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的改革和创新
当今语言学与符号学的一个重大课题
摘 要 过去几年中在我国语言符号学界展开的, 关于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还是象似性的, 以及认知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孰优孰劣的论战, 标志着我国符号学研究已从引进阶段进入创新阶段, 但同时暴露了我国符号学研究中的严重问题: 在符号学基本理论和理论应用问题上还未取得一致意见。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科学。我们要搞清以上问题, 以符号学带动语言学科深入发展, 并创建中国自己的符号学。
一、中国符号学研究已从引进阶段发展到创新阶段的起点
现代符号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在我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1994年成立于苏州大学, 并在此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 至今已开了六届 (每两年一届)。十多年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大量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 为我国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打下了基础。王寅教授1999年撰写文章并出版了《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一书, 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论战: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学说是否成立? 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学是否成立?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些年来, 认知语言学在西方国家和我国非常红火, 不少持认知观点的人否定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如果你打开因特网, 你会发现, 在语言学和符号学方面的批评, 几乎全部针对索绪尔语言和符号学。如Janelle Meyer 在《结构主义》一书中批评索绪尔符号学有以下缺点: 1. 这种理论是静态的, 非历史性的; 不能说明人的个性; 2. 不能说明独立的人的活动; 3. 不能说明人类文化的动态方面。 ( Structuralism by Janelle Meyer) 。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 索绪尔符号学不是一种信息交流理论; 2. 索绪尔符号学不重视历史变化; 3. 索绪尔符号模式不合理; 4. 索绪尔符号学不关心人类个体的活动; 5. 索绪尔语言学只重视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而牺牲了与生命世界之间的关系. (详情见另文“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比较”) 所以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国际性的, 意义非常重大, 它涉及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学是否成立以及如何看待近百年来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为基础 (或主流) 的语言符号学发展史的问题。这场辩论规模之大, 历时之久, 前所未有。语言符号学界许多知名学者和高校的年青教师参加了这场辩论, 或写文章或会议发言。例如, 王德春发表了“论语言单位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兼评王寅《论语言符号任意性》”, 朱永生发表了“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我也发表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否成立? ——与王寅教授商榷”。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或象似性成为连续三届研究会 (六年) 的主要议题, 争论非常激烈。直到2005年第五届研究会时, 持语言符号任意性或象似性观点的人仍然各执一端。在同一时期内, 认知语言学研究在我国蓬勃开展并不断深入, 隐喻成为讨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认知语言学是万能的同时贬低或否定结构主义语言学,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认知语言学有一定局限性,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容否定。如石毓智发表了“认知语言学的 ‘功’ 与 ‘过’” ( 《外国语》 2004年第2期) , 许宁云发表了“论认知语言观的偏颇性” ( 《福建外语》 2002年第3期) 。笔者认为, 这场大辩论, 不论谁是谁非, 都是一件大好事, 因为它说明现在我国学者已不盲目接受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 开始自己独立思考, 因此它标志中国符号学研究已从引进西方符号学理论到达创新阶段的起点。
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或象似性之争以及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孰优孰劣, 实际上是人们对两大符号学派和两类语言学认识上的差异引起的争论
如上所述, 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还是象似性的争论与对认知语言学的赞扬和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 (还有乔姆斯基形式主义语言学)的批评在国内外同时发生。这件事并不是偶然的。在中国的这场争论是在国际争论的背景上产生的。语言符号任意性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任意性和线性) 之一, 而象似性是认知语言学理论要点之一。我认为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上属于皮尔斯符号学体系。因此, 这场争论从根本上讲是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引起的。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 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上属于皮尔斯符号学系统,它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和应用范围与皮尔斯符号学基本一致, 只不过认知语言学更强调人的身体经验和思维的想象性。