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外谋其国

李昪篡吴，经过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从吴天祐十五年（918）徐知训被杀，李昪自润州入广陵定乱，代徐知训辅政之时开始，到吴天祚三年（937）“受禅”建立齐国，时间长达二十年。这种情况，不仅与李昪老谋深算、极富忍耐力有关，而且也与吴国的政治形势有关。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南北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原始农业发展的黄土谷地，随即向东扩张，到达黄河下游冲积地带，然后向西延伸，深入黄土高原腹心，逐步形成了以西安、洛阳、开封三大古都为轴线的中原文化区域。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作为中心区域，中原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南方广大地区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上一直占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与此相适应，在此前历代统治集团中，中原人士也始终处于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但是，魏晋唐宋时期，随着中原的渐次衰落以及南中国的逐步开发，经济与文化中心开始向南转移。与此同时，中原人士在朝廷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而南方人士的政治势力则迅速抬头。以五代十国为界标，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发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南方的崛起不仅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协调进行，从而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并且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带来了新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以地区之间自然环境特殊、发展水平失衡、文化传统互异为背景而形成地域冲突始终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与此相适应，以地理界线作为派系分野的标志并且争夺区域利益也始终是统治集团内部冲突的一个重要特征。

地理环境是人类文明赖以发生与发展的基础。地理环境不仅提供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而且赋予其某些重要的、并注定要延续下去的原始特征。这些特征的发展构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显著不同，也构成了一国之内各个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

就中国来说，其地理环境是一个由若干相对封闭的小面积空间组成的相对封闭的大面积空间。以黄河、长江为线索，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两大区域。在这两大区域之中，又分别存在着若干小区域。两大区域及其所包含的各个小区域之间，不仅在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物产等自然条件方面千差万别，而且山川纵横、关津阻隔、交通不便。在这个由山川关津分割开来的许多小区域组成的大区域之外，东南两面濒临浩瀚的海洋，西面绵亘着高大的山脉，北面则是广袤无垠的沙漠草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赖以沟通外部世界的陆、海丝绸之路不绝若线、时断时续，其作用实际上极为有限。这种双重封闭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使文化的发展与延续具有稳定性，易于形成并保持传统；另一方面则使各地区之间的往来受到限制并且尤其不利于国际交流。其结果是中国古代文化呈现出区域文化色彩杂陈的局面，而在整体上则由于缺乏大量外来文化因素的强烈刺激难以打破相对固定的格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保守与排外倾向的形成与蔓延。

中国古代各区域文化之间并非完全缺乏同一性，这一点无须赘言。就大体情况特别是就汉族地区而言，在价值观念、心理气质乃至于知识系统方面的差别并不具有本质上的意义。但是，这种同一性形成的过程艰难而缓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各地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的闭塞与隔膜。不仅如此，中国境内大多数地区一般都比较适宜于农业生产活动的进行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自然经济形态，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环境的恩惠，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在长期维持简单循环的状态之下，形成了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商品经济受到严重限制、各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使各地区之间潜伏着深刻的利益冲突，而且使国内各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势力在本质上缺乏凝聚的坚实基础。易言之，在中国古代的统一王朝之中，各地区势力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一旦这种控制出现松弛，大一统的局面便开始解体。

在唐宋以前，南方始终处于北方的控制之下。南方虽曾出现过割据政权，但其统治核心，却大抵来自北方，所谓：“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到了唐宋之际，南方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增强已经使南人不仅有能力向北方渗透，在大一统王朝统治核心中夺取一席之地，而且有能力建立独立的地方性割据政权，与北方势力公开抗衡。与此同时，地域冲突也愈演愈烈，形成了以南北冲突为基线的新形势。当时，人们对地域问题十分敏感。北方人以老大自居，贬低南方人；南方人后来居上，对北方人亦竭力排挤。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南方的一些割据政权中十分突出。

