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的技术和技术工程师
古希腊罗马时期对技术行为和利用自然的看法
一个文明中的技术如何发展，除了取决于其自然空间的资源状况，还取决于诸多其他因素。统治形式、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等都会对物质生产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在一个社会中是否对技术行为的意义有所认识，以及人们是如何看待技术能力和工具的使用的。由于技术行为意味着对大自然的作用与影响，所以一个社会看待自然的态度，于其对技术的看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在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中，技术行为就已经成为讨论的对象，而技术的功能也被思考和探讨。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s）
中就描述了神祇赫菲斯托斯是如何在他的锻造场劳作的，以及如何为阿喀琉斯打造了一副盔甲。希腊人成功征服特洛伊最终还是通过建造了一匹巨型的木马，使他们藏身其内，然后侵入城市。荷马尤其把奥德修斯描绘得拥有很高的技能。为了能离开海之女仙卡吕普索之岛，奥德修斯为自己建造了一艘小船；在与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对抗中，他依仗着技术上的纯熟击败了比他强大的敌人；而他的妻子佩涅洛佩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离别后，再次辨认出丈夫奥德修斯。在史诗中的关键一幕中，关于奥德修斯以前是如何在伊萨卡岛的宫殿中，建造他的卧房和床铺的描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赫菲斯托斯娴熟的技艺还通过法伊阿基亚人岛上的歌者吟咏的一首歌谣进行了强调：“神祇精锻造，打制纤巧网，无影又无形。妻子乃爱神，阿芙洛狄忒。战神阿瑞斯，与之相私通。以网无形功，共捕在于床。”远道而来的其他神祇对此评价说：“行动迟慢的，确切地说，跛脚的赫菲斯托斯，通过他的技能（techne）捉住了行动敏捷的阿瑞斯。”技术手段的运用对荷马来说，是与对较强大者的迷惑和欺骗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早期的希腊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技术与诡计的紧密关联。
在《荷马史诗》中，像雅典娜和赫菲斯托斯这样的男女神祇，以宝贵工具的创造者和手艺技巧（technai）传授者的身份出现，技术行为也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其正当性。譬如，雅典娜就传授给佩涅洛佩和法伊阿基亚的妇女们以织布的本领，还以木匠老师的形象显现并帮助了英雄人物厄佩俄斯建造木马。这些关于神祇们所带来的影响的叙述，在荷马为赫菲斯托斯所撰写的赞美诗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诗中意指，正是这些技术上的馈赠，使得此前如野兽般生存的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一种有人类尊严的生活：
[（德语版由）A.Weiher 翻译]
这种看待技术的观点，特别在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中成为主题，这位神话人物已见于赫西俄德的作品中。在赫氏（约公元前700年）的诗歌中，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行为看起来还完全是出于饮食的角度：火种对肉食的烹制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神话的开端，有因祭品肉的分配产生争执的一幕。
在希腊古典时期（前500—前323）的诗歌和哲学作品中，普罗米修斯神话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在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5）的悲剧中，泰坦普罗米修斯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火种，还带来了重要的文化传承技术，譬如文字和数字的知识；此外，他还传授给人类所有基本的技巧（technai）。这些技巧在一大段戏剧独白中被列举了出来，其中包括拴套拉车的牲畜的方法、航海和金属加工中的学问等。这篇独白以所有凡人的技艺（technai）都来自普罗米修斯这样一个自信的断语作为结束。不过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馈赠还是会让人产生一些矛盾的心理，因为普罗米修斯违背宙斯的意志行事，还为此受到了惩罚。
柏拉图（前429—前347）在他的对话录《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中，将技术视为人类的天性：诸神委托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透斯负责创造生灵一事，最终很是失败。因为，相对于动物，他造出的人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中没有存活下去的能力，其生存备受威胁。柏拉图用短语式的措辞强调地指出，人是“赤条精光的，赤足无履的，身无遮拦又无防身利器的”。在这种紧急的状况下，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火种和技术上的才智（entechnos sophia），使人有了使用火的能力。有了这些，人类虽然能够制造出住房、衣服、鞋子、被子和食物，但孤立生活着的人仍无法与野兽抗衡。对柏拉图来说，仅仅是技术上的能力还不足以让人类在城市中共同生活，所以宙斯又赋予了他们羞耻心（aidos）和正义感（dike）。
