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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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次会面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一个寻常的傍晚,我正准备动身前往诊所开始第二轮问诊,电话铃响了。当时我就在电话机旁,于是立刻接了起来。声嘶力竭又难以抑制的哭声从听筒中传来,让我的内心一阵发紧。我愣了好几秒才意识到对方是个男人,却总也想不起他姓甚名谁。带着几分胆怯和小心,我又重新“喂”了一声,哭声愈加响亮。不过利用这一间隙,对方总算试探着唤了一声我的名字,于是我听出了他的声音和语调。虽然他一言未发,但我已猜到他想说的是谁以及发生的事情,甚至开始想象他会说些什么。我不由得暗自生气,为什么人们遇事总会头脑发热,采取这样愚蠢的应对方式呢?我对他十分了解,因此相信自己所料不错:那个女人一定是死了,而且可能就在不久之前。消息或许有些突然,因为从她近几周来的状况看,可以说是毫无预兆,但这种疾病导致的猝死也不是没有前例。

我又沉默了一阵,发现对方没什么动静,于是再次低声“喂”了一声。哭声愈加凄厉,几近号叫:“我的儿子,医生……我的儿子拉乌尔……拉乌尔他昨晚……”

那边哭得语无伦次,我这里唯有见机行事。我与他儿子素昧平生,我甚至来不及细想发生了什么,只能绞尽脑汁回忆孩子的年龄和家中排行,结果却是徒劳无功。然而,他接下来的一番话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他偷走了我的车……我的……还有一把枪……就这样跑了……没有驾照,什么都没有,还是在大半夜……就朝我父母家去了……”听到这里,我还以为发生了车祸,想到这个家庭遭受的一连串无妄之灾,心里更是泛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没想到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他把车停在路边……在距离巴黎150公里的地方……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我惊得目瞪口呆,如遭雷击。

在我的沉默中,他不断重复着最后一句,直至泣不成声。我没有打断他,不然我还能怎样?一两分钟后,他的情绪渐趋缓和,原本哽咽的声音已基本恢复平静,他接着说道:“我妻子……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她不在家里……从昨天起她就住院接受化疗去了……我不知道怎样……不知道怎样……告诉她这个消息……我怕她受不了打击,这事儿会要了她的命的……我自觉无法面对她……所以就想到了您……您能否……您能否跑一趟……告诉她这件事情……您是最适合的人选……您了解她……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是您的职业……我真的不行……”“但是……”我刚想婉拒,他又哭了起来,这次哭得更加伤心:“求求您了,医生,就当是为我们……”

在他的哭声面前,我无言以对,唯有耐心地与其交谈,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和简单的方式让他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在听闻噩耗的时候浑身战栗,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并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万分难过。我任由自己不停地与他讲话,这会让我感到好受一些,或许他也有同样的感觉。的确,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相互安慰或是试着交谈,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不再哭了,电话里也没有了抽泣的声音。我开始试着向他解释自己的想法:虽然将噩耗告诉孩子的妈妈让人极其为难,但这件事只能由他一人完成,任何旁人都无法置喙。当然,说服他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我还要让他相信,我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严肃,并不是因为胆怯而推三阻四。我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子,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儿子,你们给予了他生命,携手将他抚养成人,如今又一起失去了他,因此,噩耗应由两人共同承担,即便恸哭也应彼此相偎。他坚持不肯让步,强调说这个消息会让他的妻子精神崩溃或是惊恐万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事先做足防范措施。为了让他安心,我最后答应去一趟他妻子所在医院的住院处,与那里的护士提前沟通,然后共同制订一个应急预案。我还承诺他一如既往地重视这件事情,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越俎代庖,等他觉得做好了准备,心理上也有了足够的承受力,我就会去医院探视他的妻子。大概是我的软硬兼施发挥了作用,他总算答应了下来。

话虽如此,但一直要等到48小时后,考验才如约而至。

对我而言,我的职责就是尽快找到医护人员,与他们进行沟通。不出我所料,他们也正在商量对策。随后我来到女人的病房,在那里我意识到,无论我做些什么,无论我怎样与她感同身受,都无法缓解她的丧子之痛,人生之哀莫过于此!