吴太祖杨行密祖籍合肥。作为一个闯荡江湖、起家卒伍的小人物，能够逐渐扩大势力，割据江淮二十余州，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吴国政权，与他是当地人，得到当地势力的积极支持有很大关系。据《文献通考》载，吴人信都镐曾撰《淝上英雄小录》，记杨行密将吏有勋名者四十人，其中二十四人是合肥人。从中已经可以窥见吴国政权与合肥人之间的关系。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搜罗十国资料极为宏富。其中吴国部分十四卷，列传中收录的文臣武将等重要人物家世可考者凡七十一位，其中侨寓人士二十九位，约占百分之四十；当地土著四十二位，约占百分之六十。当地土著中，淮南人即达二十八位，占总数百分之四十，占当地人百分之七十；淮南人中，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人十九位，又居大半之数。吴国掌政、握兵之人，亦多出自庐州。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杨行密在割据过程中主要依靠淮南地方势力的支持，而且还可以看出，杨行密建立的吴国实际上是一个以当地人为主体、以淮南人特别是庐州人为核心的地方性割据政权。

唐末，北方战乱频仍，大批北方人南下避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聚集在杨行密的周围。吴国政权建立以后，土著虽然是主体成份，但侨寓人士也占很大比例。这些人以徐温为首，形成一股特殊势力，与土著争夺各方面的利益，从而遭到土著势力的竭力排斥。

徐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毕生经营，呕心沥血，目的就在于篡夺吴政。但是，作为一个侨寓人士，当他篡吴的企图一旦暴露，便立即遭到土著势力的强烈反对。天祐九年（912），合肥人刘威、陶雅、李遇“密议诛温”，实际上就是土著势力反对徐温篡吴的联合行动。徐温虽然依靠侨寓人士柴再用等人的支持出兵攻灭李遇，平息了这场骚动，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篡吴的尝试却从此搁浅。

其后，徐知训被杀，李昪占据辅政之位，徐温篡吴之计，更加无望。因为李昪自知非徐氏亲子，如果徐温得位，自己绝无继嗣的可能，所以竭力阻挠。史载：

温居恒好服白袍子，知诰每遇温诞生日，必以献。会坐客有谄温者，曰：“白袍不如黄袍好。”知诰遽斥之，谓温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谄佞之说闻于中外，无乃顿损夙望乎？愿令公无惑其言。”温虽颔之，而心实未忘窃位也。盖知诰以己非其嫡，虑温急于取国，不得嗣，故以是为言云。[20]

及吴高祖杨隆演病重，徐温自升州入朝，商议立嗣：

门下侍郎严可求言王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顾命诸葛事，温以告知诰，知诰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诚，不过顺大人意尔。”温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张颢之乱，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于反掌。然思太祖大渐，欲传位刘威，吾独力争，太祖垂泣，以后事托我，安可忘也。”乃与内枢密使王令谋定策，称隆演命，迎丹阳公溥监国。[21]

徐温之言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李昪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却不可低估。李昪辅政日久，徐温势力日益孤弱，不敢贸然行动，终于抱恨而死。

徐温篡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得到当地势力的支持。这对李昪来说，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启示。李昪在徐氏门下站稳脚跟，并借助徐氏势力执掌吴政，虽然几经曲折，但这仅仅是徐温一派势力内部争夺权位的角逐，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但是，当李昪进而企图取代杨氏，局面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侨寓人士，要达到这一目的，李昪不仅要解决一般的篡位者所遇到的问题，更要注意解决由吴国政权内部南北两派势力的对抗所带来的特殊麻烦，这就使李昪在篡吴之际，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

为了实现取代杨氏的企图，李昪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从吴王以下一直到当地百姓，李昪一例怀柔，以争取当地势力的好感，缓和敌对情绪。

对待吴王，李昪极尽恭敬，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一些，这里再举一例：当时，节镇入觐，往往不拘礼节。吴睿帝时，北方籍将领柴再用戎服入朝，被御史弹劾，柴再用不服。李昪知道以后，故意于便殿通起居，退朝以后，上表自劾，请罚一月俸禄。事情传开，朝纲大肃，不仅使吴睿帝对李昪怀有好感，同时也使土著文臣武将感到李昪在对待南北两派势力时，有一个不偏不倚的立场。

