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清史研究
“原刊编者”按：为了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弘扬唯物史观的要求，我刊从2017年开始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作为常设栏目。考虑到中国的历史道路十分漫长，不同的时代各有特点，需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因此，本期设立“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清史研究”，论题聚焦于清前中期的国家治理。该专栏《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清前中期的大国治理能力刍议》《大国优势与清前中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清前中期大国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思考》4篇论文分别对清代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清代国家的治理能力、清代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清代的大国治理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理论对研究工作的指导和研究实践对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充满着辩证联系。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行者侯外庐指出：“我们不但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而且要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加以发展；研究的成果应当被看成是对这种发展的一种贡献。”时光虽然已经流逝了大半个世纪，但这段话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
赫治清[1]
17世纪中叶风云际会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明、清、明末农民起义军三大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角逐，清朝成为最后赢家。这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改朝换代。由于清初统治者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汉人，按照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生活方式行使统治，推行诸如圈地、缉拿“逃人”等暴政，用农奴制取代地主制和租佃制，不惜用武力高压手段强迫汉人“薙发”“易服”，改变汉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剧，因而满汉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士人看来，明清鼎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及“治统”更迭，而是关系中华文明兴废、民族存亡的深重社会危机。于是，一股强大的保卫民族生存权利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情，便在各阶层群众中汹涌奔腾起来。特别是一些汉族士大夫基于“华夷”观念，痛感“以夷变夏”，对清政权不但不认同，反而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与之殊死抗争，明清易代长达数十年之久，过程错综复杂，斗争极其惨烈。
虽然清朝用武力获得了中国“治统”，但并不意味着正统地位的奠定。清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奴役、压迫政策，给汉族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心理造成了伤害，满汉隔阂和鸿沟，依然严重存在。如何弥合伤痕，缓和满汉矛盾，化解“以夷变夏”的误解，安定人心，重建业已残破的社会秩序，让广大民众尤其是士人认同清朝，以求政权巩固，国家长治久安，这是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严峻挑战。
本来，早在入关前，后金（清）就开始学习吸收中原文化。定鼎北京之初，也采取开科取士、祭孔、祭祀中国历代帝王等措施。顺治帝亲政后，“临雍释奠”，公开表达对孔孟之道的崇奉。顺治十年（1653）正月，顺治帝与臣僚谈及汉唐以来何帝为优时，强调“历代贤君莫如洪武”，并称“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2]十二年，明确提出“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3]他还多次谕令停止圈地、限制带地投充。诚如孟森先生言，“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4]然而，“清承明制”，却遭到满洲上层贵族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和反对。顺治帝一去世，他们就明目张胆打出“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旗号，[5]大开历史倒车，直到康熙帝亲政并清除鳌拜集团之后，才扭转了这种局面。
康熙帝自幼熟读经书，在理学名臣推动下，积极吸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亲政之后断然清除辅政大臣鳌拜等守旧势力，拨乱反正。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1677年12月31日），他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将理学作为定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将所谓“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世”作为清朝社会的发展方向，[6]把儒家道统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俨然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者自任，并将道统与治统合一，强调以儒家的四书五经来治理国家，统驭万民，将儒学确立为清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纲，制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与此同时，顺治帝、康熙帝及其后继者，在礼乐制度上也继承了代代相传的中华文明。通过在京建造历代帝王庙，多次对其入祀和配飨名臣进行调整和增补，最终建构出包括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完整统绪，以此显示对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的归属。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康熙帝在其父的基础上，强调“满汉一家”“华夷一家”。后继者雍正帝、乾隆帝积极作为，通过“辨华夷”“论正统”，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破除儒家原来狭隘的“华夷”观，构建了新的大一统观念，并付诸实践，从而在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上做出了超过前代的卓越贡献，最终奠定了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版图。
清朝开国以来，尽管治国理政有过短暂的曲折反复，但终究没有沿着满洲传统政治方向发展，反而基本上沿袭了明朝发展成熟的封建集权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制度，一方面推动自身最终完成向中原政治文化转型，另一方面也发展了汉唐宋明以来传统的大国治理模式。正因为如此，清代前中期出现了持续百年的“康乾盛世”，展现了封建时代的最后辉煌。清代前中期的中国道路，实际上是带有满洲文化特色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复兴之路。
所谓清代明而兴，斩断了中国历史进程，是历史大倒退，这类说辞是值得商榷的。
清前中期的大国治理能力刍议
倪玉平[7]
清代国家治理，从类型上看主要有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两种。前者指清王朝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来实现威权统治。后者指依靠士绅的力量进行间接治理。