在哲学基础方面: 两者都是主观经验主义、都是生物行为主义。在方法论方面: 两者都是“解释”论、范畴论、符号活动过程与认知过程一致论、完型论。在应用范围方面: 皮尔斯符号学是一种泛符号论, 它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全部, 但侧重自然科学。皮尔斯符号学中, 进行认知活动的人是个体的人, 不是社会的人。他讲的符号活动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思维和认知过程。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 它与认知科学的其他学科如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学、神经心理学等有密切联系。这些学科都是自然科学。因此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的自然科学倾向。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作为个体的人, 不是社会的人。说得简单一点, 透彻一点,认知语言学就是皮尔斯符号模式中的“解释”项的发挥。皮尔斯的符号由三部分构成: 符号代表物 ( representamen) 、对象 ( object) 和解释( interpretant) 。符号代表物并不能完全代表对象的意义, 还要经过符号使用者的解释, 经过符号使用者根据他的心理状态加以解释, 这就是认知。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两个不同的理论系统。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先验论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它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 它研究的范围是语言符号, 并进而应用到其他社会人文科学,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 (系统) 性。而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 (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 它是一种“泛符号论”但具有自然科学倾向, 它研究的范围不限于语言而是包括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认知, 它突出的特点是研究符号活动, 也就是研究作为生物的人的认知过程, 从经验到逻辑思维,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这两个理论系统的符号也有不同的概念。索绪尔的符号, 从宏观上讲, 符号的能指是整个符号系统, 符号的所指是整个符号系统代表的意义。从语言的具体使用上讲, 符号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单词, 更深入地讲, 符号实质上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音位, 一个区别性特征。而皮尔斯的符号是代表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命题, 它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媒介。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发展, 符号在不断发展变化和产生中, 从感情符号到逻辑符号, 从现有符号到新符号。也就是说,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意指过程是: 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结合产生意义 (对某一事物的命名, 这是任意性的), 然后根据语言使用者的意图, 按符号的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对符号进行编码, 构成不同层次的语言结构, 以表达世界上的一切意义。而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本身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命题,符号活动过程就是认知过程: 符号不断发展变化, 不断产生新符号, 从感情符号到逻辑符号, 从逻辑符号到理性符号, 永无止境。
至于皮尔斯的象似性符号, 它指符号代表物与对象间有相似关系的符号, 属于命题范畴; 另外还指人类认知的一种方式, 即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认识新事物。另一方面, 索绪尔本人似乎并没有谈到过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象似关系。他只谈到过symbol, 他说symbol是和语言符号任意性对立的概念。他举了个例子: 天平代表司法公正,绝不能用一辆马车来代替天平说明公正。他谈得更多的是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或非理据性。具体地讲, 不同语言 (如英语与法语) 的词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或非理据的, 但复合词的构成是有理据的。 ( Wade Baskin, 1960: 68-69) Leroy F. Searle指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命题, 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单词, 这是皮尔斯符号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两个理论系统的基本区别。
既然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 两者的符号又有不同的概念, 怎么能根据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以及用皮尔斯的象似符号指责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任意性符号呢? 而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说提出质疑的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把语言结构 (复合词、短语、句子、语篇) 和它们代表的意义之间关系的理据性说成“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并企图以此推翻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说, 甚至还有人企图据此推翻索绪尔的整个理论系统。我认为, 语言系统中的单词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或理据性是普遍的, 象似性是个别的, 而语言结构和它代表的意义之间的理据性或象似性则是普遍的。 