李昪辅吴之际，土著将领在地方上还拥有很大势力。如何争取这些人，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史载：

烈祖辅吴之初，未逾强仕。元勋硕望，足以镇时靖乱。然当时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诚、朱延寿、刘信、张崇、柴再用、周本、刘金、张宣、崔太初、刘威、韦建、王绾等，皆握强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笼，终以跋扈为虑。上虽至仁长厚，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遂服药变其髭鬓，一夕成霜。[22]

引文中提及的十三人，张宣、韦建家世无考，朱瑾、刘延寿已死，其余九人中，张崇、周本、刘金、刘威、王绾等五人都是当地土著。“服药”之说固涉妄诞，然而其中反映出的李昪在当时面临的困难形势，却是真实的。如德胜军节度使周本，“素无推翊之诚”[23]，多次扬言于朝路，表示不肯“推戴异姓”。后来，李昪以其元勋硕望，令其率众推戴，周本竟说：“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杨氏之危，又使我为此，可乎！”[24]

为了笼络土著勋臣旧将，李昪确实煞费苦心。他的对策，几乎令人难以理解：

烈祖初得政，尽反知训之所为。接御士大夫，曲加礼敬，躬履素朴，去浮靡，而又宽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时方镇窥伺，事资弹压，烈祖视听不妄，指中节，平居自号曰政事仆射。高位重爵，推与宿旧，故得上下顺从，人无异意。[25]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搔扰民庶，上欲纠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求］（可求）。［求］（可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敕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鹯，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26]

“高位重爵，推与宿旧”；“一骑一卒，必加姑息”，作为李昪收揽人心的一项措施，自然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但同时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少使土著势力感觉到李昪的宽厚。举例来说，吴大和二年（930），海州都指挥使、王绾之子王传拯发动叛乱，焚掠城廓，率其众五千人投奔后唐。李昪竟说：“是吾过也。”赦其妻子，又以其季父王舆为控鹤都虞，典兵宿卫。通过这一番“倾意折节，奉上接下，礼待将校，推其慈惠，致之腹心，以宽简优柔存恤”的功夫，李昪终于达到了“骁勇夙将元寮素所跋扈者无不乐从”的目的，大大缓和了土著勋旧的敌对情绪，改善了自己的处境[27]。

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李昪常常派人到民间察视，有婚丧匮乏者，往往加以周济；遇有灾荒，则蠲免赋税。吴天祐十五年（918），李昪奏请免除了天祐十三年以前民间拖欠的租税。吴顺义二年（922），李昪制订户籍租税，规定上田每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每顷税钱一贯八百文，下田每顷税钱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可以折成金银交纳，其余丁口课调，亦一律折成现钱。宋齐丘向李昪建议说：

江、淮之地，自唐季以来，为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氓黎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钱，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将兴贩以求之，是教民弃本而逐末耳。乞虚升时价，悉收谷帛本色为便。[28]

当时市价：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建议政府收税时，以绢每匹当一贯七百文，绸每匹当二贯四百文，绵每两当四十文计价征收，实际上将市价虚抬二至三倍，也就是将税收减少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朝臣闻讯，议论哗然，因为政府每岁将失去大笔收入。但这是一个收买民心的绝好机会，李昪决意施行。不到十年的时间，不仅江淮一带出现了“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的盛况，李昪自己也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戴。

李昪的这一番经营，收效显著。但是，对土著势力进行怀柔，只是他的计划的一个方面。要实现篡吴的企图，李昪还必须扶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从根本上巩固地位。

李昪组织自己的班底，当然首先要重视收罗那些侨寓于江淮地区的北方人士。因为李昪作为一个侨寓人士，在同土著势力抗衡时，特别需要侨寓人士的支持。早在李昪任升州刺史时，就对此十分留意。他不仅大力奖拔吴国政权内部原有的北方人士，而且特别重视招揽新近南下的名贤耆旧：

