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留学日本（一）

在1987年7月初，我圆满完成了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日语培训，顺利返回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家乡。这时，距出国留学还有三个月。这段时间主要用来准备一些必要的出国用品以及处理学习或工作的交接。然而，在当时普遍贫困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除了一些衣物和几本重要书籍。面对即将到来的留学生活，甚至连购买新衣服的钱都捉襟见肘，更别说持有任何日元了。不过，我们是国家教委公派的留学生，一切都依赖国家的安排。

时间过得飞快。1987年10月初，我告别了前妻和两岁的女儿，启程前往BJ外国语学院，参加出国前的思想教育和留学准备培训。短短两天后，也就是10月6日，我们这一批国家公派的留学生怀揣着信心和期待，从北京机场出发前往日本。那一年，再过一个月我便迈入了而立之年。

国家为我们设定了明确的目标是，在五年半内（包括半年的预备期）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学费全免，而生活费则分为两种情况：部分学生由日本文部省提供每月18万日元的奖学金，另一些学生则由国家教委提供每月7.8万日元的津贴，差距不可谓不大。国家还规定，如果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学业，延期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将需自行承担。尽管我在大连的日语培训中表现优异，结业考试成绩也十分突出，但由于不是党员或“三好学生”，我未能获得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

我被派往日本的国立广岛大学，师从一位著名的浮游生物学教授。广岛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其居民相较于其他日本城市的人们似乎更加珍视和平，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也展现出格外的热情与友好。事实上，我感到，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都十分友善。

从大坂的关西机场抵达日本中南部是许多留学生的首选路径，另一个主要入口是东京的成田机场。当我们抵达大坂机场时，驻日大使馆的一位领队和助手早已等候。他们简短地说明了一些注意事项后，分发给每位学生一万日元和前往各地的车票。随后，我们便各自启程前往自己的留学目的地。

和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前往广岛及其周边城市的同学约有五、六人。登上新干线时，那整洁优雅的车厢和窗外繁荣的城市景象让我们感到震撼。日本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高，以及人民的素质之优，让我们由衷感叹。其中一位同学甚至感慨道：“什么是乌托邦？我认为这就是乌托邦。”这句话如同深水炸弹一般击中我的内心深处。在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被视为富人，而那些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的学生，仅每月18万日元的收入便远超这个门槛！

广岛大学的主校区位于广岛市，而我的生物生产学部则设在福山市的分校，距离广岛市区约一百公里。与我一同前往福山分校的同学仅有两人，另一位学习的是经济学。因为抵达广岛时已是傍晚，我们不得不在广岛的中日友好会馆住了一晚。次日上午，我们先前往主校区报到，随后乘坐JR普通列车继续前往福山。

到达福山车站时，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前来迎接我的只有我的导师一人，身边没有助手或学生陪同。要知道，这位教授是当时日本浮游生物学会的会长，按中国的学术等级，他完全称得上院士级别的人物。让我难以想象的是，他竟亲自驾车接待像我这样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普通学生。这一细节令我再次深刻体会到国家间政治生态与人文文化的巨大差异，也让我更加感激国家在外汇有限的情况下派遣我们出国深造的明智决策。

导师亲自开车带我参观了福山校区，并将我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住宿地点。这是一处由食品加工企业的单身职工宿舍，入住这里不仅免除了房租，还提供免费早晚餐，与企业员工共同生活的安排为我省下了一大笔开销和时间。看到导师的善良与朴实，我心中满怀感激，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五年半内努力学习，争取发表至少10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回报导师的关怀和祖国的期望。

第二天到达福山分校后，我骑上导师为我准备好的自行车，前往研究室报到。研究室里没有专人接待我，所幸凭借尚可的日语能力，我能够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但作为一名三十岁的成年人，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阅历。自来熟式的自我介绍之后，不一会儿便与同学们熟络起来。我将从中国带来的几本书整齐地放在研究室为我安排的桌子上，俨然已融入团队，随即进入学习状态。

当天下午的午茶时间，指导教授与我进行了初次交流。他问起我的学习愿望，这正是我早已思考过的问题。我告诉他：“在中国，我参与了不少野外调查，积累了一些经验。中国的短板在于实验设备比较落后，所以我希望能在这里学习更多关于实验生态学的知识和研究技术。”然而，负责具体指导工作的副教授则提出，应该按照从野外研究到实验室研究的顺序，先从实地研究开始。虽然内心有些抵触，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遵从安排。

根据副教授的建议，我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华哲水蚤。这种浮游动物在中国和日本的分布都极为广泛，是东北亚海洋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也是数量最多的种类之一。成长于文革时期的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并未养成强烈的独立或反抗精神，遵从上级的安排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因此，我全盘接受了副教授的指导，立即着手搜集资料，并在显微镜下学习如何识别中华哲水蚤的各个发育阶段。

中华哲水蚤的生命周期从卵到成体共分为13个发育阶段，每个阶段的过渡类似于蛇的蜕皮过程。它们的个体极小，幼体仅有零点几毫米，成体也不过一到两毫米，身体略透明，形态特征只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其中，最初的两个无节幼体阶段尤其难以区分，主要通过尾部细微的胖瘦变化来判断。然而，由于显微镜观察角度的差异，识别结果容易受到影响，因此要熟练掌握识别方法难度不小。通过反复对比模拟标本与实际野外样本，我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便能够熟练识别出所有发育阶段。