她笑着与我寒暄,眼中却闪过一丝讶异。我与她相识日久,对她的性情可谓了若指掌。她半是开心半是担忧地问道:“家里出了什么事吗?”然后又连珠炮般地追问:“没事的话,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只能含糊其辞地解释说,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住院治疗,几乎已经成了规律,我从没忘记到医院探视她。这次在安排日程时有点犯晕,不过既然到了医院,就试下运气看她是否就在医院。我并不认为这个善意的谎言能够蒙混过关,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我都不想再表演下去。这回轮到她故作镇静了,她甚至跟我开玩笑说,为了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脱胎换骨”,她在晨衣里缝了一块小小的海绵垫。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最后我还是找借口离开了病房。我想我已仁至义尽,不然还能怎样?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试图摆脱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然而还没等我恢复过来,我就在第三天接到了医院护士的咨询电话:“您曾告诉我病人异于常人,现在我可以确认您的判断完全正确。这几天我一直在病房门口留心观察,她的先生试图把整件事情和盘托出。当时他哭得十分伤心,几乎泣不成声,然而做妻子的却一滴眼泪也无,只是呆呆地靠在床沿,两眼发直,就这样一动不动坐了许久。然后她站起来开始穿衣。半晌,她终于打破沉默,有些抱歉地对我说要去参加葬礼,于是我陪着她向外走去。眼看到了病房门口,她却突然转过身来,直直地看着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甚至生硬无礼的语气说道:‘我需要什么时候回到医院?我要尽快把病治好,越快越好!’”

我与她相识已有四年,现在回想起第一次见面依然恍若昨日。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她走进我的诊所。在我的第一印象中,她是个身材娇小、面色苍白的女人,宽额头、尖下巴,一头黑亮柔顺的长发,将她棕色的双眸衬得愈加美丽。她身着马裤马靴,在我们这样的街区即便不算惊世骇俗,也多少有些出人意表。她怀里抱着个七个月大的婴孩。小家伙长得又大又壮,一头金色的卷发与妈妈深色的头发相映成趣,一双蓝色的小眼睛看上去却很是普通。她对孩子温柔地笑着,这一美好的瞬间让母子俩的反差显得愈加强烈。

接下来就是例行检查。如同无数次的“初诊”,医患双方相互评估、彼此试探,以便确定是否要将关系保持下去。

孩子名叫格温奈尔,是她的第四个儿子。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三个哥哥要比他年长许多,安热尔15岁,卡洛斯13岁,拉乌尔11岁,他们的名字也与西班牙裔的姓氏更为相配。是因为她太偏爱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想把这样一个名字赐予他作为厚礼?或是显示他们已经融入法国社会?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西班牙裔,无论从长相还是举止判断都能得出这一结论。当然,她说话不带一点儿口音,但这也不足为奇,或许她是成长在法国的二代移民呢?

她的声音十分温柔。然而在优美和谐的语调中,总能听到一个令人惊诧的颤音,虽然微不可闻,却暴露了她在长期练习中的小小疏忽。谈话的间隙,她不时做出夸张的手势,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她应该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不过这也无伤大雅:一方面许是当时境况尚好,因此不经意流露出得意的情绪;另一方面则说明她在极力掩饰内心的胆怯。

她就医的理由再寻常不过:格温奈尔染上了流感,她希望我们能提供优于隔壁诊所的医疗服务。我提醒她孩子尚未接种疫苗,她有些抱歉地解释说,孩子从小体弱多病,而她自己琐事繁多,分身乏术,希望我能为她出谋划策,一解燃眉之急。

检查进行得很快。趁着我写处方的间隙,她坐在沙发上为婴儿整理衣衫。突然间,她低声惊呼起来,原来是格温奈尔拉了一泡稀稀的大便。我们两人一阵忙乱,才将诊室收拾停当。随后我在处方中加了几条注意饮食的医嘱,希望对她有所助益。

她走后,我开始接待下一位病患,然而送走了一位又一位,却始终无法摆脱她对我心情造成的影响。最让人气恼的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时过境迁。如今回想起她的行为,其实一切早有端倪。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仅仅是一名年轻的门诊医生,无论年龄还是阅历都不足以对此进行更深的思考,而学院教给我的知识,也仅限于诊断一名孩童的表面症状,我只是凭着本能,隐隐地感到事情有些不对。换句话说,我同所有人一样,能够感知内心的不安,甚至辨别其程度或是原因,却无法从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除非这种不适来自一种隐秘而持久的负罪感。