相较于其他王朝，清朝在行政体制建设方面有着重要发展。中央保留了明朝的内阁、六部、通政司、都察院等机构。同时，又先后创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军机处等中枢机构。清朝独创了奏折制度，大大地便利了中央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并得以深入了解民间疾苦，掌握社会动态。在皇位继承上，雍正帝还开创性地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确保乾纲独断。清朝在借鉴明朝统治经验并结合自身满族特色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极大地强化了清代中央集权，使得国家意志能够得到更为高效的贯彻执行。
清朝疆域辽阔，为有效管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创设理藩院，除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外，还负责藩属国和外国事务的处理。康熙间，修订《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巩固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措施。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稳固，这也是清朝高度中央集权统治在行政治理上的重要优势。
清代地方行政机构基本上依循明制，分为省、府、县三级，后又在府之上增设道一级，并有漕运、河道、盐政、榷关、织造等方面的机构，专门负责特定的事务。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各司其职，形成一套完整而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再加上驻防八旗和绿营的分布，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高效控制，不至于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清初，朝廷仍然重视社会基层组织里社。自雍正“摊丁入亩”以后，赋税定额基本确定，人口编审不再重要，里社的职能有所弱化。为便于控制，每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8]清中后期，政府通过保甲制度对百姓进行控制，即便是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求地方官予以推行，通过强化保甲制，将触角延伸到基层，将全国的老百姓都纳入这个庞大的统治网络之中。
清廷还有意识地引导和利用宗族管理百姓，重视族长的选拔，曾多次制定选族长的标准和制度，使得这一职务逐渐变为统治人民的工具。族长选举的标准是辈分、德行、财力以及官爵。清朝政府强调，族规和家训，是全族和家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雍正年间，雍正帝承认族长对族人处罚、处死的权力。重视家庭，依靠宗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是宋明以来形成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清朝仍然沿袭并有所发展。
清朝的经济治理能力有重要突破。在强化君主专制并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建设中，财政制度建设是重中之重。西方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财政状况与国家官僚制度、地方治理有着密切关联，即政府行政能力的强弱主要表现在征集赋税、徭役的能力和效率方面，其考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朝廷的财政状况及与此有关的政治、社会变动。马克斯·韦伯甚至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提及“政治财政”的概念。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在位期间，为适应中央集权国家的要求，对财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进一步分开，由内务府负责皇室财政，户部负责国家财政，这是中国财政制度史上的重要进步。户部作为中央财政主管机构，制定财税征管政策，包括各种赋役税则、改革税收征管方法，加强税收征管。通过起运存留制度调剂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的收支余缺，实行严格的解协款制度、考成制度、库藏制度，以控制地方财政。清政府还相对清晰地划分了中央财政的“起运”和地方财政的“存留”，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奏销制度，监控收入的征收、使用，确保中央对财政收入的监督。
田赋是传统国家财政的基础。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版籍大多荡然无存，于是顺治年间即编纂《赋役全书》，并采取串票、印簿循环征收粮册等各种票据、簿记方式以确保田赋征收。同时还就漕粮、盐课、关税等方面进行系列整顿与调整。清代由入关之初的财政收入不足一千万两，到乾隆朝整个财政规模上升到四五千万两，这与清政府不断革除明季弊政，努力提高和完善财政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基础上，雍正帝进行中国古代财税史上第三次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将田地和人丁征收赋税的双重标准取消，极大简化征税手续。汉代以来一直沿用的人头税从此被彻底废除，百姓无须单独交纳丁税、服丁役，开豁为良，主仆法律平等，人身依附关系降低，人口控制放松。清代的人口数量激增，从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将火耗收入纳入清政府的财政管理范围之内，用以补贴官员的俸禄和办公经费，从而有助于改善官员俸禄低微和办公经费匮乏的状态，对财政的规范、吏治的整肃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国库存银大量增加。乾隆时期，国库存银更是高达8000余万两。
自清中期起，中国人口便急剧膨胀，道光时已经突破4亿。为养活众多人口，在大量引进南美洲高产作物同时，农业也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天然肥料得到大量使用，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政府重视农桑、大修水利、赈灾济民、普免钱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多余的劳动力投入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有力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
清前中期，国家通过分级治理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为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注意保持自身民族特性，建立起一套传承中有变革、继承中有发展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都发生着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直到19世纪前，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水平，一直稳居世界前列，正是这一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结果和突出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显然并未受到西方列强的影响，完全是内生的、自有的。如果不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强力入侵而被打断，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将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
当然，清代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政治上崇尚简易，辟交通、开水利、恤鳏寡、办学校等诸事业，全仗人民自谋自行。对于财政而言，更多是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嘉道时期，人口压力骤增，吏治败坏；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后，国家内外交困，财政窘迫，地方督抚势大，对旧有的体制造成致命打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客观评价清朝的国家治理能力。
大国优势与清前中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徐毅[9]
