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的过程

人类在思考时，必须借助分类。分类一旦确定，就会成为日常预判的基础。我们完全无法避开这个过程，因为生活的有序就有赖于此。

可以说，分类的过程有五个重要特征：

（1）分类可以将事物分为不同的类别和集群，进而引导日常行为调整。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倚仗先前形成的各种类别。天色变黑，气压下降，我们就会预测大雨将至，为此，我们会带伞出门。看到一只发狂的狗冲下马路，我们就会将它归类为“疯狗”，继而躲远。如果身体不适，我们去看医生，就会对他的医术有所期待。面对以上种种，还有数之不尽的其他情况，我们会对单独事件进行“归类”，将之纳入熟悉的框架内，并采取相应行动。不过，我们有时也会犯错：某一事件并不符合该类别。例如，低气压不一定下雨；乱跑的狗不一定发疯；医生也不一定够专业等等。然而，由于我们考虑到预期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尽管有时我们会把事物归错类，但至少尽力了。

所有的一切都显示，我们会按照生活经验自动把事件区分为不同的集群（概念、类别），尽管可能不一定正确，但归类的过程仍主导着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无数事件，但无法处理这么多，所以要顺利解决，就要对事件进行分类。

（2）类别化会尽可能扩大一个集群所集合的内容。人在思考时会有奇怪的惰性，总希望能轻松解决问题。因此，遇到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之迅速归于某个合适的类别，并根据类别来预判解决方法。据说，偷懒的海军军医只会将前来就诊的病人分为两类：如果身上有可见伤口，那就在伤口上涂碘酒；如果看不到伤口，就给病人一把盐。只借助两个类别，他就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换言之：在对环境事件进行分类时，思维倾向于使用解决问题所需的“最粗略”的方式。如果上例中的军医在工作时因为过于草率而受到批评，那他可能会调整之前的方式，采用更细致的诊断分类方式。但大部分时间，只要可以，我们就更倾向于用粗糙的过度归类来“摆平”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样最节省精力，除非是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否则我们不愿浪费一丝心力。）

这种倾向的影响显而易见。如果白人雇主日常行事的依据是“墨西哥人都很懒惰”的归类结论，那么比起针对个别员工了解其行为背后的原因，过度分类可以节省很多心力。

（3）分类能让我们快速辨识相关对象。每个事件都有某种特征，提醒我们将对类别的预判转化为行为。看到一只胸前长着红色羽毛的鸟，我们就会想到“知更鸟”。看到横冲直撞的汽车，我们就会想到“司机喝醉了”，并采取相应行动。

由此，我们看到的事物、判断的方式以及采取的行动，都与类别有密切且直接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事物进行分类，就是为了帮助自己形成感知，并采取适当行动——换言之，是让我们迅速、顺畅且连贯地调整生活。即便我们在归类时经常犯错，并由此陷入麻烦，但大多数情况下，归类的方法都比较可靠。

（4）类别会对自己所包含的一切事物都染上同样的概念和情绪色彩。有些类别几乎完全是指示性的，我们称之为概念。树这一概念是由我们对数百种树木种类和成千上万个别树木的印象集合形成的，但它本质上只有一个概念性意义。但很多概念除具有“意义”外，也包含独特的“感觉”。我们不仅知道“杠精”“乡巴佬”这几个词的含义，也会对这个概念产生喜欢或厌恶的感觉。

（5）类别或多或少是理性的。我们已经说过，类别通常是基于某些“事实根据”。理性的类别就是如此，会随着相关经验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固定。科学定律因为有经验作为支撑，也是理性类别的一种。任何符合某一定律的事件总会通过某种方式发生。即便定律并非百分之百准确，但我们认为，如果定律在预测事件发生与否方面准确率很高，那它就是理性的。

非理性类别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单纯只是不知道证据的存在，因而产生误解。很多概念都来源于传闻或二手信息，难免会造成错误信息的归类。比如说，假设孩子在上学时需要形成某些大致的概念，如对西藏人的概念，多数孩子只能相信老师和课本提供的信息，所以很可能会出错，但孩子已经尽力了。

另一种影响更深远、也更令人困惑的非理性预判就是无视证据。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曾经说：“虽然我也没遇见过哪个我讨厌的美国人，但我就是鄙视他们。”在这个案例中，类别其实和这名学生的亲身经历相矛盾。偏见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就是，即使已经知道了更全面的信息，我们还是会坚持原本的预判。神学家告诉我们，因无知而误判不为罪，但刻意无视而坚持误判则是一种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