知诰于府署内立亭，号曰延宾，以待多士，命齐丘为之记，由是豪杰翕然归之。间因退休之暇，亲与宴饮，咨访缺失，问民疾苦，夜央而罢。是时中原多故，名贤耆旧皆拔身南来，知诰豫使人于淮上赀以厚币，既至，縻之爵禄，故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29]

这一时期中，北来士人著名者如高密孙晟、北海韩熙载、扶风常梦锡、河北高越、高远。后来都成为南唐政权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孙晟，笃学善文辞，尤工于诗，为人则豪举跌宕，不拘小节。初见之时，口吃不能道寒喧。及其坐定，论辩风起，上下古今，无所不通，听者忘倦。李昪对他十分信任，“因预禅代秘计。每入见，移时乃出，尤务谨密，人莫窥其际”[30]。

大批侨寓人士聚集在李昪周围，确实加强了他的实力。但是，要顺利取代吴国这样一个地方性政权并且进行稳定的统治，又必须得到土著势力的积极支持。不过，在同杨氏旧臣的周旋中，李昪深深感到，这些人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腹心，因为仅仅做到使他们不反对自己，已是十分不易。于是，李昪把目光转向了江淮特别是江南一带那些地位尚微的小人物。洪州宋齐丘、歙州查文徽、建州游简言、广陵陈觉、冯延巳，也都是在李昪辅政前后，投于门下，“白衣起家”，由其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些人与杨氏旧臣不同。他们虽系土著势力，但在吴国政权中并无一席之地。李昪篡吴，正是给了这些人一个获取政治地位的良机，因此，他们暂时抛开地域因素所造成的隔膜，积极为李昪筹划。如宋齐丘，少时流落穷困，曾经在倡优魏氏的门下寄食糊口。依附李昪之后，“从镇京口，入定朱瑾之难，常参秘画。因说烈祖讲典礼、明赏罚、礼贤能、宽征赋，多见听用。烈祖为筑小亭池中，以桥度，至则撤之，独与齐丘议事，率至夜分。又为高堂，不设屏障，中置灰炉，而不设火。两人终日拥炉画灰为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刘穆之之佐宋高祖”[31]。

聚集在李昪周围的侨寓人士与江淮土著是李昪私人势力中的两大侧翼，这也是未来南唐政权的核心。有了这个班底，李昪才形成了“羽翼大成，裨佐弥众”[32]的局面，篡吴之举才有了可靠的保证。但是，尽管如此，要做到“上下顺从，人无异议”，也还是相当困难的。

当时，以德胜军节度使周本为首的吴国旧臣宿将仍然是李昪篡吴的主要障碍。李昪虽然对他们曲意存恤，但收效不大。这些人毕生追随杨行密，位高爵重。李昪取代杨氏，并不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更重要的是，李昪取代杨氏，意味着淮南人在吴国政权中统治地位的丧失。所以，这些人在保住杨氏之位这一点上，态度相当坚决。

吴睿帝杨溥是一个懦弱的人物，在吴国政治舞台上，他只不过是李昪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一个傀儡。但是，杨氏家族之中并不乏有为之人。吴太祖杨行密第三子杨濛性刚烈而素负才气。徐温擅权，杨濛心中不平，常自叹：“我国家竟为它人所有乎！”[33]徐温知道以后，对他又恨又怕，屡加贬谪。徐温死后，杨濛处境有所改善，进封临川王，官至昭武军节度使兼中书令。杨濛与吴国旧臣宿将关系较为密切，李昪辅政，篡吴之心日益昭彰，这些人便抬出杨濛与李昪抗衡：

司马徐玠素不悦于主（李昪），欲濛受禅，阴讽太尉、中书令西平王周本及赵王李德诚辈，倚以德爵勋旧之重，欲使推戴于濛。[34]