20世纪30～8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展开了三次大讨论。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清史学者着重从清代前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雇佣劳动的变化等方面展示清代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局限，认为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一样，17～19世纪的清代经济正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突出表现为清代经济中已经孕育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萌芽。此后，吴承明、许檀等学者在反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突出清代经济中市场需求与专业化生产互动的特点，认为清代处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为此，王国斌、李伯重等学者提出清代经济发展属于由市场规模扩大、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斯密型增长。资本主义萌芽论、斯密型增长论等诸多研究厘清了清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成就和趋势，有力地反驳了“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论。当然，要全面揭示出清代发展自身的固有特征与长期影响，还需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近年来，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开始从国家规模的角度来探讨清代经济发展有别于欧洲小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珀金斯（Dwight H.Perkins）、麦迪森（Angus Maddison）和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其著作中都认为在18～19世纪里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人口总量还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出口能力都远超经济正在迅速崛起的欧洲，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以此为切入点，从清代经济发展的大国优势条件、独特的发展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的局限等角度来做更为深入的梳理。
首先，与欧洲小国相比，清代中国具有经济发展的三个优势条件，分别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数量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规模。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清代统治下的国土面积增加了近两倍，已达到1200万平方公里，这是任何一个欧洲小国所无法比拟的。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清前中期中国所拥有的水土、林木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都十分丰富。据史志宏的最新研究，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从7亿亩增加到13亿亩，而且耕地扩张地区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至19世纪中叶中西部地区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强。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很惊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加到4亿，增长速度是同期欧洲的两倍多。
尽管由于清初以来的海禁和一口通商政策导致清朝国际贸易规模不大，但是其国内贸易的规模却很庞大。正如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形容的：“（清朝）中国幅员这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客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10]根据我们的研究，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全国的贸易总量增长了3倍，而同时期经济发达的英国和荷兰仅分别增长3%和2%。[11]值得注意的是，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由一个包括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个层级，且运作自如的全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所支撑的。因此，对比同时期的欧洲、日本、东南亚国家，价格机制在18世纪的中国国内市场中具有更强的调节作用和整合力，统一的国内市场已粗具规模。[12]
其次，依托于大国的资源规模、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清前中期的中国形成了规模优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前工业化时代，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禀赋和基本条件；市场规模则是优化前两种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激发经济活力的主要条件。由于三种优势条件的结合方式不同，清前期各个区域形成了三种具体的生产模式。广泛存在于各个区域的是一种自然资源、人口资源与农村集市结合的粗放型生产：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组织，以发展自给性很强的小规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内容，与小农经济联系紧密的农村集市仅仅扮演为农民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提供必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功能，并不具有大规模商品集散地的功能。我们可以称这种粗放型发展形式为“小农粗放型生产”，其最大的成就是支撑着清前期大量耕地的持续开垦与人口的持续增长。在区域交通便利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受到省区内贸易和全国性长距离贸易的激励，部分小农或工匠依托当地的优势形成了以家庭农场或家庭作坊为主要生产组织的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专业化生产。这种“家庭型的专业化生产”主要出现于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承担大规模商品集散功能的农村集市附近。第二种发展模式在国家或商人的投资下很容易变成第三种发展模式，即“规模型的专业化生产”，它的生产组织即过去学界认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有一定数量雇佣劳动力的手工业工场或农场”。大多数规模型的专业化生产分布于流通枢纽城市和中等商业城镇，仅有少数分布于承担大规模商品集散功能的农村集市附近。后两种生产模式不仅推动了一批专业化生产市镇的形成，如生产丝织品的盛泽镇、生产瓷器的景德镇、生产铁器的佛山和印刷书籍的四堡等，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专业化生产的区域分工新格局。东部地区依靠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主要从事棉布、丝绸、瓷器、纸张、书籍和其他制成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的平原和盆地吸引着东部地区的移民从事粮食、棉花、糖、茶、烟草和其他经济作物原料种植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的丘陵和山地则吸引着东部地区的移民从事药材种植、木竹加工、矿产开发和其他山货加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西部的草原则从事牲畜养殖和皮毛加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更重要的是，少数大宗商品的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如棉布的生产，受到清初政府的政策鼓励，各省棉织业全面展开，至19世纪初已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的江苏、浙江、直隶、山东、福建和湖北等省；丝织业也出现了同样的集聚趋势，嘉庆之前的丝织业广泛分布于大约11个省，至道光年间已集聚到江苏、广东、山东和贵州等省。