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约翰·桑顿：创新思想是智库核心竞争力
John LThornton: Innovative Idea is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ink Tanks
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兼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荣誉院士。桑顿现任巴里克黄金公司董事长，此前，桑顿是高盛集团总裁兼联合首席运营官。2008年，约翰·桑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
本书作者王莉丽是约翰·桑顿教授2003年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项目的第一届学生，之后，在桑顿教授的推荐下于2007—2008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从事关于美国智库的研究。多年来，在本书作者的智库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桑顿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与无私帮助。《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一书出版前夕，桑顿教授在极为繁忙的日程中于2014年9月22日在北京欣然接受了作者的访谈。
王莉丽：您从2003年起担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迄今已有11年了。布鲁金斯学会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作为其领导者，您能谈一下美国智库的影响及其功能吗？并非只是针对布鲁金斯学会，而是美国智库的整体情况。
约翰·桑顿：美国现在有非常多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完全独立的，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布鲁金斯学会的所有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布鲁金斯学会本身是中立的，不存在任何倾向。然而，现在很多智库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从宏观来看，将智库看作一个整体，其影响非常大，因为它能产生许多智力资本并提出许多观点，这些观点会被国会议员、参议员、白宫、政府部门及国会官员采纳。有时，其影响体现在被采纳的某个具体观点上，体现在国会证词上，也可能体现在对员工的有效培训上。总之，智库的影响非常广泛，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美国中央政府，还涉及对地方的影响，有时也会关注某个州甚至是某个市。
王莉丽：您如何看待“旋转门”现象？
约翰·桑顿：我认为“旋转门”基本上是件好事。它主要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转换角色。比如说，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第一年，布鲁金斯学会大概有32人进入奥巴马政府，这些人本身都是经验丰富、担任要职的精英，如安全局局长、副国务卿、驻联合国大使等。因此，总体来说，考虑到这些学者的构成及其经历，“旋转门”必然是一件好事情。
“旋转门”机制公之于众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人们认为在此机制下，高级官员会将自己掌握的信息变成为己谋利的工具。
王莉丽：您认为美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约翰·桑顿：智库其实就是聚众人之智。所以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其所提出的、能够付诸行动的观点。可以这么说，智库就是一个聚集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地方，这些专家学者每天都在研究公共政策，他们不停地思考着、书写着。正是他们的观点能够产生影响。因此，创新的思想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王莉丽：2006年，在您的战略决策、积极推动和资金支持下，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随后其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当年您做此决定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约翰·桑顿：我当时的想法是，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专门的机构或组织能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高质量信息和分析。因此布鲁金斯创建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旨在吸引真正了解中国的高质量人才，使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发展成为涉华研究的领头羊。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8年来，我们正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后来我们设立了北京办公室，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亲自到中国去，只有布鲁金斯吸纳一些中国学者，才能完成高质量的研究工作。
王莉丽：如您所说，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快8年了。那么，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中国和美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约翰·桑顿：第一个是它起到了教育的作用，特别是为美国精英补充了许多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知识。第二个作用是它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这体现在提供人才上，如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第一任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是奥巴马政府成员之一，为中美关系献策献计。他就是一个在政界和政策研究界旋转的例子。贝德最初担任中国中心主任，后任职于美国政府，成为奥巴马总统亚洲事务首席顾问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之后贝德又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他对美中政策的影响很大。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第三个作用是它直接影响了美中两国的政策。
在中国，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聚集人才、创新思想。我记得在2007年，我们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做了一些分析工作，主要是关于如何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我们利用周末，汇集了很多中国的高层官员。分析工作主要是由布鲁金斯学会、麦肯锡和中国的官员共同完成。麦肯锡最近为彭博做了类似的分析，对纽约和伦敦这两个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做了比较。
王莉丽：近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中国智库发展。中国政府提出要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您如何理解“新型智库”及“中国特色”？
约翰·桑顿：首先，发展智库会是中国近几年强调的重点，这一点毋庸置疑。说到“新型智库”，我的理解是，即使是中国政府资助的智库，也会变得更加独立。政府鼓励智库提出最好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与政府相结合。以前，中国政府资助的智库直接为中国政府服务，几乎可以说是政府的员工。现在提出的新型智库与这种模式完全不同，是智库进一步的发展。我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智库独立性的重要。学者们会变得更独立、更有创造力，思维和想法也会愈发开阔，他们的观点、想法会对政府十分有用。
我理解的“中国特色”就是，这些智库对中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如何在中国体制内运作并高效完成研究工作。
王莉丽：我想再次提出“旋转门”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在中国建立“旋转门”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约翰·桑顿：我认为在中国建立“旋转门”机制是可行的，同时也是非常有益的。有实践背景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非常有用。纯粹搞学术的学者，他们确实会有很多好的想法，但问题是，这些想法可能会很不实用，无法付诸实践。我认为从有实践经历的学者那里，能够得到很多高质量的观点。因此如果中国能建立此种机制，那对中国智库的发展一定是十分有利的。
王莉丽：您认为“旋转门”机制对中国来说是有益且必要的，那您觉得此种机制该如何建立？
约翰·桑顿：确实是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建立这种机制。比如，在中国体制内有很多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中央高层人员在处理，如帮助中央委员会分析经济一类的议题。这是普通人无法接触和了解的东西。可以让这些高层人员进入中国智库，做一些概念上的工作。我认为这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只要中国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做出相关的规定，强调“旋转门”机制的重要性即可。
王莉丽：最后，您对于中国智库未来的整体发展有什么建议？
约翰·桑顿：布鲁金斯学会始终坚持三个核心价值——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这三个核心价值整合在一起，指导着我们的研究，并界定布鲁金斯学会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奠定了我们成为全球领先智库的声誉。
我认为独立性对智库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我会建议中国政府给予中国智库更多的独立性，这样一来，中国智库就会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智库能够汇集更多的人才，产生更好的观点，这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