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形虫与弓形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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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皆同源同宗,同规同律。前者是指生物组成与结构的统一;后者是指个体的生老病死和群体的生生不息。

在地球生态圈内活跃着数百万计的生物物种,每个种群都有适合其生存繁衍的群落生境,在时空和营养上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生命诞生那天起,原始的生境中两种(或以上)生物生活在一起的现象(即“共生”,symbiosis)极为常见。它们或互不干扰(同行关系,phoresis);或互利互惠,甚至相依为命(互利共生,mutualism);或一方受益但对他方无害(共栖关系,commensalism);或一方受益但对另一方有害(寄生关系,parasitism)。各种生物生活在同一个“伊甸园”中自生自灭,道行自然。

早在700万年以前,由于东非地壳的板块移动和生态环境的巨变,使得原始森林中的灵长类一分为二。约在330万年前,环境的压力和基因的突变筛选出了一群能够直立行走且能使用工具的“精灵”——智人(Homo sapiens)于10万~30万年前出现了。火的使用和工具的制造,使得人类快速进化。他们学会了驯化动物以提供肉食并能辅助耕种,走出了男性狩猎和女性采集的蛮荒的生活方式,渐达今天高度发展的人类社会与文明。然而,回顾人类发展进化史,有两类生物群一直伴随着我们:一是须臾没有离开过人体的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二是陪伴人类的脊椎动物(包括家畜、家禽和作为食物源的水生动物)。由于人类生态圈与野生动物生态圈时空的相对隔离,人体内的微生物与宿主共进化(co-evolution)而相互适应,一般不会引起宿主严重的疾病,或仅在宿主免疫力受损时致病。大部分体内的病毒和细菌已经与人类宿主和谐相处,甚至成为维系人体内稳态(homeostasis)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代人类社会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人群的频繁快速流动和远距离迁徙、资源的过度采伐和原始生态圈遭受到的破坏,以及文明的人类时有不文明的行为(例如随意捕杀、贩卖、驯化野生动物、不当的家畜饲养管理、不健康的卫生行为、饮食习惯或性行为等),导致动物中的某些无宿主特异性的微生物侵入人体,引发疾病。这类由同一病原体在动物和人体之间传播和流行的疾病,称为人兽共患病(zoonosis)。“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众多传染病包括人兽共患病在内的流行,“国无疆域之隔,人无贫富之别。”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兽共患病已经在全世界多次大范围流行,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送入了坟墓。例如从14世纪起流行的黑死病(鼠疫,plague)导致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西班牙大流感、黄热病等对流行国家造成了毁灭性打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先后出现艾滋病、禽流感、新甲型H1N1流感、SARS、Ebola、MERS以及近期(2019年以来)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COVID-19)等,都对人民健康和生命造成极大的损失,并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诱发全球政治动荡。

弓形虫病也是一种全球流行已久的人兽共患病,在免疫力低下的病人和怀孕早期的孕妇等群体中可导致严重后果。弓形虫作为病原体与真核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生物,已被广泛用于人兽传染病、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人体疟原虫以及动物球虫的许多新发现和成果均得益于弓形虫这一顶复门中最具神秘色彩的寄生虫的研究。弓形虫除了引起人体疾病外,还可引起家畜弓形虫病导致患病个体死亡和流产,对畜牧业生产造成严重危害。有鉴于此,沈继龙教授和伦照荣教授组织全国和境外20多个高等院校(所)的60余位卓有建树的医学和动物医学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出版这部《弓形虫与弓形虫病》专著。该书具有重要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价值和时代意义。学者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且志同道合,跨界合作,各展其长,共同努力,携手打造了这部鸿篇巨制,可谓是我国医学与动物医学通力合作的典范,实属难能可贵。本书凝聚了编委们的智慧与心血,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弓形虫与弓形虫病研究领域的成就,而且反映了近年以来国内外在此领域研究与防治的新成就、新进展,对我国弓形虫病以及其他食源性人兽共患病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将产生深远影响,无疑是一部承先启后的高品质学术专著。对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并表示热烈祝贺!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全体同仁继续精诚协作,秉持同一健康(One Health)和“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科学的创新精神,在包括弓形虫病在内的人兽共患病的基础和防治研究中,更上层楼,再创佳绩。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

2022年6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