Paul J. Thibault指出:“当任意性原则被错误地从语言这个理论领域中取出, 重新放进言语时, 误解就发生了。” (1997: 293) 我认为, 这种说法支持了自己的论点, 因为使用语言时必然要把单个语言符号 (单词) 编码成为语言结构, 编码就是按照使用语言的人的意图把语言符号组合起来, 因此, 语言结构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当然是理据性的或象似性的。皮尔斯符号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符号学体系, 但它们并不矛盾, 它们从不同角度研究语言和符号, 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人类的认知和思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人类的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两者结合起来就能研究符号在人类的认知、思维和交流的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在认识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关键在于开始时对皮尔斯符号学不理解, 没有认识它的重大意义, 特别对它的复杂的符号分类不理解而且非常反感。但是, 我当时想皮尔斯符号学在西方, 特别是在美国, 有很高的声望, 甚至有不少人称皮尔斯为现代符号学唯一创始人,他们这样做总有自己的道理。因此硬着头皮看了许多有关皮尔斯符号学的资料, 反复思考, 但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偶然从因特网上查到 Jay Zeman Leroy, F. Searle等人的文章, 他们的理论给我开了窍。我把他们的理论结合自己的认识归纳成以下几点:
1. 皮尔斯符号学是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范畴论和逻辑学。它的应用范围不限于语言, 它是研究对一切事物的认知的科学。
2. 皮尔斯是一个泛符号论者。他认为: 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符号,包括人在内。他的符号模式中,“符号代表物”是符号,“对象”也是符号,“解释”还是符号, “解释”经过再解释还是符号。从低级符号到高级符号, 从旧符号到新符号, 是一个符号活动过程, 一个人类永无止境的认知过程。
3. 皮尔斯的符号分类就是皮尔斯的范畴论的应用, 符号活动 (符号产生的过程) 就是他的逻辑学的应用。他把符号分为第一性符号、第二性符号和第三性符号。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符号活动过程 (符号产生的过程), 从“符号代表物”到“对象”, 再到“解释”, 每个阶段都是一个符号。符号代表的对象经过解释后, 还可以再解释。也就是说, 符号活动过程永无止境, 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皮尔斯的符号只在“某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代表某物”, 并且要不断进行“解释”, 这说明一个人在某时对某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 有待不断深化。
4. 皮尔斯的三种三分法分别说明符号活动 (也就是人类认知) 的三个方面: 过程、方式和结果。
过程: 从代表性质 ( quality) 的 qualisign 到代表事实 ( fact ) 的sinsign, 再到代表法则 ( law) 的legisign。其实, 法则指的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 首先了解它的性质, 然后肯定它是个事实, 最后找出它的规律。
方式: 皮尔斯根据“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把符号分为具有相同性质的象似符号 ( icon) , 具有存在上依赖关系 (即因果关系) 的标志符号 ( index ) 和具有社会约定性的“象征符号”( symbol) 。既然符号活动 (符号产生) 是一个过程, 从“符号代表物”到“对象”到“解释” , 就可以把三种符号看作三种认知方式。图像符号代表人类通过事物之间具有的共性认识事物, 标志符号代表通过事物之间的依存 (因果) 关系认识事物, 而象征符号通过社会约定 (社会常规或皮尔斯所说的habit) 认识事物。
结果: 符号活动的结果就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效果, 也就是皮尔斯所说的意指效果 ( significate effect) 。他把这种效果分为三个等级: rheme, dicisign和argument。 Rheme 是一种可能性 ( possibility) , dicisign 是一个事实 ( fact) , argument是理性 ( reason) 。皮尔斯还把“解释”分为“感情的解释” ( emotional interpretant) , “有力的解释”或“心智的努力” ( energetic interpretant or mental effort) 和“逻辑的解释” ( logic interpretant) 。我认为, “感情的解释”是一种纯感情的、自然的感受,而“有力的解释”或“心智努力”指一种有意识的认知活动, 而“逻辑解释”是一种理性认识。总之, 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更深的理性认识, 如此永无止境。
5. 皮尔斯符号学中, 进行认知活动的人是个体的人, 不是社会的人。他讲的符号活动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思维、认识过程。他的符号不是语言中的词, 而是命题。如果应用在语言中, 他的一个符号相当于语言的一个语篇。
得到以上结论以后, 我对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豁然开朗。认识到它是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相对的另一种符号学。索绪尔语言符号的特点是它的社会性和结构 (系统) 性, 而皮尔斯符号学的特点是它的认知性和活动互动性。但它们是互相配合的, 在人类的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中, 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认知、思维, 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重研究表达、交流。我过去认为皮尔斯对语言学毫无贡献。此后逐渐认识到,他贡献也很大。我感觉它提供了一种科学动力, 并实际上成为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理论基础。这两门语言学科都是皮尔斯符号模式 (“符号代表物” “对象”和“解释”) 中“解释”项的发挥。皮尔斯的符号模式说明, 符号不能完全代表对象的意义, 必须通过解释, 认知语言学讲的是根据解释者的心理状态解释, 而语用学讲的是根据解释者所处的环境解释。(详情见另文: “认知语言学的符号学分析”和“语用学的符号学分析”)。现代西方语言学中的“互动”概念, 我认为也来源于皮尔斯符号学, 因为它不把符号看作静止的东西, 而把它看作一个活动过程和符号间互相作用的过程 (符号活动), 它不把“符号代表物”看作一个固定的代表“对象”的全部意义的东西, 它的意义还要经过符号使用者的解释, 也就是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 “互动”已成为当今最时髦的词, 不仅仅用在语言和符号学上, 而且用在日常生活中。
