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反对者经元善

十二月二十五日，数千里外的上海。

朝廷下诏的第二天下午，上海电报局总办、候补知府经元善因职务之便，第一时间看到了北京发给上海的立储电诏，“顿觉风云惨淡”。

经元善是上海大富商经芳洲之子。在上海开埠之初，经芳洲即从老家浙江上虞到这个新码头经商，乘着时代的春风，依靠自身的机缘与努力而成沪上巨富。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经芳洲在上海县城创办清节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在江南有“经善人”之誉。太平军二次攻打上海时，忠王李秀成也仰慕经芳洲之名，严令不许侵扰清节堂。行军经过上虞驿亭经家村时，听说这里是经善人的乡里，亦相戒不得惊扰。

经元善十七岁从家乡到上海随父学习经商，日后成就无论于商业于慈善都不逊乃父。李鸿章1881年创办的国有全资企业中国电报局运行半年就亏损巨大，不得已实行混改，改为官督商办，招收商股。他和盛宣怀、郑观应等人投资八万两入股，被委任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从光绪八年经营至今。他本是一个洋务商人，所谓候补知府只是捐钱买了个顶子，在商人地位极低的社会好和官打交道。

但是，这个商人对国家的热忱不输于大清重臣。

他忧心如焚，憋不住当天半夜就给在京师的老朋友，也是他的上级，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发电报，请盛千万不可坐视，需联合朝士力诤。

次日清晨，盛复电：“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

时局至此，虽居庙堂之高，此时的盛宣怀也只是想做一个旁观者，泥沙俱下，随波逐流。

真正能办企业的人下决心干一件事，效率是可怕的。经元善接到盛宣怀回电后，并不气馁，埋头联络，仅仅花了一个白天的工夫，就约集了沪上绅商士民共1231人，二十六日当天联名向总理衙门发出公开电报，声请王大臣等“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其中有三十二岁的中学学堂监督（校长）蔡元培，三十一岁的报纸编辑章太炎，二十一岁的松江府秀才黄炎培。这时候，他们还是想着大清怎么能好起来，几年之后，他们都将转变成为坚定的革命党，以推翻清廷，肇建共和为矢志。如此转变，谁之过也？

受此激励，武昌、天津等大城市都有绅商或上千或数百，联名发电进谏。

平民上书朝廷申冤或者言事，虽也非寻常事，但每代皆有。可是平民上书言帝位之废立，非但本朝未有，大抵历代皆无。其大逆不道之程度前所未有。

平民上书皇上，接到上书的部门并无义务一定要转呈，它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

此事既无先例，内容又如此悖逆，你说当不当转呈？

当然不当转。

可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发生了，总理衙门竟然将如此不合规矩，或者说并没有规定必须转呈的呈文转到了太后案前。而且效率极高，应该是在二十七日，最晚二十八日一早军机叫起的时候就送给了太后。

这一定不是意外。

收电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时的领班大臣是庆亲王奕劻。

太后的反应干脆直接。

在场的人透露，看过经元善等人的奏电，太后勃然大怒，掀了炕桌，摔了杯子。比戊戌年知道康有为撺掇皇上“围园杀后”时更愤怒，连在场的各太监及进呈电报的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都惊慌异常，恐遭波及。

太后的反应在二十八日一早就有人传达到了盛宣怀这里。我一直怀疑盛宣怀是藏在后面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他明面上不参与此事，但是这封劝谏电文从总理衙门送到太后面前的过程有他在背后推动，所以太后对电文的反应第一时间就反馈到他这里。结合日后他的政治态度和积极的行动，相信在此事上他与庆王有不留文字的交谈。

说的不一定要做，做的尽量不要说，是大清的为官之道。

盛宣怀立即密电在上海的郑观应、杨廷杲，告以“深宫震怒，恐有不测”，请他俩力劝经元善“辞差远离”。

杨廷杲也是上海电报局的高级管理人员，他有一个曾孙女叫杨濛濛，1947年从上海到了香港，改名夏梦。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最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凡你在历史上能看到的人名，大多都有一个名人的祖上。

经元善明白“深宫震怒”四个字的分量，接到通报的第二日，他就乘英国公司轮船离开上海，在海轮上独自度过己亥年除夕，迈入庚子年。初二日（西历1900年2月1日）他在香港码头上岸，初八日避至澳门。

因为上海租界、香港、澳门，甚至长崎港、神户港的存在，以及外国轮船公司的运营，帝国不再是笼罩一切的力量，逃离它并不困难。除了信仰，或许也是这些因素给了经元善、康有为、孙文这些帝国的叛逆者反抗的底气。

中枢知道经元善逃离上海后，当然明白就是他的老上司盛宣怀通风报信的。刚过完年，初九日发布谕旨，以“经元善等致电总署，危词要挟”，称其系盛宣怀“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著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否则“定惟盛宣怀是问”。十二日，命将经元善革职严拿，并令浙江巡抚刘树棠查抄经家在上虞的家产。

