并孕育出进士周渔璜、状元赵以炯等文化名人，城镇的魅力在于文化的沉淀。广场台阶上有文昌阁，建于明万历年间，白色的大门让人感觉很素朴，大门上写有“万世师表”“文章千古尊师表，圣典一篇立乾坤”。悬山顶砖木结构，二进四合院，里面有青岩书院，有高大的文昌阁，“凤阁绕祥云撒开玉带三千丈，文昌腾紫气长护狮山六百秋”。院子内十分宁静，有泮池和小桥，有古石榴树斜倚，门内有字葬塔和古碑，有四株高大的泡桐树。文昌阁大门外的字葬塔于1958年拆除，重建于2007年。明清时期，古镇百姓把写有文字的纸张等弃物统一焚烧，正是为了表达对文化的尊重。明清巷子内有状元赵以炯故居，文化名人很能体现一个地方的灵性。赵以炯，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及第，殿试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光绪十四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光绪十七年任广西提督学政，光绪二十一年任会试同考官。他于光绪二十六年丁母忧回籍，在贵阳学古书院讲学，后归青岩讲学。大门上写有“琴鹤谱志，论语传家”，天井中写有“庭前梅报平安讯，云外鸟传如意音”“四壁书声小邹鲁，一庭秋色古黄虞”，正房的大门写有“山川遗故宅，文史纪科名”。赵氏原籍为湖南长沙府湘潭县，始祖赵洪美于清康熙年间迁入贵阳，世代以耕读为本，赵以炯为第七代。

青岩的文化呈多元性。在明清街与明清背街交叉处的斜坡下，有财神庙建于道光年间，两面是木板，屋顶飞檐，内供奉赵公明。贵州各地只有财神庙香火最旺，其他庙宇都少有人光顾。慈云寺建于清康熙初年，道光十二年（1832）重修，里面的雕塑为三国人物。明清背街上的迎祥寺建于同治年间。南门处的基督教堂建于1987年。明清背街处的万寿宫，又称江西会馆，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由江西客民建造。明清背街入口处高台上有一所小房子，原是丁氏人家居所。外面由石头围成，内里有三间木制的房子，屋前有石板场子。周恩来父亲周贻能，抗战时期居住于此。他戴一顶瓜皮小帽，穿阴丹布衫，常给百姓治病，青岩人对他印象很深。抗战时期浙江大学部分师生曾在此落脚，为青岩增添了光辉。那个守门的是本地小伙子，对人很热情，古镇的民风很朴实。沿着青石板街道而下，有内南门，高大厚重。高大的百岁坊，建于道光二十三年，写有“升平人瑞”，上面的双狮戏珠、母狮护子形态逼真，是为超过百岁的赵以炯曾祖赵理伦而修的，朝廷很重视对德高年长者的表彰，以发挥乡绅的表率作用。定广门十分厚实，城楼三开间，重檐歇山式顶木结构，墙体上有垛口、炮台。城墙绵延起伏，直上狮子山顶，狮子山高900米。城墙外有护城河，芦苇摇曳，荷花艳丽，远处群山起伏。

青岩的军事历史厚重。通往南门的街道上，赵公专祠白色的大门很醒目，大门内过道上有两棵高大的泡桐树。赵公专祠建于同治年间，是纪念青岩团务总理赵慰三的。咸丰五年（1855），潘名杰领导贵定苗族起义，赵慰三坚守青岩，拱卫省城桥头堡。咸丰十一年，赵慰三发动青岩教案，杀死教徒四人并火烧天主教堂，清廷迫于法国压力免去其职务，后来赵慰三戴罪出征战死。晚清时期，士大夫对国外宗教持排斥态度，因为那和儒家文化是相冲突的。梁漱溟教授认为：“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2]赵慰三的四个儿子皆为举人，三人为进士，赵以炯为云贵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天井上面有班麟贵祠，大门上写有“畏地畏天畏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班麟贵，先祖为陕西扶风人，明初从征来黔，定居青岩。明天启年间，班麟贵任青岩土司，明朝廷授指挥同知，青岩土守备，准世袭，统领八番十二司。安邦彦是贵州织金那威人，明末水西彝族土司，明天启二年（1622）响应四川永宁安抚使奢崇明叛乱，联合水东土司宋万化攻陷安顺、平坝、龙里，三次围攻贵阳达十个月之久，并围攻青岩断贵阳粮道。班麟贵率土司辖地兵马援救青岩，围剿四十八庄兵，打通贵阳粮道，受到兵部尚书赵彦赞扬。安邦彦之乱平定后，班麟贵掌控程番府军事大权。程番民俗犷悍，难于控摄，班麟贵于天启四年提出扩建青岩城，天启六年竣工。四周以土筑城墙，城北抵达谢家坡，南至大茨窝，东至卡子门，西南抵黄家坡，西北达黑神庙，东西南北各设城门一座，并修建碉楼。顺治十七年（1660），班麟贵之子班应寿承父职任土司，增建定广门。乾隆五十六年（1791），袁大鹏建石城，高4米，长200余米，设东南西北四门，并于嘉庆三年（1798）重修定广门。袁大鹏27岁中武举，无意仕途，以耕读为本，两个儿子也是武举。咸丰十年石达开入贵州，贵州巡抚田兴恕亲赴青岩坐镇，击溃太平军并收复定番城。田兴恕为湖南镇筸人，年十六充行伍。干把珠，明景泰、天顺时期高坡人，高坡苗族自然首领，因大旱攻打都匀获取粮食。明朝廷震惊，调川、黔、湖广、滇兵围剿，天顺三年（1459）官军攻下高坡石门，将干把珠押解到京都杀害。《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明朝成化年间周洪谟《流民说》认为：“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仁政思想是儒家文化特别提倡的，其实行则需要正式制度来促进。1935年4月9日，红军越过湘黔公路，分三路进入花溪、高坡、青岩等地，4月10日凌晨至深夜顶住国民革命军吴奇伟部进攻，用“攻其所必救”的方法调动敌人。红军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群众拥护，《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定广门

明朝时期的屯田制有助于各民族相互帮助，兵家文化的传播对于民族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孙子》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老子》主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平定奢安之乱后，众建土司，使之势少力分，从而有利于地方稳定。青岩古镇的军事史让人心里有些沉重，但将兵法用于工商各业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青岩古镇现在迎来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时期。青岩浓郁的儒家文化现在依然有其价值，它增添了城镇的魅力，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儒家文化的发展正因中国社会有其需求，而恰当的社会结构有助于弘扬儒家文化。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即社会结构尚未发展时理性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对我们加强制度建设很有启发。儒家文化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市场经济需要人们之间的平等互助。要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长期发展，需要建立恰当的社会结构，要在不同社会集团和各民族之间建立平衡，要确保下层集团拥有杠杆，并能从上层集团得到支持。张维迎教授认为市场经济能促进人们的道德提升，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学识且很正直的学者。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365页。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