另外,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和他对人的定义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他把人定义为“使用符号的动物”,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符号, 而动物只能使用信号。人类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 用符号进行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 不断创造自己的文化。而动物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总的来讲与人类相等, 但始终没有创造出文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节” ( articulation) 理论也给我很大启发。这个理论认为, 人类的语言可以分解到最小单位“音位”, 它是一个区别性特征。一种语言只需要几十这样的区别性特征就能构成语言的各层次: 词、短语、句子和语篇, 表达人类要表达的一切意义, 而鸟兽的叫声尽管千奇百怪却不能“分节”, 只能表达有限的意义。这些“音位”就是最典型的符号。
以上这些看法构成了我的结论: 人类用符号进行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并创造自己的文化。皮尔斯符号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并不矛盾, 相反地, 它们相辅相成, 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人类认知、思维中的作用,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人类表达、交流中的作用。
三、符号学是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桥梁, 我们要用符号学推动语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上面谈到, 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上属于皮尔斯符号学系统。那么其他语言学科呢? 我们是否也能在两大符号学派中为它们找到归宿呢? 我认为是肯定的, 而且初步认定两类语言学科在理论上分别属于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后来我从韩礼德那里找到了根据。韩礼德说,语言学科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生理和心理活动, 另一类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 (胡壮麟等, 1989: 9; 张德禄, 2004) 符号学权威著作Handbook of Semiotics 的作者Winfreid Noth也持相同观点。韩礼德明确地说, 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属于后一类 (同上)。我认为, 第一类从生物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语言学就是像认知语言学那样的语言学科。因为认知语言学正是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属于第二类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正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除认知语言学外, 我认为语用学也属于第一类。它同样是皮尔斯的“解释”项的发挥。它同样说明, 符号代表物不完全代表对象的意义,还必须通过符号使用者的解释, 但不像认知语言学那样根据使用者的心理状态去解释, 而是根据使用语言的人所处的具体语境去解释。界于两类之间的, 或称为两类结合产物的, 有语篇分析, 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篇章语言学、批评语言学等, 与属于第一类的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结合物, 但是由于两类语言学之间的差异, 语篇分析仍然保持它的社会性和结构性传统, 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只作为分析手段, 应用于有限方面。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把第二类的社会交流理论和第一类的认知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人类的集体认知和社会 (民族间) 交流,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融合。 (详情见另文“文化符号学评介——文化符号学的符号学分析”和“语言学科间的互动推动语言学向前发展”)
两类语言学在理论上分别属于两大符号学派, 在理论上有什么根据呢? 这就要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去找, 因为在现代符号学诞生以前, 符号学始终是哲学的一部分, 现代符号学也是以哲学为基础的。皮尔斯符号学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 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哲学基础是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以上这些哲学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属于现代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 而实证主义思潮正是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 科学主义思潮可追溯到近代西方经验主义哲学。它主张一切认识来自经验, 而且要通过科学实验加以证实。而索绪尔的先验主义哲学来源于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 康德的先验主义来源于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 但它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它既批判纯粹的理性主义, 又批判纯粹的经验主义, 主张一种不是来自经验的先验, 但这种先验可以通过经验加以证实。他提出三大批判, “纯理性的批判”“理性实践的批判”和“判断的批判”。 “纯理性的批判”就是批判纯理性。