李昪虽然善于使用怀柔手段，但同时也深知高压政策的妙用。不久，李昪派人诬告杨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将其降为历阳郡公，幽禁于和州。及吴室将亡，杨濛杀守卫军使，逃到庐州，欲依周本以自固。周本闻杨濛至，将见之。其子周弘祚固谏，周本怒曰：“我家郎君来，何为不使我见！”周弘祚闭门不令周本出，使人执杨濛于外，送于广陵。李昪闻报，遣使称诏杀杨濛于采石，追废为悖逆庶人[35]。

杨濛被贬之后，杨氏旧臣人人自危，从此不再有大规模的公开抵制行动。李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快了篡吴的步伐。

吴大和三年（931）十一月，李昪向吴睿帝上表，自称辅政岁久，请归老升州。李昪这样做，有两个打算：首先，篡吴之举，必须做得不露痕迹，至少在表面上给人一种水到渠成的印象，以避免舆论的谴责。如果在广陵受禅，瓜前李下，则会有逼宫之嫌。其次，李昪早已有意建都升州，受禅之前，必须对升州城进行一番修整扩建。睿帝闻表，照例允准，于是拜李昪为镇海、宁国诸军节度使，余官如故，镇升州遥决大政，如徐温故事；拜李昪长子李璟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广陵辅政。

李昪到了升州，立即着手经营。他首先在府舍内营建了一座礼贤院，积聚了许多图书典籍，以作招延士大夫之用。这座礼贤院同时也与延宾亭一样，是李昪密谋篡吴的地点。次年秋，李昪对升州城进行了扩建，并且营造了宫城。为了掩人耳目，李昪上表请吴睿帝迁都于此，但朝臣竭力反对，李昪也就不再坚持。

吴天祚元年（935），吴睿帝加拜李昪为尚父、太师、大丞相、天下兵马大元帅，进封齐王，备殊礼，以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李昪接受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及齐王封号，却辞掉了尚父、大丞相等虚名，以示谦恭。不久，李昪正式建齐国，立宗庙、社稷，署置百官。

到此为止，李昪篡吴的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但是，就在履行最后一道手续时，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李昪的私人势力系由侨寓人士与江南土著两大侧翼组成。这两翼人士虽然在依附李昪之后，暂时捐弃地域因素所造成的隔阂，同舟共济，为李昪奔走效力，但这种合作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一旦成功在即，到了分配利益的时刻，双方的矛盾便立即显露出来。当时，李昪门下的侨寓人士与江南土著的争夺目标是首赞禅代之功的归属。因为一旦李昪代吴之举成功，首先“劝进”的一方便成为第一功臣，理所当然地有资格向新皇帝要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与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在新政权中的地位问题的争夺。

李昪虽然在筹划篡吴、扶植羽翼之时采取了南北并用的方针，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觉得侨寓人士更为可靠。所以，当他认为篡吴之机已经成熟，便首先向亲信的侨寓人士透露自己的想法：

先是，知诰久有传禅之志，以吴主无失德，恐众心不悦，欲待嗣君；宋齐丘亦以为然。一旦，知诰临镜镊白髭，叹曰：“国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36]知其意，请如江都，微以传禅讽吴主，且告齐丘。齐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驰诣金陵，手书切谏，以为天时人事未可，知诰愕然。后数日，齐丘至，请斩宗以谢吴主，乃黜宗为池州副使。久之，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玠等屡陈知诰功业，宜早从民望，召宗复为都押牙。知诰由是疏齐丘。[37]

宋齐丘出面反对传禅，李昪当然不能不加考虑。但是，此时吴睿帝刚刚三十几岁，而李昪已经将近半百。如果等待吴睿帝死后再行传禅，无疑等于将此事永久搁置。对李昪来说，即使他极具忍耐力，也不可能接受这一结果。不久，李昪把宋齐丘由广陵召回，令其赋闲。摆脱宋齐丘以后，传禅之举进行得一帆风顺。吴天祚三年（937），吴睿帝命江夏王杨璘奉吴国玺绶献于升州，正式禅位李昪。李昪改吴天祚三年为升元元年，国号大齐，定都金陵（升州，其间一度改称江宁），以广陵为东都。升元三年（939），李昪复姓，改国号为大唐，史称南唐。