柏拉图对于技艺（technai）是由于人类属性上的缺陷才具有必要性的这一观点，后来被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予以了反驳。他指出，人是因为其直立行走的姿势，而拥有了能够利用各类工具功用的双手。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因为其身体结构和智力水平才优于其他所有生物的。人类的这种优越感已经在希腊悲剧中得到了一个经典的表述：索福克勒斯（约前497—前406）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有一场合颂，其中描绘了人类如何在他们固有的生活空间胜过了其他所有的动物：人类捕捉空中的飞鸟，用网捕获海中的游鱼，还给山中的公牛挽上轭，为己所用。
农业耕作是得墨忒耳神话的主题。希腊古风时期（前700—前500）的一首赞美诗，讲述了主管丰收和粮食的女神得墨忒耳的故事：这位女神因为爱女佩尔塞福涅被哈迪斯劫掳至冥界而极度悲伤，无心管顾农业事务，任由庄稼在地里枯萎，以至于人类的生存亦受到威胁。直到宙斯对此事进行干预，佩尔塞福涅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可以从冥界返回人间。这段时间内，得墨忒耳就让庄稼重新生长，而同时，人们也向女神献祭。由此一来，土地的丰收和庄稼的种植也就建立在神祇之间约定的基础上，它们对于人类也就有了长期的保障性，而对田地的耕作，也通过向女神奉献的祭品在宗教上有了合法性。
关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在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作品中得到了探讨。譬如色诺芬（约前430—前355）在他记录苏格拉底言论的《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中，就表述了这样一个论点：众神是为人类而创造了世界，而且把它建造得尽可能地对人有利。土地的首要功用是为人提供所需的食材。对于那些认为有利的气候条件、四季的交替、日照以及昼夜的更替也为其他生物提供有益条件的反对意见，被以动物也是因人之所需而存在的说法予以了反驳。这一观点又以指出动物为人提供奶汁、乳酪和肉类，并作为役畜供人驱使之说加以了证明。
亚里士多德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在《政治学》（Politik）一书的开篇就表达了如下的见解：“植物为动物而生，而动物又为人而生，那些驯服的，既可供人使用也可供人食用，而那些未驯化的，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也可用作食材或为其他生活所需所用，衣物和工具都能从它们身上获得。”而这段话，又以人类决然对其自然环境具有支配权的表述作为结语：“因为如果说大自然的行事，既不是漫无目的又不是徒劳虚妄，那么就必须认为，它是因人类的缘故而做出了这一切。”
斯多葛派的哲学假定世界是个理性的创造物，其学说后来被古罗马帝国的政治精英们所接受，其理论也认为人类利用自然是正当的。西塞罗在他的著作《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中，用这样的话表述了斯多葛派的学说：“同样的，人也对地上的万物有着绝对的统治权：我们从田野和群山中获取有益之物，江河湖海都为我们所有；我们播种粮食、种植树木，把水引到我们广阔的土地上，让它变得肥沃；我们给河流筑坝，决定并引导它们的流向，是的，我们尝试着用双手在大自然中创造出第二个大自然。”
不过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针对技术行为的宗教上的保留意见和哲学上的异议。在这点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4）谴责波斯国王薛西斯时所发表的见解经常被引用。谴责的起因是：这位国王为了使他的步兵和舰队能够更容易前进，让人架设了一座横跨赫勒斯滂的大桥，并且开凿了一条贯穿阿索斯半岛的运河。有时，人们还会引用希罗多德提到过的一个神谕，其中讲述了柯尼多斯人受到宙斯的指示，停止了会将半岛从大陆分割开来的一条运河的建设工程。不过不应忽视的是，希罗多德也对一座在一些年前，由大流士一世发起兴建的横跨欧亚海峡的浮桥（公元前513年）进行了描述，行文中不但没有表现出像上面那样的质疑，他甚至还以具体的姓名提及了主持建造这座大桥的希腊人曼德罗克雷斯，并且将夸赞此人功绩的箴言诗进行了逐字的摘引。又如，那条由尤帕里诺斯于公元前6世纪，在萨摩斯岛上为修建引水道而主持建造的隧道，在希罗多德看来，如同那里的港口防波堤一样，都属于该岛的重要建筑。在此处，对自然地貌的改造也没有被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以此来看，认为希罗多德对技术行为持有普遍的批判态度，几乎是站不住脚的。