“理性实践的批判”就是哲学必须能付诸社会实践, 这样就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产生了道德问题。 “判断的批判”就是社会实践必然涉及世界上各种事物, 涉及“真”“善”“美”等问题, 也就是对于这些判断的批判。 (杨祖陶、邓晓芒, 2001) 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 可以通过观察、实验、逻辑分析等理性主义方法去分析研究, 它需要“通过内心体验或现象学直观, 以洞察人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非理性主义方法”去解决。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正适合人本主义的这种要求。这种先验主要体现在先验范畴和先验统觉上 (先验的“范畴”和“形式”上)。研究事物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先验综合”。也就是说,通过先验提出范畴或形式, 然后以经验充实其内容。这样得出的结论既来自理性, 又能通过经验加以验证。我认为,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结构(形式) 思想和二元对立观点 (如语言和言语、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纵向选择和横向结合、形式和实质等) 正来源于上述概念和形式, 而且在语言实践中基本上得到了证实。基于以上原因, 我认为,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基本上属于人本主义思潮。
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在语言学上转向并有融合趋向。 (夏基松, 1998) 西方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 即研究世界上的事物的本身。西方近代哲学是认识论, 即研究人对世界的认识, 而西方现代哲学是语言哲学, 即以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近代哲学的两个组成部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通过康德批判先验主义转变为非理性主义) 转变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皮尔斯符号学体现科学主义思潮, 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体现人本主义思潮。实证主义哲学转向英美分析语言哲学, 而人本主义哲学转向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这两种语言哲学分别通过英美分析语言哲学中的以维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与大陆语言哲学中的解释学之间的接近而产生相互融合的趋向。这种相互接近和融合的趋向自然体现在皮尔斯符号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之间相互接近和融合的趋向, 进而体现在上述两类语言学 (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一类语言学与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的另一类语言) 之间的相互接近和融合趋向。
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 我曾对一些语言学科分别作了具体的符号学分析。就我已分析过的语言学科 (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篇分析和洛特曼文化符号学) 而言,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属于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的一类。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属于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另一类。这两类语言学有相互交流并有融合趋向。如语篇分析发展到现在包括结构分析、社会分析、认知分析、语用分析和批评分析等。它基本上属于第二类语言学, 但吸取了一些属于第一类的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理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继承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社会性和结构 (系统) 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吸取了皮尔斯符号学的认知性、活动性和互动性的特点, 形成一种集体认知(和思维) 和社会 (民族之间) 交流的文化符号学。这种融合方式可以说是两派符号学理论上的融合。另外, 分属两大类语言学的语言学科之间也有互相吸取的倾向, 如近年来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James Martine提出了评价系统 ( appraisal system)。他吸取了本类语言学的 Bakhin 的“对话”(dialogue) 理论和Kristeva的“互文性” ( intertextuality) 理论。我认为“对话”和“互文性”属于“互动” (interaction) 理论, 而这种理论可以追溯到皮尔斯的“解释” (interpretant) 理论, 因为“解释”是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 Halliday也开始用系统功能学理论研究大脑的认知问题, 并将计算机语言学用于语篇分析等。属于皮尔斯理论系统的语用学的一些学者们则企图把研究根据个人具体语境推断话语意义的语用学发展成为根据社会和文化语境研究话语意义的广义语用学, 但并不很成功。 (详情见另文“语用学的符号学分析”和“语言学科间的互动推动语言学向前发展”)
总之, 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科学, 要深入研究语言学必须首先研究符号学。符号学以哲学为基础, 是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桥梁, 它既有哲学的深刻道理, 又有语言学的可操作性。研究一门语言学, 一定要搞清它的理论所属的符号学流派, 搞清这个符号学流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哲学根源、方法论、使用范围,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搞清这门语言学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方法, 才能搞清这门语言学科与其他语言学科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四、中国符号学任重道远