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随着永佃租的盛行，“一田二主”“一田三主”，土地所有权、租佃权、转租权、经营权的分离，无论广度和深度都远超明代。一些租佃农户雇工规模性经营榨油、榨糖业，成为第三种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一个亮点，甚至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总之，上述三种生产模式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交通便利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相匹配，其核心都是依托于清代中国丰富的资源规模、人口规模和多层次的大国市场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它们共同构成了清代中国特有的“规模优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大成就体现于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年增长率为0.44%，占世界GDP的总量从20%上升到30%。然而，清代前期规模优势型模式的发展局限也是相当明显的。由于清前期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所以当时人均GDP这个指标一直在下降，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中国人均GDP下降了37%；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人均GDP是清代中国的4倍。尽管如此，18世纪的中国仍是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13]同时期北京、苏州和广州等大城市非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仍与南欧、中欧国家相当。[14]
清前期的规模优势型发展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各地区的小农粗放型生产向后两种专业化生产的转型相当缓慢，其转型迟滞的最大障碍还是来自市场规模的限制。清前中期，由于各地分散的农村集市向省区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开放度有限，导致向中等商业城镇和流通枢纽城市输送并从中接受的商品只有数量的增加，而品种则较少增加，且主要局限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少数商品上，如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铁、铜、瓷器和染料等。其中，粮食、棉布和食盐就占了上述大宗商品交易量的80%左右；况且长距离贸易在清前期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全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还未能充分发挥清代中国所具有的市场规模优势，这正是大量小农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之下，而迟迟未能向专业化生产转型的主要原因。
第二，清前期出现的两种专业化生产——家庭型和规模型的专业化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着极限，即斯密型增长论者所说的资本与技术的局限。清前期专业化生产的构成属于一种“超轻结构”，即生产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生产来自纺织业（棉布生产属于家庭型专业化生产，丝绸生产属于规模型专业化生产），而机械装备制造和矿冶业的比重则微不足道。如李伯重指出，清前期专业化生产水平最高的江南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超轻结构”区域。[15]而缺乏资本与技术突破正是“超轻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超轻结构”下，各地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限，从而也就无法发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的潜在优势。可见，在市场体系、资本和技术等种种制约下，清前中期已经形成的规模优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能够将清代中国所具有的三种大国优势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清前中期大国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思考
于沛[16]
清兴明亡并没中断，也不可能中断中国的历史进程，清前中期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依然会表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一脉相承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清前中期历史的发展，是中国作为大国文明的历史发展延续，尽管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人类的历史还是各个“民族的历史”，彼此之间相对“封闭”，使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尚不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人类的历史，是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发展的历史，中国历史亦然。本组笔谈的其他三位教授分别从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国家治理的实践与大国经济发展模式三个层面论述了清朝国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与调整，极大地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进而推动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而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却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景象：随着西北欧的低地国家和英国从新航路的开辟中脱颖而出，掌握了新兴的世界市场的主导权，进而推动了本国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发展，最终导致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然而，中欧、东欧国家却出现了“再版农奴制度”，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则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与衰退。正是在这一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下，14世纪以后亚欧大陆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都出现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因素。从整体上看，各国各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在16世纪前十分缓慢，被马克思称为“蜗牛爬行的进度”。[18]因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当时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仍受困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始形态，并在清代前中期继续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西欧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佛兰德斯相比，要晚200多年；和意大利、英国相比，分别晚200年、100年左右，但和西班牙等国相比，时间基本相同。