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世纪50—60年代的身份危机

英国黑人移民从非洲大陆或者加勒比群岛迁移到英国的历程当属典型的流散（diaspora）现象，当代社会中的流散现象已经引发很多关注。流散概念起源于希腊，原指被流放而四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而当代社会中的流散已经没有“驱逐”的含义，仅是指离开故乡和文化而定居国外的人。殖民主义时期欧洲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殖民后期的流散则是曾经殖民地国家的居民迁移到西方国家的都市，去填补宿主国所紧缺的劳动力。前殖民地国家的流散者占据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人口的相当部分，而流散身份的概念也被很多研究者借来指代该部分移民身份的杂合性。根据斯蒂文·维托维克（Steven Vertovec）的研究，流散包括三重含义，分别为作为社会形式的流散、作为意识的流散和作为文化产出的流散。移民和流放的群体在经历过环境的变化后必然会经历意识的改变。

场所的变化将会对自我身份产生影响，博伊斯-戴维斯（Boyce-Davies）认为，“每一次的移动都会引发自我身份的界定和重新界定”（1994:128）。场所是依据我们的经历来界定的，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认为，这就意味着场所承载着价值，并且对人们具有独特的意义。人们在流散的过程中会获得全新的视角和方式来审视自己曾经和当下的经历。蒂利提出，“人类偶遇新的场所或者知道在熟悉的场所中如何行动都是与曾经的经历相关的。场所需要在与其他场所中的关系中来解读和理解”（Tilley,1994:27）。人们借助曾经的经历来处理和理解新的经历，新的偶遇要与曾经的偶遇相联系而进行解读。人们也在过去和现在的经历的启发下，塑造和重塑世界观和自我认知。人类对场所的理解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自我感知和自我定义，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重新协商我们的身份和自我认知。对很多初来乍到的英国黑人移民来说，伦敦的生活与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他们感到自己在经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丧失，并且由此产生自我认知的困惑。由此，场所的变化也导致他们的身份危机。

除了场所的变换，同化的影响也会导致身份的迷失。英国黑人移民在英国社会安顿的过程中始终被视为无足轻重，由此也处在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地位。以往的生物种族主义的话语将黑人移民贬低为低劣和愚昧的，而20世纪，这种话语则被同化的政策所代替。取代生物本质主义话语的观点认为，黑人移民是他们所处环境的社会和文化缺陷的产物，你要改变他们就需要改变和控制他们的环境（Morris,1989）。同化政策首先要改变的是有色移民的信仰、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以期他们能够符合主流社会的规范。生物学上的自卑性被文化上的自卑性所替代，而英国白人和黑人移民之间的差异被认为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种族主义将欧洲和英国文化视为优越的，并且通过制度控制和社会等级等方式加以确定。在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的氛围中，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自然举步维艰，黑人移民也会被迫丧失自己的文化特色，从而引发深重的身份危机。英国黑人有些是在移民的过程中受到同化的影响，而有些则是在前殖民地受到殖民教育的影响，使得他们同时处在两种或者多种文化的边缘，由此成为被边缘化的受害者。他们在生活中也身处两个完全不同的西方世界和非洲世界，由此他们在与非洲文化相疏离和异化的同时，也无法完全接受英国文化。他成为一个文化游者、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同时对非洲文化和西方文明有一种漠不关心的感觉，这种疏离和漠视的态度让他无法理解生存的意义，同时也造成他的身份危机。

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黑人小说在以社会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他们在伦敦生活的家常琐碎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身份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对自己的身份迷失和危机产生深切的焦虑。英国社会对他们黑色的皮肤和怪异的举止的讥笑，对他们窘迫的经济状况和奇怪的英语口音的嘲讽都让他们产生深重的主体性危机，进而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疑惑。而此时的黑人移民还未能从非洲的故国文化中求得身份构建的支撑，也未能在英国社会中形成相互帮扶的移民共同体，因此他们的身份构建之旅可谓举步维艰。此时英国黑人的身份危机可以归结为歧视和同化两种原因。首先，英国社会对黑人他者的敌视和排斥导致他们迷茫和错位，《孤独的伦敦人》中的黑人移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英国白人的眼中竟然比飞禽走兽更加低等。其次，英国社会的排斥和歧视激发出小说《吾爱吾师》中的主人公里奇的同化梦想，他情愿通过改变自己的举止，放弃自己的传统而成为“模仿者”来求得英国社会的接纳和认可；然而改变和屈从的结果非但未能使他成为所谓的真正的英国人，而是再次加重他的身份危机。本章会从种族歧视和同化渴望两个方面来讨论英国黑人移民在伦敦生活初期的身份危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