我们必须承认, 西方在符号学研究上比我国先进, 我们要向西方学习, 首先完整地引进他们的符号学理论, 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完成了这个阶段, 现在应该用批判眼光审视引进的西方理论, 搞清现代西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在当前西方符号学研究仍处于较混乱的状态 (详情见另文“对符号学的回顾和展望——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 时, 更应如此。我们要把两大派符号学的哲学根源、性质、范围和方法搞清楚, 把西方符号学两大流派的基本理论搞清楚, 把两大派符号学与各语言学科之间的关系搞清楚, 用符号学带动语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如何进行, 我们从西方得不到完整和系统的答案, 必须依靠我们自己, 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但我们一定能做到, 因为我们在过去十多年中已从西方引进了足够的符号学理论, 现在仍有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四通八达的因特网, 我们并不闭目塞聪,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努力研究。
在学到了西方符号学以后, 还要把它应用于研究中国的语言学、符号学和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上, 还要更进一步研究和建立中国自己的符号学体系。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在历史上有许多宝贵的符号学思想, 如《易经》等, 要靠我们去挖掘和整理。在自己的符号学的基础上, 借鉴西方符号学, 创造中国自己的符号学。中国符号学任重道远。
我认为, 当务之急是搞清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和应用问题, 并用符号学推动语言学科深入发展。我冒昧地提出以下问题供大家讨论时参考:一、什么是符号学? 符号在人类的认知、思维和交流中起什么作用?二、符号学两大流派 (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 的基本理论是什么? 各自在研究人类认知、思维和交流中起什么作用? 三、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符号学, 在运用上与一般语言学科有什么不同? 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四、符号学是语言学科的科学, 如何用符号学来分析研究语言学科? 五、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我们现在研究符号学是否还以近百年前现代符号学诞生时的西方哲学思想为指导? 以上这些问题从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中是得不到答复的, 因为它们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要靠我们自己解决, 而且我们一定能解决。科技创新是我国当前的基本国策。 《中国外语》创刊的宗旨就是创新, 它是语言和符号学界的一面旗帜。我相信它会为我们提供争鸣的园地和论战的场所。
参考文献
郭 鸿: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否成立? ——与王寅教授商榷》, 《外语研究》 2001年第1期, 第四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论文。
郭 鸿: 《认知语言学的符号学分析》, 《外语教学》 2005年第4期。
郭 鸿: 《语用学的符号学分析》, 《外语研究》 2005年第5期。
郭 鸿: 《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比较》, 《中国外语》 2004年第2期。
郭 鸿: 《对符号学的回顾和展望: 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年第5期, 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论文。
郭 鸿:《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兼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 《外语研究》 2004年第4期, 第六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论文。
郭 鸿: 《文化符号学评介——文化符号学的符号学分析》, 《山东外语教学》 2006年第3期。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夏基松: 《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 (上、下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杨祖陶、邓晓芒: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指要》,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年。张德禄: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 《当代语言学》 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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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otic in Education, http: //edtech. connect. msu. edu/Searchaera2002/viewproposal-text. asp? propID=6838.
注释: 这篇文章是十多年前发表的。文中提出的问题 (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是什么? 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它们在语言学和符号学中占什么位置?) 至今没有解决。对皮尔斯符号学的理论, 甚至其中的术语, 各人有各自的说法。还有人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 是知名学者) 说: 索绪尔符号学已经过时, 要用皮尔斯符号学代替索绪尔符号学。我认为, 一门学科要成为一门科学, 一定要有自己的基本理论。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符号学就是这门学科的最基本的理论。我们应该展开讨论, 解决这个问题, 尤其是皮尔斯符号学要搞清楚。
此问题当时受到广泛重视。 《中国外语》首先发表了此文的摘要( 《中国外语》 2006年第2期) , 不久后发表此文 (全文) 。然后,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07年第1期又发表此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