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言的汉字

古代语言毫无遗漏地传到后代是不容易的。即使假定有标记方法，被记录的机会恐怕也受到限制，而记录后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限吧。民俗学之所以特别重视传承，并以保存至今的东西为对象，是缘于以传承的行为性为主要对象，但文字记录也是传承。

民俗语汇的收集作为所谓方言周圈论式的研究资料是重要的，即由调查其方言的分布，掌握文化波及的状况，以便进行文化史的整理；而当进行文化史的整理时，仍然必须在文献和记录中求得佐证。例如，表现生产合作关系的“ユヒ”这个民俗语汇即使在广大范围内进行了采集，或者“ニホ”和“ニハ”被推断为同一语源，也要在古语中有证可查时，才能确定对它们的解释。民俗学的研究法，可以说以由今溯昔的溯源法为其基本。

众所周知，汉字创立颇早，殷王朝安阳初期武丁时代业已完成。武丁期的甲骨文，无论在文字形态上，还是在刻辞内容上都是最宝贵的资料。从安阳期以前的殷文化遗址中，没有出土充分的文字资料，且武丁以前的文字样式，只有极少数得到确认。总之，可以认为殷代文字是进入安阳期后完成的。汉字与语言相对应，有多少言词则需要多少汉字，所以汉字的成立应当是同时的。汉字的构造原理一经创出，按照这个原理很容易造出需要的文字。

把汉字作为古代语言资料，或作为民俗词汇资料使用时，第一个有利之点在于其成立的同时性。象形、指事、会意等基本文字，这时几乎已经形成。其后大量创造形声字，使汉字数目超过四万，而原有的基本字仅占百分之五，约两千个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出现。

最古的卜文

第二个有利之点是其文字构造原理表示出当时的时代观念和思维方法。与同时性一起，又具有可以称为同质性的特征。无论语义之后如何变化和多义化，文字的原义明显地保留在它的构造之中。“新”的原义是新死者的位牌，“廷”的原义是庙前降神的地方，后来多半使用它们的转义，原义也就这样被忘了，但从它们的文字构造和古代使用规则上很容易复原原义。文字全部具有同时性、同质性，也使文字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密起来。“新”与“亲”、“廷”与“庭”属于同系字，其声、义也相通。如“庭”从庙屋形状的“广”一般，“新”“亲”也有以庙屋之意加“宀”的字形（见图④）。

汉字不仅是古代语言的形象化，具有同时性、同质性，而且它的文字体系是把创立文字以前的传承原封不动地集结在字形之中。因此，有时神话式的传说被原封不动地字形化，殷始祖王亥便是以鸟形神的样式展现的。《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谓“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的神像，在甲骨文中以加鸟头的字（见图⑤）表现出来。

在文献上，殷代带有神话性质的先驱——报乙、报丙、报丁的名字，卜辞中是在“匚”里加上乙、丙、丁的字形（见图⑥），恐怕是包含其祭仪形式的标记吧。“匚”通“报”，似乎是祭仪的场所，即祀坛的象形。犹如位于中央祀坛的上甲（见图⑦）在“□”中以“十”（甲）的字形表示那样，位于三面的乙、丙、丁则在“匚”形中表示。

《说文解字·一上》（此书以下略为《说文》）所举的“”或它的别体“祊”，可能是“匚”之后的字形。二者都是形声字，“彭”是鼓乐，“祊”则把寻神的意思也加了上去。关于“”，《说文》写道，“门内祭先祖所以彷徨”，意思是寻找祭祀处所而彷徨于庙门之内。《礼记·郊特牲》写道，“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诸远人乎？……求诸远者与”，这是彷徨的意思。“匚”大约是庙门内的祀坛。

即使王亥和报乙、报丙、报丁的标记法是相当特殊的，古代文字整体上也的确是在这种造字意识的层面上创立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代文字整体就是民俗语，就是民俗语汇。整个文字体系可以直接作为民俗语汇，这种关系除汉字外恐怕少有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