对人类的文明从根本上持批判态度，并因此也对所有技术成就持相同观点的是那些犬儒主义者们。这个哲学流派的创始人第欧根尼（约前412—前321），倡导清心寡欲和放弃使用所有在他看来是多余的人造物。虽然这样的观点也可以在譬如塞内卡这样的斯多葛派人物的著作中找到，但它们只是些边缘性的立场，并不会对古希腊罗马社会对技术和技术发展所秉持的态度产生真正的影响。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对技术上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赞美：荷马笔下的人物奥德修斯，就在史诗中赞叹法伊阿基亚人的港口、船舶和城市。世界七大奇迹的名录也主要列出了那些技术上复杂的建筑。即便是在这个名录之外，也是那些像普特欧利港口的防波堤这样的实用建筑，在历史著作和诗歌中被大加颂扬。老普林尼甚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罗马的引水道更值得赞叹的事物了。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经常追问一件事物最先是由谁发明的；之后在古罗马时期，记录发明者的正规名录由老普林尼这样的作者整理出来。这些史实证据都明确地证明了，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技术行为和技术本身所持的积极态度。
农民、手艺工匠和技术工程师
在一篇针对古希腊罗马技术进行的论述中，还必须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设问：是否在当时已存在一个由技术工程师所构成的群体，而其成员可被看作技术进步的推动者，并由此被称作技术精英。对此还需厘清的是，这些技术精英是以何种方式区别于广大的农民和手艺工匠的。
在前工业社会，人们很少从技术行为的角度来看待农民，虽然他们也在诸如种植或给田地施肥时，使用像犁、脱粒机或镰刀这样的工具和一定的工作方法。不过那时的农民通常是依经验、知识行事，牢牢地把持着代代相传的工具和操作方法。而大庄园主们则更容易接受技术上的创新，他们拥有为购置新设备或尝试新工艺所需要的资金上的回旋余地。当时的农业类专业书籍，已对获得最佳收成所需的知识做了系统的介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到过这样的著作，这类书籍的巅峰之作当属1世纪时，科鲁迈拉的农业手册《论农业》（De rerustica）。农业技术以这种方式，成为专业书籍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事实应被视为古希腊罗马农业中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早期的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对于手工业特征的刻画是通过提及工具的使用、材料的加工和物品的生产来进行的。在希腊语中，手工业活动被称为techne，手工业在希腊思想中是技术行为的典型情况。大量史实证据显示：手工业者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社会中的地位很低，有时甚至会被蔑视。色诺芬在《家政论》（Oikonomikos）中，将那些在古希腊文学中被贴上粗鄙标签的手工业劳作之所以被嫌恶的理由，做出了如下概括：手艺劳作有损身体，因为手艺工匠被迫一动不动地坐着，而且在室内工作，有时甚至还要在火的近旁；随着身体的柔弱化还会出现精神意志的软化，使得这些人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亚里士多德的言语中也体现出相同的思想结构：在《政治学》一书中，劳作被评价为对身体最有害的粗鄙、庸俗之物。在西塞罗的《论责任》（De officiis）一书中，可以读到一份职业目录，在其中，体力劳动也被予以了负面的评价。
但工匠们自身却并不认同这种贬低性的评判。像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时的瓶画家们，就在阿提卡陶器上绘制了正在劳作的工匠，而其中丝毫看不出对手艺劳作所持的负面看法。古罗马工匠的墓碑和碑上的浮雕，也对此表达明确的态度：死者生前所从事的手艺行当在碑文中被自豪地指出，而浮雕则展示他在作坊劳作的情形。正如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当时的工匠们有着相当的创新能力，不过，他们在真正意义上仍不等同于技术精英。
在一部新近关于工程师历史的专著中，这个职业群体被如此界定：这是一些“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于责任重大的岗位上，解决技术和组织上的难题”（W.Kaiser/W.König）的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建筑师和机械师是最符合这一定义的人群。
宏伟神庙的建造工程，不仅是古风时期希腊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而且还推动了新的组织调动机制的建立。因为这种大型工程需要有力的技术指挥。在建造神庙时，建筑师们——这个称呼相当于希腊语中的architekton一词——不仅要负责建筑的设计，还必须解决建筑工地上的大量技术性问题。建筑师们也从中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感受到。
在希腊化时期，建筑师们的身边又出现了机械师。他们分析杠杆、楔子、滑轮、绞盘和螺旋这些机械装置的效应，并借助他们在数学上的知识和对自然现象的认知，改进旧机具抑或设计新机具。机械师们在民用技术的许多领域中施展拳脚，汲水装置的设计、压力机的改进或螺旋机具的发明，都应归功于他们的创造天赋；他们设计的自动装置，还被用于希腊化时期国王们的炫耀性用途。在军事领域，机械师们主要从事投石机的改良工作。
亚里士多德将手艺工匠和建筑师明确地区别。在亚氏看来，工匠的知识仅基于经验之上，而建筑师们却对他们的工作行事有着真正的认识，从而能够对一个技术过程发生的原因做出解释。因此，在一篇对古希腊罗马技术的论述中，要始终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除了那些依靠经验知识和例行习惯来劳作的农民和手艺工匠外，还存在着能力非凡的技术精英，他们能对技术问题在较高层面上进行思考，并创造性地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