吴唐禅代，确实做得不动声色，在当时并未引起非议与混乱，史称“吴社迁换”而国中“夷然无易姓之戚”[38]，绝非虚辞。这种情况，当然与“天命所归”的传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昪于数十年之中，对吴国君臣百姓上下打点，照顾得相当周全。《五国故事》云：李昪以养子起家，至其即位，“内谋其家，外谋其国，劳心役虑，数倍于曹、马矣”。可谓精于鉴明。

至于吴睿帝，虽然深明时势，但其下场，却与所有失位君主一样，十分悲惨。李昪受禅之后，给他加了一个“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的尊号，幽禁于润州丹杨宫。睿帝在由广陵迁往润州途中，曾赋诗云：

江南江北旧家乡，

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

广陵台榭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

雨滴孤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回首细思量。[39]

南唐升元二年（938），睿帝被杀于丹杨宫，年三十八。元宗李璟末年，周师伐淮南，尹廷范受命将幽禁于泰州永宁宫的杨氏宗族徙于江南，在途中擅自把男子全部杀死，杨氏之族遂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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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虚白《钓矶立谈》，知不足斋丛书本，第3页。

[2]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4—185页。

[3]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八《南唐四·烈祖顺妃王氏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1页。

[4] （宋）龙衮《江南野史》卷一《先主》，豫章丛书本，第2页。

[5]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5页。

[6] （宋）郑文宝《江表志》卷上，墨海金壶本，第1页。

[7]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吴二·高祖世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8] 《全唐诗》卷八，南唐先主李昪《咏灯》，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页。

[9] （宋）马令《马氏南唐书》卷八《义养传第三·徐宣祖》，墨海金壶本，第3页。

[10] （宋）史虚白《钓矶立谈》，知不足斋丛书本，第1页。

[11] （宋）马令《马氏南唐书》卷八《义养传第三·徐知训》，墨海金壶本，第4页。

[12]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吴八·朱瑾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页。

[13] （宋）马令《马氏南唐书》卷一《先主书》，墨海金壶本，第2页。

[14]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后梁纪五》，均王贞明四年七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31—8832页。

[15]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纪五》，明宗天成二年十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010页。

[16]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纪五》，明宗天成四年十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034页。

[17]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三《吴十三·徐知询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4页。

[18]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纪五》，明宗天成四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036页。

[19]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三《吴十三·徐知谏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5页。

[20]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三《吴十三·徐温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2页。

[21]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吴二·高祖世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22] （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宝颜堂秘笈本，第1页。

[23]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九《李先主传》，知不足斋丛书本，第4页。

[24]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纪一》，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66页。

[25] （宋）史虚白《钓矶立谈》，知不足斋丛书本，第4页。

[26] （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宝颜堂秘笈本，第22—23页。

[27] （宋）龙衮《江南野史》卷一《先主》，豫章丛书本，第4页。

[28]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吴三·睿帝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

[29]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五《南唐一·烈祖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

[30]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十七《南唐十三·孙晟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2页。

[31] （宋）陆游《陆氏南唐书》卷四《宋齐丘传》，秘册汇函本，第79—80页。

[32] （宋）龙衮《江南野史》卷一《先主》，豫章丛书本，第4页。

[33]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吴四·临川王濛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34]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九《李先主传》，知不足斋丛书本，第4页。

[35]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纪二》，高祖天福二年八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81页。

[36] 周宗的籍贯，文献载为秣陵（今江苏南京）人。然据保大十三年，周宗乞罢镇，元宗李璟诏曰：“嵩岳降灵，诞生良弼。”则似为侨寓之北方人士。

[37] 《资治通鉴》卷二七九《后唐纪八》，潞王清泰元年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03—9104页。

[38] （宋）史虚白《钓矶立谈》，知不足斋丛书本，第5页。

[39] （宋）郑文宝《江表志》卷上，墨海金壶本，第3页。按：一般文献都认为此诗系李煜之作。弓英德《李后主亡国诗词辨证》（《励学》第二期）有专门考证，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