日本的新学期始于每年的4月1日。因此，从1987年10月到次年3月，我们这些新来的留学生进入了预备期。这段时间主要用于熟悉和适应日本社会、强化日语学习，并准备硕士入学考试。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着手未来研究课题的前期工作。我的研究课题已经确定，即探究中华哲水蚤在自然海域中的昼夜垂直移动规律及其生态学意义。我已经顺利完成了第一个季度的野外样本采集，因此一边在实验室分析样本，一边借阅拟报考研究生的日本同学的课堂笔记进行复习，为即将到来的入学考试做准备。

1988年2月，研究生入学考试如期举行。与我一同参加考试的共有14名日本学生和5名留学生，总计20人。考试科目包括一门英语和两门专业课，考生可以选择用日语或英语答题。对于日语能力不足的留学生，专业科目试卷也可以用英语作答。当成绩公布时，我简直难以置信，在20名考生中，我的总分竟然名列第二！第一名是一位日本学生，他的总分仅比我高出3分，优势主要体现在英语科目，而两门专业课的成绩都低于我。他的英语成绩是72分，而我只得了57分。

虽然我的英语成绩看似逊色，但如果考虑到考试内容，这一差距其实有其特殊原因。整张英语试卷共四道大题，前三题要求将英语翻译成日语，最后一题是将日语翻译成英语。作为一名留学生，我需要同时克服日语和英语这两道语言障碍，因此在表达上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斟酌，确保翻译准确。然而，这也导致时间十分紧张，以至于最后一题因时间不足未能完成，前三题也没来得及修改。相比之下，那位日本学生的母语是日语，自然在翻译题目上占据明显优势。

我们六名留学生中，其他五位由于日语水平有限，在英语考试中仅得3分。据我了解，这是因为他们在试卷上至少能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交了白卷。在日本，人们普遍注重面子，即便是象征性地写上名字，通常也会得到3分，以免零分过于难堪。

我的优异表现在成绩公布后迅速传开，成为福山分校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大热门话题。他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既为我的成就感到高兴，也觉得我为中国留学生争了光。我的指导教授更是对此欣喜异常。在研究生录取名额的教授会议结束后，他在研究室走廊遇到我时，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连连向我道贺。他甚至承诺，如果我在完成硕士学业后继续攻读他的博士学位，而中国国家教委无法为我提供奖学金，他会帮我申请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

对于指导教授而言，能够吸引优秀的外国学生加入他的团队，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也展现了日本人重视面子的文化特质。在日本的六年半时间里，我从未见过有日本人在公共场合发生争吵，这种注重礼仪和面子的文化令我印象深刻。

我的这次成功不仅体现了自身的实力，也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时间将这一喜讯分享给国内的亲人和导师，希望他们也能与我共同感受这份喜悦。这段经历，成为我留学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为接下来的学术旅程奠定了坚实的信心和动力。

硕士考试结束后，我们福山分校生物生产学部的全体师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搬迁工作中。新校区位于东广岛市西条镇，距离广岛市区约40公里。新校区环境优美，建筑统一采用浅棕色调，宽敞明亮，设施先进，整体条件远胜于福山旧校区，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校园之一。西条校区的建设和搬迁采取分批分步进行，我们生物生产学部属于第二批搬迁单位，较早完成转移。整个搬迁过程一直持续到1993年，也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

搬到西条校区后，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得以入住校内新建的国际交流会馆，居住期限为一年。与之前的宿舍相比，新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房租也极为优惠。然而，我们失去了免费的早晚餐，还需要均摊电梯使用费用，这使得每月生活开支比在福山时明显增加。幸运的是，学校帮助我们这些未获得文部省奖学金的留学生申请到了来自马自达汽车公司的每月5万日元奖学金。这笔资助让我经济状况宽裕了许多，甚至比一些日本学生还要从容。作为一名有家庭的留学生，我深知妻子和女儿迟早会来日本与我团聚，因此需要提前积攒一些钱。一方面，我在日常开支上尽量节约；另一方面，我在学生食堂找到了一份洗碗工的兼职工作，补贴生活费用。

日本的研究生课程安排相对轻松，主要是参与导师的文献评读讨论，很少有大型讲座，也没有类似英语、哲学或马列主义等公共课程。学生通常一入学便开始研究工作。我的硕士课题聚焦于中华哲水蚤的昼夜垂直移动和周年生活史研究。昼夜垂直移动的调查从1987年8月底开始，持续到1988年6月底，覆盖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季进行一次海上调查。第一季度的标本采集是在我来日本之前完成的。至于周年生活史的调查样本，则直接从德岛县的国立海洋研究所获取，无需自行采集。1988年4月，我还与研究室的副教授专程前往该研究所取样，回来后便立即开始标本的处理、鉴定和计数等实验工作。