祸事落到自家头上，盛宣怀为自保起见，不得不一边运动各方力量保经元善，一边认真想怎么把他控制住，实在不行的时候能把他抛出来。要是以朝廷旨意定的罪，经元善就是政治犯，按照国际惯例，葡萄牙方面肯定是不会引渡的，于是他捏称经元善是在上海电报局亏空公款而逃走，电请两广总督署以经济犯罪向澳门的葡萄牙殖民统治当局提出引渡交涉。

正月二十六日，澳门殖民统治当局根据两广的指控，将经元善拘捕。

同日，已至广州接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电告盛宣怀，已按你要求商请澳门葡方拿获经元善，请速提供引渡凭据。即提供经元善经济犯罪的相关证据以引渡。盛宣怀也没想到葡方真把经给抓了，估计心里骂：“澳门这帮葡萄牙洋毛子只做生意不看报的吗，经元善这事各大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是咋回事你们还不知道吗？”这下假戏变成真做了。幸好他原是李鸿章的幕僚和门生，都是自家人。赶紧密电李鸿章，给他交底，并告诉李这一段他在北京活动，已说动军机大臣王文韶向荣禄为经元善说情：“昨王爵帅向荣相进言：经系善人，办电局亦无过，聋聩废人，无能为患。又有人函称，公电系日报馆主笔，因欲免出报费，乃首列其名。经系聋疯，受人之愚等语。现已革职查抄，如照原议请充发，与澳督公文骗拐之罪相当。若到案后另科重罪（指死罪），澳督执有骗拐凭据，未免失信。以后若向港、澳拿人，恐不复灵。顷商总署竹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景澄，字竹筼）诸公，嘱即密达钧处，拟请到案后，先电宣怀，俟与荣相面商，再请钧处讯供电奏。”

这段话先是说，王文韶告诉荣禄，堂堂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其实是个聋子，这事不是他干的，别人为了省电报钱，就把他电报局总办的名字列在首位。这个理由不知道是盛宣怀教给王文韶的，还是王自己编给荣禄听的，相当需要想象力，荣禄接受起来应该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第二部分有些道理，是说我方是按照经济案件和葡萄牙交涉的，革职查抄等处罚也与此罪相当。如果等经到案后按照政治犯去审，最后叛个死罪，今后中方再到香港澳门要求引渡人犯，人家就不合作了。我和总理衙门许景澄诸公都商量过了，葡方引渡给您之后，您先告诉我，我与荣相面商之后告诉您怎么审讯怎么上奏。

事后盛宣怀给李鸿章老实说过他的本意：“闻政府言，慈圣并不以经为意，惟言路屡劾经系盛私人包庇纵逃，故求师派拿以明心迹。”太后过几天也没再留意这回事了，就是有的人要整我，发动御史以经元善是我的人，是我放走的为由揪住我不放，我请老师捉拿经元善只是表明我与他无关。

好一出表演。政治上，你看到的一是一、二是二往往都是表象、假象。一是二、二是三更接近真相。

李鸿章也并不想认真为难经元善。经南下逃亡时，他的好友赵凤昌就给李的幕僚徐赓陛写信，请他代向李为经缓颊。李鸿章回话：“我决不做刀斧手。”

不只是李鸿章，整个东南官场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此时刘坤一已交印准备北上，江苏巡抚鹿传霖署理两江总督，上海道属于江苏，鹿有捉拿经元善的责任，他派道台洪某到上海找到赵凤昌，请他劝经主动投案，保证只是终身监禁。赵反问，如果北边有严旨就地正法或者提拿北京，鹿公敢抗旨否？以后史书上大笔写下：鹿传霖杀经元善，芝帅（鹿字芝轩）觉得值吗？洪某回去复命，再无下文。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和道德准绳，使人有所畏惧，这一优良传统起于孔子笔削《春秋》。大哉孔子。

荣禄、王文韶、李鸿章、盛宣怀、总理衙门诸公都被编织到经元善案这张网中去了，共同救经一条活路，也是表达了他们对建储共同的态度。

于是李鸿章二月初四日致电上海道台余联沅，把事情推给他，让他自己将此案按照经济案件向葡萄牙驻沪领事商量引渡办法。

但是，经元善一案已经是中外瞩目，在澳门被捕之后，沪、港各埠许多中外人士“咸抱义愤，力主公论，致函电于葡衙者，纷至沓来”，对澳门殖民统治当局施压。这里面就有许多保皇党的身影，梁启超后来特意从檀香山致书经元善，称誉曰：“今年之仍得为光绪二十六年者，皆先生之力也。一言重于九鼎，先生之所以报君国者，所造实多矣。”

葡方也不想趟大清这浑水，索性将经元善拘禁于澳门大炮台，并拖延审理时间，从而不能引渡。盛宣怀二月初十电告李鸿章：“洋报皆称实为国政，恐难交解，幸未奏报。如奉催缉，再将现办情形上陈。如不问，拟不提。”上面不再问，咱们也别再提这事了，就拖着，世上很多问题拖一段就都不成问题了。

果然，再往后北方形势动荡，朝廷更无暇过问此事，经元善在澳门炮台长期幽禁，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仲夏那场大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