对那时的我而言,这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我迅速忘记了不快,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上。即便偶尔想起,也没有太过在意。不过,我很快发现,事情远没有结束。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个电话,不等对方自报姓名,我就听出了她的声音。格温奈尔咳嗽得越发厉害,事实上,她已经明白了一切,在养育前三个儿子时,她就有过类似痛苦的经历,因此这次十分确定:无论是阵发性咳嗽还是鸡鸣样回声,都准确无误地表明,格温奈尔患上了百日咳。

我去了她家。在那里,我再次陷入焦虑的旋涡无法自拔,脆弱与刚毅、温柔与坚决,如此矛盾地集中于一人,令人感到不安。我无心关注她家中的陈设,只记得她依旧穿着头一天就诊时的奇装异服。她又把自己确信的事情重复了一遍。如果不是她此前的言谈举止令我感到莫名的不适,我很有可能就这样被她说服。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经过一系列检查,我告诉她,我不能仅凭一鳞半爪的信息就得出和她同样的结论。即便做了初步检查,即便她所描述的症状与百日咳十分相符,即便她的推测不无道理,我也不能略过生物检测妄下论断,只有验血结果显示淋巴细胞数大于或等于12000个,才能最终确诊,这也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就在此前一个月,我所在科室那位脾气暴躁的主任还曾清楚明白地强调过这一点。当时,身为一名菜鸟医生,我像所有实习生一样努力工作,生怕失去宝贵的见习机会,因此时常向他请教问题。这次我之所以采取谨慎态度,就是为了履职尽责,将我之所学都用于治病救人。虽然自己也说不清楚理由,但能够借助一次客观的检查将个人情绪和医生职责区分开来,我还是感到心头一阵轻松。

百日咳是一种非常棘手的疾病,如今已经十分罕见。对初生婴儿来说,它的表征痛苦骇人,有时还会致命,此外,它也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就对儿童免疫。直到不久之前,许多大型儿童医院还为此设有专门的治疗诊室。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总是过于草率地将大部分重度咳或慢性病归咎于百日咳,却没有对上述症状进行充分的分析,以此获得更加深入的认知,这也导致许多家长在孩子生病时产生不必要的焦虑。目前,传染病的治疗方法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医生们惯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但往往收效甚微,因为后者虽然能够杀死病菌,却会释放大量毒素,临床则表现为久治不愈甚至日趋严重。

我在实习期间曾大量接触这样的病例。后来在从事自由职业医生[1]期间,我收治了一位病患,整个治疗过程一波三折,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患者是个四个月大的女婴,送到我这儿的时候已经性命垂危。此前,她在一家专治传染病的医院住了两到三周,最后她的父母决定接她出院,而院方也没有太多的挽留。这是一对极其年轻的夫妇,用那时的话形容就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他们在伊夫里老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如今已是人去屋空。孩子的父亲告诉我,医院没有进行任何特殊治疗,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负担不起,因为他们没为孩子缴纳社会保险。之所以把孩子送到这里,主要是为了省钱,万一回天乏术,至少他们可以陪在女儿身边。他的讲述令人动容,然而孩子的病情的确不容乐观,之前的那家医院之所以同意她出院,大概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用尽浑身解数,不断调整治疗方案,希望保住这个小家伙的性命。我告诉她的父母,一旦孩子出现阵发性咳嗽,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为了缓解呕吐对身体造成的损害,我给她开了酸乳补充营养,这样做也有利于胃的排空,我还根据咳嗽的频次和强度绘出精确的曲线图便于监测。不过治疗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时时监测体重的变化,为此我从商店柜台请来了老“罗贝瓦尔”[2],女婴的父亲把店铺里的秤拿来给我,同时外加多个糖袋,每袋重量刚好1公斤,方便我们称重。经过几周的抢救,女婴终于脱离生命危险,慢慢恢复了健康。当我确信治疗已经见效,我欣慰地告诉她的父母,孩子之所以痊愈,全都得益于他们的悉心照料和无私奉献。因为在最艰难的时刻,连我自己都不禁怀疑,这次治疗是否会以悲剧收场。

话题转回格温奈尔。检测结果显示,他的淋巴细胞数为18000个。

周五下午,我再次登门。孩子的母亲因事先料中病情而有些自得,但又表现得十分低调。她告诉我,安热尔、卡洛斯和拉乌尔都曾在这个年纪或更大一些时感染过百日咳,如果这个“混账的毛病”没让格温奈尔付出一点儿代价,那她反而会感到奇怪。我立即着手开始治疗,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后续方案,我跟她约好,下周一再来上门问诊。