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清前中期中国资本主义新因素的发展并不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落后。因此，18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手工业技术水平，尤其是纺织、陶瓷、造纸、制糖和造船等行业的制造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制造品出口国和白银进口国。在17世纪前，中国的识字率、大众知识的普及率和科学技术也都高于西方。17～18世纪“东学西渐”，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各国的“中国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但是，当18世纪30年代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结束了世界各大陆和各大洋彼此孤立的状态。这一转变的动力，主要是生产、交流的普遍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当各民族彼此隔绝的历史开始成为世界的历史时，中国却徘徊在世界历史潮流之外。“康乾盛世”不过是“落日的辉煌”。清前中期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在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运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有质的区别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封建制度下运行的中国，即使是“资本主义萌芽”也印上封建社会的痕迹。如新兴棉纺织业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在中国却截然相反，资本主义萌芽在棉纺织业没有立足之地，而分散在次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这样，也就决定了中国对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工业革命反应迟钝，如1838年，英国机器织布厂排挤手工织工的过程已经结束，而在中国，直到1876年，清政府才开始筹建第一家机器织布厂。
19世纪初的中国，无论内部的社会条件还是外部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朝统治者没有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发扬儒家变通思想和革故鼎新精神，及时调整政策，推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治国理政方略。相反，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面对日趋衰亡的封建制度，仍自诩为“天朝上国”，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实行闭关政策，以致拉大了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1840年，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急于海外扩张，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治理不得不面临新的课题，东方大国被迫走上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道路。1852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就此评论道：“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19]马克思抨击清政府“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20]马克思同时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预见到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将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发生社会变革，中国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在1852年1月的预言，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事实。
总之，清代前中期的中国已和世界日渐联系在一起。从世界历史视域下探究清前中期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不仅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清前中期国家治理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及其局限，而且有助于人们获得更深刻的历史启迪和更具体的历史智慧，这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尤其是这样。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2] 《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十年正月丙申，中华书局，1985，第567页。
[3] 《清世祖实录》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第712页。
[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397页。
[5] 《清圣祖实录》卷3，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第712页。
[6] 《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第339～340页。
[7]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16ZDA129）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W05）的阶段性成果。
[8]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考二》，商务印书馆，1936，第196页。
[9]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0]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247页。
[11] Yi Xu，Zhihong Shi，Bas van Leeuwen，Yuping Ni，Zipeng Zhang，and Ye Ma，“Chinese National Income，1661-1933，”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 （2017），pp.368-393.
[12] Jan Luiten van Zanden，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Leiden：Brill，2009，p.26.
[13] Yi Xu，Zhihong Shi，Bas van Leeuwen，Yuping Ni，Zipeng Zhang，and Ye Ma，“Chinese National Income，1661-1933，”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 （2017），pp.368-393.
[14] Robert C.Allen，Jean-Pascal Bassino，Debin Ma，Christine Moll-Murata，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Wages，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1738-1925：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Japan and Indi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4：1 （2011），pp.8-38.
[15]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31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5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第81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64～26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