当时，我们研究室虽已配备计算机，但仅支持基于Basic语言的DOS操作系统，缺乏现代化的数据处理、分析和绘图软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在入学后便开始自学Basic语言。学习过程中，我常向一位攻读博士的日本同学请教难点。一边自学一边尝试编程后，我开发出一个专门用于数据处理、分析及绘图的小程序。虽然该程序功能简单、界面粗糙，但大大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使我即便在后来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也能按时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

为了补贴家用，我每天在学生食堂兼职洗碗，与另一名留学生轮流负责中餐和晚餐后的清洁工作。除了免费餐食外，我还能额外赚取一千多日元。然而，有两次工作结束后，我突然感到食欲不振，不仅吃不下饭，还伴随恶心症状。这种不适让我想起此前在省属研究所和大连学习日语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当时的肝功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因此，我以为只是胃肠出了问题，便到校区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看诊。医生简单问诊后开了些胃药，但却没有让我进行血液检查。我也未过多在意，按时服药的同时继续投入标本分析和洗碗工作。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症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愈发严重。那周的星期五晚上，我参加了熊平制铁公司为留学生举办的联欢会。活动结束已是深夜，我便借宿在与我一同在食堂兼职的留学生家中。他的妻子是广岛大学医学部的博士生，见到我后立刻注意到我的脸色发蜡，便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当我告诉她近来食欲不振且疲惫不堪时，她立刻警觉地表示，我可能患上了急性肝炎。这番话如同当头一棒，让我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心中不禁升起一阵寒意。

当时，我刚到日本不到一年，硕士课程才开始三个多月，一切尚在起步阶段。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人猝不及防，我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忧虑。此外，我的前妻和女儿已递交了来日申请，预计两三个月后抵达日本。她们对日本的环境一无所知，语言也完全不通，初期生活的一切都需要依赖我。想到这些，尽管身体极度疲惫，我却彻夜难眠，心中一片惶然。

第二天是周六，也是我预约参加汽车驾驶执照路面考试的日子。如果缺席，且病情需要长期治疗，就可能错过考试的截止期限，之前支付的十几万日元培训费便会付之东流。对当时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我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损失。经过一番权衡，我决定咬紧牙关，坚持完成考试。幸运的是，经过前两次失败的经验，这一次我终于顺利通过了路面考试，拿到了驾驶执照。虽然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但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我还是松了一口气。随后，我立刻赶往之前就诊的那家私人诊所复查。

到达诊所后，医生在详细问诊后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为我安排了尿液检测。检验结果出来时，我清楚地看见医生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他要了我导师的联系方式，直接拨通电话，要求导师尽快赶来，并当即安排护士为我输液。

我的导师非常尽责，大约半小时后便赶到诊所。医生简要向他说明情况，并建议立即将我转送至离校区不远的广岛国立疗养医院。导师虽然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但仍然努力安慰我，让我不要过于担心。在导师的陪同下，我被迅速送往国立疗养医院，安排在一间单人隔离病房。连入院手续也是导师一手帮我办理的。当我被安置在那间带有独立卫生间的隔离病房时，病情的严重性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和恐惧，整个人仿佛被灌了铅一样，疲惫地任凭护士摆布。

护士为我抽血化验后，在我右手找到一根较粗的静脉，插入了一根粗大的带开关的导管。我不解地询问原因，护士解释说这是为了方便24小时连续输液。这番解释不仅没有减轻我的焦虑，反而增加了我的恐惧感，对即将面对的治疗充满未知。

晚上，主治医生前来查房。他向我详细说明了病情，告诉我我的转氨酶指标高达3400，是正常值的百倍，黄疸值也高出正常值十几倍，属于严重的急性黄疸型肝炎。虽然暂未达到重症肝炎的标准，但医生警告，如果再迟两天就诊，转氨酶可能突破4000大关，病情将发展为重症肝炎。而即使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重症肝炎的死亡率仍然高达50%以上。医生反复叮嘱我必须严格卧床休息，除了上厕所，绝对不能离开床。

听完医生的话，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原本关于留学梦想和成就事业的雄心壮志，似乎正在渐行渐远，而病房、吊瓶、肝炎、隔离这些陌生而冰冷的词汇却突然成为我生活的全部。如果那天早上我没有通过路面考试，或许也不会立即想到再去医院，很可能会拖延几天，想着等下一次考试通过后再就医。到那时，几乎毫无疑问，情况就会如医生所言，病情迅速恶化成重症肝炎。这岂不是几乎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

尽管当时的我并未觉得病情有多严重，只是觉得胃口不佳、身体有些疲倦而已，但事后才明白，医生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甚至可能已经有意轻描淡写，以避免加重我的心理负担。我的自我感觉之所以不那么严重，可能归因于尚且年轻，身体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再加上孤身在外的环境磨炼了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我勉强应对日常生活。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肝脏本身是一个“隐忍”的器官，在早期几乎不会发出任何明显的求救信号。一旦症状开始显现，往往意味着病情已经发展到相当危险的地步。

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既有后怕，也充满庆幸。如果不是那天一早决定坚持完成考试，或许一切都将是另一种结局。这让我更加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明白了及早就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