接下来的几周,我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因为在那个时期,医疗手段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往往需要医生付出更多的心力,不过我的担心也仅限于此。

或许是检查结果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又或许是性格使然,我轻而易举地聚集全部精力,准备迎接挑战,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根本无暇细想格温奈尔的病情,家里的烦心事一件接着一件,最要命的是周日下午,我陪孩子到户外散步,刚一回家被告知,我们的保姆遭到了一伙社会青年的轮奸。这是一个年轻的布列塔尼女孩[3],平时帮助我们操持家务。此前我们曾警告她不要总跟那伙人来往,但她就是置若罔闻。出事后,她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而我之所以焦急万状,无非也是出于极端自私的考虑:第二天家中必须有人留守,如果医院要求她留院观察数日,那我们将落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于是我顾不得雇佣之谊,虚伪地亮出医生的身份,试图劝说院方让她立即出院,却被主治医师以受害者尚未接受法医鉴定为由断然拒绝。我好说歹说,终于征得了第二天一早出院的许可。

当天下午,我匆匆赶到格温奈尔家,却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焦虑。此前,我曾自以为是地认为不会再被这种心情困扰,如今看来只是痴人说梦。格温奈尔的情况很不好:从头一天的午后起,他就不停地咳嗽、呕吐,还伴有异常的哭闹、呻吟,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能令他安静,或是缓解他的症状。正因如此,他的父亲才给我打电话,除了详细地描述他的症状,也希望我能尽快上门探视。

有人说,动物具有一种天性,能够预知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甚至可以在事情急转直下之前,开启自我保护功能。不过这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我个人而言,我既没有验证过这一观点的真伪,也从未尝试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但现在我倒觉得,如果传言属实,那么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就是这样一只动物,就拥有这样特殊的禀赋。别人也许会对此存疑,但我之所以这样说,既不是出于“事后诸葛亮”的自以为是,也无意于文过饰非,为所谓的控制欲,甚至是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即便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对那些天发生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我跟妻子讨论了保姆不在期间的事宜,并为此制订了预案。在把家事悉数托付给她后,我出门向格温奈尔家赶去。

开门的是孩子的父亲。格温奈尔肥硕的身躯可谓酷肖其父,不过也只是身材相似而已。他父亲的脸色比母亲还要黯淡无光,说话时带有轻微的西班牙口音,声音沉闷乏力,我想也许是为照顾生病的孩子忧心忡忡所致。但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猜想并不正确。他一面重复着电话里描述的细节,一面把我引到房间。格温奈尔躺在妈妈的臂弯里,母子俩都穿着晨衣。孩子的衣服一解开,我就立刻明白了他哭闹不休的原因:他身上出现了大面积腹股沟疝气,阴囊肿胀不堪,这是典型的百日咳并发症——长时间的剧烈咳嗽对腹部产生巨大的压力,当内脏受到挤压,就会偏离原来的部位,通过人体的薄弱点(即疝气口)进入肌肉和皮肤的间隙,在体表形成一个突出的肿块。当然,内脏移动的轨迹要视人体结构而定,如大肠移动就会导致耻骨区发生形变。在一般情况下,受到疝气影响的器官都会异常肿大,其主体部分卡在无法伸展的疝气口处,导致血液流通不畅,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疼痛难忍等,这既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也解释了格温奈尔为何哭闹不止。

我向他的父母做了详尽的说明,并开始对疝气进行治疗,试图让偏离的大肠回到原位。我采取的是当时通行的治疗手段,即苯巴比妥肌肉注射,以此来缓解孩子的痛苦,然后就着热水将肿块一个个轻轻抚平,令其各归各位。我让人找来一只盛满热水的大盆,请孩子的父亲从旁协助,就这样开始了治疗。

事后回想,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噩梦。

我进行类似的操作不下数十次,每次只需几分钟就大功告成,然而这次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苯巴比妥对格温奈尔毫无效果,他浑身紧绷,拼命挣扎。更要命的是他咳嗽得太过剧烈,以至于我刚刚将偏移的大肠部分归位,他的阵咳就让脏器偏离得更加厉害。有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于是吩咐孩子的父亲死死按住疝气口,阻止脏器再度移位,然而一阵咳嗽再次导致我们前功尽弃。毕竟,我不能苛求一位惊慌失措的父亲拥有与医生一样敏锐的触感和娴熟的手法。眼看水溅得到处都是,床上地面一片狼藉,我突然感到疲惫不堪。我厌恶这种反复失败的感觉,甚至对昏暗的灯光心生怨怼:它让整个场景变得恍惚起来,在场的人们看上去影影绰绰,形同幽灵。

