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和资料说明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主要采用的是质性研究，遵循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不同于量化研究普遍用数理化模型来解释因果规律，质性研究主要是通过具有复杂性的叙事来揭示韦伯所谓“适合的”因果机制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应星，2016）。我们认为，对于一项新政策执行的过程分析、原因揭示以及背后复杂机制的探究来讲，质性研究方法可能更为适合。一项研究根据其研究目的的不同可以被划分为探索性研究（exploration research）、描述性研究（description research）和解释性研究（explanatory research）三种类型（风笑天，2009）。但实际的研究往往都是多种类型的混合，在解释性研究里面不可避免地也会涉及对于问题的探索和描述，本研究实际上在探索、描述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同时还尝试就上文提出的研究问题给予理论化的解释，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并尝试建立起关联性的分析机制。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本书主要采用的是实地研究。而在田野资料的搜集方面，笔者曾经在2017年的3月至6月在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H省A县开展博士论文的主体调研，而调研的具体地点主要选择在A县的一个贫困乡镇茶乡[13]。茶乡辖13个行政村，32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6496人。该乡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林业乡镇，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耕地面积只有20366亩，林地229689亩，园地17530亩。全乡缺少大面积的可耕农田（人均耕地不足1亩），当地村民种植少量的水稻和蔬菜，以茶叶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但由于交通不便、市场信息闭塞、农产品缺少深加工，农业生产并未给当地农民带来较高收益，农闲时节农民需要到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打工。茶乡所处的A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乡尚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778户5516人，占总人口的20.8%。根据茶乡的扶贫计划，该乡需要在2019年末实现全面脱贫。

A县位于雪峰山北段，地处山区，是H省第三个面积最大的县。目前该县还是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而在这些产业中影响最大的当数茶产业，工业也以茶叶加工为主。而笔者所调研驻村的茶乡则是该县茶叶生产最重要的基地之一，由于交通不便以及缺少其他产业的带动，茶乡也是A县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乡镇。目前该县茶产业中最为有名的是当地生产的黑茶，黑茶分为“千两茶”、“茯砖茶”、“湘尖茶”和“黑砖茶”几种，尤其是几年前H省农业大学教授发现“茯砖茶”中有抗癌的益生菌，导致近些年黑茶的价格很高。但是黑茶价格高主要获益的是当地规模比较大的茶叶企业，而作为散户的茶农则其实并没有太多收益，农民自己种植加工的茶叶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卫生检查往往也不达标，所以要么从事产业链低端的鲜叶生产，要么个人加工的茶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

随着当地宣传力度的加大与茶叶经济价值的增加，茶叶种植面积的多少以及茶叶质量的优劣成为划分当地农民阶层的一种标准，茶叶种植比较早、种植规模比较大以及懂得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的人成为当地最早富裕起来的一批人。当地的茶与人之间除了这种经济层面的关系之外，茶叶还是当地人社会关系的纽带。在笔者所调研的乡镇和村庄每家每户基本都备有精致的茶具，在乡镇政府每个办公室也都设有专门饮茶的茶具设施，客人进门之后首先要为他泡上一壶茶，一边喝茶一边交流。关于茶产业的发展将在第五章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对于实地研究来说，抛开技术层面的方法和技巧之外，最难的恐怕就是田野的进入。进入田野不仅意味着身体进入调研地点以及接触到访谈对象，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需要与访谈对象建立一种信任和联系，能够免除他们对研究者的怀疑，并获得真实可靠的田野材料。研究者能够顺利地“入场”，常常需要某些“关键人物”或者“中间人”的帮助（风笑天，2009）。笔者有一个朋友在A县从事扶贫工作，通过他的介绍笔者顺利进入茶乡，并与市扶贫工作队的人员建立关系，临时加入市扶贫工作队的工作中，以市扶贫工作队队员的临时身份开展田野调研。一方面，笔者亲自参与贫困户建档立卡动态调整、贫困户走访调查以及村民评议会议、村“两委”会议以及扶贫工作队的日常活动；另一方面，在工作之余笔者也与扶贫工作队队员、村干部喝酒聊天打成一片，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这样就能够保证笔者得到县级、乡镇以及贫困村等不同层级访谈对象的信任，从而顺利地获取相关调研材料。跟随市扶贫工作队工作的特殊性使笔者虽然主要在一个乡镇内部进行实地研究，但是所获取的田野材料并不局限于乡镇内部，笔者曾多次跟随扶贫工作队队员到多个上级部门申请扶贫项目，也曾参加扶贫工作的现场推进会，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也保证了所获取资料的丰富性。

