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闲话《呐喊》

《呐喊》原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的一种，共印两版。第三版起，改由北新书局发行，列为《乌合丛书》之一。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于1923年8月出版，当时《文艺丛书》已经出了两种，一是冰心的《春水》，二是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呐喊》按次序该是第三种。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装帧讲究，《呐喊》用大红封面，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初版收小说十五篇。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因此书一问世，立刻销售一空。同年12月再版，内容仍旧，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以监狱而承办印务，看来有点古怪，可是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还保存着一些桌椅，也是监狱的产品。书籍的影响自然不同于家具。后来北洋军阀逮捕持有《呐喊》的青年，问罪的证据有两点：一，封面“赤化”，二，承印的人是“囚犯”。在“官”们的眼里，很显然，这两者已经被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了。

北新版的《呐喊》用的是原纸型，唯一的区别在封面。中间黑方块里用铅字排印的书名和作者署名，这回都由鲁迅先生亲自写成图案字，比原来的为大，不过因为总的布局没有更动，如果不把两种版本放在一起，粗心的读者一时是看不出来的。至于内容的改变，则是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24年1月）发表了成仿吾《<呐喊>的评论》以后，前后经过，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文里已经谈得很清楚。他抽去了最后一篇《不周山》，根据自述，直接的原因是这样：

《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仿吾在文章里曾借用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鲁迅的答复针对了对方的意见。至于说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抽去了《不周山》，这“第二版”指的是重排的时间，即1930年1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呐喊》作为《乌合丛书》之一，自1926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

鲁迅自己对创作的要求是严格的，例如关于《不周山》的评价就十分认真。不过《不周山》也自有其本身的特点，不能说成仿吾的评论没有一点道理。我觉得这篇小说放在《呐喊》里的确不很调和，后来改名《补天》，作为《故事新编》里第一篇，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种很重要的尝试。《呐喊》出版后，评论、读后感之类出现了不少，有一部分收在未名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后归开明）和北新版《鲁迅论》里。现在看来，这些评论有许多不仅未必精当，而且往往含有偏见。也有一二篇值得参考的，例如雁冰（茅盾）的《读<呐喊>》，对《狂人日记》分析得较为深刻，他还指出：“《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不但道出了鲁迅在艺术上的刻苦探求，同时也说明他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我以为这个提示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系统地分析《呐喊》的创造，研究一个先驱者拓荒开来的功劳。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一步是不能不做的。几时才能让我们读到一部这样的著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