我认为自己已经竭尽全力,当务之急是尽快住院。然而当我看到孩子母亲的眼神,我就知道这个方法并不可行。她主动要求抱着孩子,没想到效果奇佳,孩子立刻安静了不少。一个靠男性蛮力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就这样被温柔的爱抚与呢喃软语轻易化解。我又忙活了大半个小时,这才把事情全部搞定。我将几块手帕打结连在一起,制作了一个简易绷带。在确认这个临时装置的可靠性后,我向主人家告辞,并告诉他们会在第二天再度登门。这时,孩子的妈妈告诉我,格温奈尔一整天都没有小便。是疝绞窄所致,还是他在浴盆小解时没被注意?这一切我都无从得知,除非拆掉绷带重新检查,否则我也无法妄下定论。我吩咐给他换上干净的尿布,表示我明天会尽早过来为他检查。

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或是其他类似的情形,我都会对“机缘巧合”的表述感到深深的困惑,相信很多人对此亦有同感。是我们在为能力有限寻找借口,还是偷奸耍滑逃避责任?是为掩饰自己的愚昧无知,还是历经沧桑后的痛苦领悟?又或者是命运高深莫测的安排?无论如何,第二天我必须按照事先约定前往医院,先将保姆接回家中,然后再到格温奈尔家中继续治疗。

这回迎接我的是孩子的母亲。她告诉我,格温奈尔还在睡觉,他一整晚都很安静,状态比前几夜好了许多。我走到摇篮前,俯下身去看他,小家伙也睁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突然间,他整个身体开始抽搐起来!

变故来得太快,让人猝不及防。

痉挛和疝气一样,也是百日咳的症状之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病人患上了脑炎。此类并发症虽然罕见,却也广为人知,并且十分凶险。如果我所料不错,那么这已是格温奈尔在短时间内出现的第二起并发症了。我不得不对此警觉万分,并对可能出现的后果做好准备。病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我已经采取一切措施,尤其是考虑到自己能力所限,我认为有必要进行生物治疗。上周五我曾考虑将孩子送到医院,如今看来已是迫在眉睫。在那个时期,医院还没有急救服务或是急诊医生,也不存在什么重症监护,有时叫一辆救护车都要等上一到两个小时。因此我们也不作他想,我先给孩子注射了一剂苯巴比妥,随后把他裹在襁褓里,用自己的车载着他们一家前往出租车站。我快速写了一个字条,把相关情况做了说明,请孩子的母亲交给主治医生,然后吩咐出租车司机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医院。

分手后,我继续前往别家问诊。然而一路走来,我就如同行尸走肉,心中懊恼不迭,一会儿自责公私不分,后悔没有提前一个小时赶往孩子家中,一会儿又自我安慰,觉得即使早到,孩子的病情也未必当时就急转直下,毕竟痉挛发生在我到达之后。更何况孩子的妈妈并没有再打电话给我,因此早到晚到差别不大。就算早到,难道我会当机立断送孩子就医吗?孩子在医院还是家中发病,其实结果都是一样。但是,周一的早上巴黎的交通拥堵不堪,出租车会不会堵在路上呢?想到此处,我立刻从刚才的纠结陷入新的焦虑,开始推算起出租车在路上耗费的时间。50分钟?1小时?1小时15分钟?还是更长?面对不可思议的噩运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力感,我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心情愈加沮丧。

类似机缘巧合的事情我也曾经历多次,但从未如此狼狈不堪。我细细回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一个瞬间、一个回合也不放过,希望从中找到问题的根源,哪怕是一点儿蛛丝马迹。我终于想起,慌乱之中我忘记检查绷带是否还在原位,也没有查看格温奈尔的尿布是干是湿。想到此处,我不但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更加担忧起来。

等到把最后一位病人看完,我马上打电话给家人,告诉他们我不回去吃午饭,然后就径直赶到了医院。在那里,我找到主治医师,他已经给格温奈尔做过检查,并正在竭尽全力实施抢救。肺部的X射线检查证实了此前的诊断,不过最值得庆幸的是,痉挛没有对孩子造成进一步影响。出于谨慎和可理解的考虑,医生表示尚不能确认孩子患上了初期脑炎。