除了历史档案、政策文件、干部日志等部分二手文献资料之外，本书所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笔者亲自参与观察、访谈所获取的个案材料。本书使用个案材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代表性”[14]的质疑，也就是说，使用一个地方的扶贫案例是否能够代表全国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情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上讲，由于个案不是统计样本，所以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为了扩大个案的推理范围，要强调个案的典型性而非代表性（王宁，2002）。对于贫困治理的研究来讲，这一点尤为重要，笔者在选择田野地点的时候如果选择的是非贫困地区或者是贫困程度比较浅的地区的话肯定没有典型性，更不能真正发现扶贫过程中的种种问题。A县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中的一个贫困县，A县识别出来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84万人，贫困村130个，贫困发生率为12.4%[15]。而茶乡是A县贫困人口最多的乡镇和重点扶贫乡镇，A县所属的Y市市长的扶贫联系点就放在了茶乡，所以在这个扶贫场域之内考察贫困治理问题比较典型，各种不同的行为主体以及各自的行为逻辑都可以呈现出来。卢晖临、李雪（2007）在布洛维的启发下提出了走出个案的研究方法——扩展个案方法的实践，即试图既立足宏观分析微观，又通过微观反观宏观，将对个案的分析超越固定的边界而与更为广泛的宏观结构相联系，并在有一定理论旨趣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反思性。所以看似一个个地方化的孤立案例，笔者将这些案例分类并加以理论概括分析后，是能够呈现中国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和特征的。

案例本身不在于数量的多少以及所涵盖范围的广度，最重要的在于通过经验材料的呈现能够透视出案例背后的一般性机制和逻辑。“社会机制分析特别能体现出独特的洞察力，所谓机制分析，简单地说就是目标与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项。对于社会制度作机制分析，就是对社会制度的运动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应星、周飞舟、渠敬东，2011）所以在进行叙事与分析材料的过程中，笔者也尝试挖掘故事与案例背后的机制。

在研究单位的选择上，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存在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域四个基本的研究单位（狄金华，2009），并且不同的学者之间对于研究单位的选择存在很大的争议。因而，本书选择的是以一个贫困地区的乡镇为主。之所以选择乡镇作为主要的研究单位，是因为对于村庄来讲虽然可以感受到国家权力的运作（赵旭东，2003），但是并不能完整地呈现政策执行的过程。因为作为一项政策的精准扶贫虽然在村庄层面落地执行，但是村委会毕竟不是政府机构，如果要考察完整的政策链的话则必须纳入最末一级的政府机构（国家的权力末梢）——乡镇以及乡镇干部。以一个贫困乡镇作为主要田野调查地点，向上可以延伸到县级及以上的部门，向下可以深入村庄社会以及与农民进行互动。作为中国最基层的政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乡镇本身的研究既可以探究中国政府内部的运作逻辑，又可以审视和解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赵树凯，2010）。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种“乡域政治”的研究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具有整体感并且有利于研究不同层级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吴毅，2007）。本书虽然将田野地点放在了乡镇一级，但由于最终还是以研究问题为主，所以在解释问题的过程中可以不被固定的边界限定死，而是可以随着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的变化而变化。本书主要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个案研究等方法，同时也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了文献研究与分析。

关于本书所用的资料，主要是2017年3—6月在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A县茶乡的调研材料，其中大部分的案例来自笔者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等手段获取的一手材料，也有部分来自当地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工作计划以及政府内部汇编的相关宣传材料、工作总结和档案等部分资料。另外，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过程以及实现本书的研究目的，除了H省A县茶乡此次调研的案例之外，为做补充以及对比，本书还用了部分2016年在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L县以及云南J县调研的部分案例作为佐证，所以本研究是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多案例考察，这里加以特别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