我向医院出口走去,在过道里与格温奈尔的母亲不期而遇。她正在这里等待消息,有些疲惫地冲我笑了笑。我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她一言不发地听着,态度安静而疏离。在某一瞬间,我以为她会像赛场上的拳击手一样痛击对手,斥责我耽误了孩子的病情,然而并没有。她只是向我致谢,尤其感激我为此事“奔忙到这个时候”。我提出开车送她回家,她接受了我的建议,然而我们却在回程中遇到了堵车。

等待之际,我向她询问早上去医院时路况如何。这样做也是替她着想,希望帮助她宣泄情绪,向人倾诉内心想法。她回答说自己根本无暇思考,因为类似生离死别的场面她已经经历过两次!我心头大震,不自觉地紧踩了一脚刹车,满脸讶异地向她望去。她依然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一双大大的眼睛写满从容,一如我初见她的模样。在这双眼中,既无流泪或隐忍时留下的微红痕迹,也难以捕捉丝毫的情感波澜,平静得让人无法看出它的主人刚刚遭逢巨变。唯有一丝微不可察却动人心魄的微笑浮现在唇畔,让我惊觉于她的美丽。她与那些竭力装扮自己的女性不同,虽然后者的外表有时会令人赏心悦目,但她的美丽如此简单,如同秋日和煦而温润的阳光。她对我的反应似乎见怪不怪,于是把刚才在医院安慰我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令我更加无地自容,窘迫不已。为了让我相信她的诚意,她解释说儿子曾经两次濒临死亡,当时他没有任何反应,呼吸也已停止。无论她如何将耳朵紧贴在他的胸口,都无法听到任何心跳。她无计可施,只能求助于人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冲动急躁或是大喊大叫又有什么用呢?”她向我解释道。当时,看到她如此淡定,反倒是出租车司机慌张起来。他把喇叭按得山响,不停地并线超车,甚至动员路过的摩托车为自己开道,最后总算及时赶到了医院。回想前两次的经历,虽然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但她不也成功地将格温奈尔留在了身边?

这下轮到我受刺激了。我想不出一句话反驳她的观点。在她的讲述,或许还有她的眼神面前,我彻底败下阵来,感到前所未有的内疚和无能。我扪心自问,这次孩子只是因痉挛失去意识,只要抢救及时就会很快恢复,如果我面对的是她所描述的两次险情,那么我能否做出果断的处理?我可能会犹豫再三,难以决断吧。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形下我根本无法思考,因为这需要何等强大的行动和情绪控制力!现在回想起来,难道我在刚认识她的时候没发觉这种能力吗?难道我不是因为这一点才对她产生了莫名的反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需要采取非常之手段。但我从未将其付诸实践,这样才不会扰乱我的内心,让我深陷焦虑以致难以承受。更何况,如果我面对的是至亲甚至是自己的孩子,天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么,我认识的这个女人,到底是精神不正常,面对恐惧和死亡麻木不仁,还是对自身及其孕育的生命报有绝对的信心,对生活充满热切的向往,不允许它有一丝一毫的闪失?我不由得想起为孩子治疗疝气时她的所作所为。她强大的意志力固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她对孩子温柔、怜爱和关切的态度,却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或许我想得不够深入,未能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得十分清楚,但在我眼中,她不仅是一位具象的母亲,更是母亲这一形象的化身。在她身上,淋漓尽致地诠释着为人母者最耀眼的特质,她是如此的纯粹、完美,堪称母亲的范式。这一发现也唤起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往事不可追,却在不知不觉中留下或悲或喜的深刻印记。于是,我之前莫名的不快在逐渐减退,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喜悦与探究的热情,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并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开始收集各种相关事例进行分析,试图延续这段难得的心路历程。

这样的一番领悟,我们或早或晚都能体会。而我之所以深有感触,乃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经历带入其中:母亲的一生对我影响至深,无论这种影响积极或是消极,我总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体会到它的效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注释

[1]在法国,医生分为自由职业医生和领薪医生两种。自由职业医生不受雇于任何机构,收入取决于每次医疗活动中患者支付的费用;领薪医生通常在医院工作,有固定薪水。——译者注。

[2]一种商业秤,为纪念其发明者——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机械设计师罗贝瓦尔得名。——译者注。

[3]布列塔尼是位于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