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弥天大谎

1949年，苏珊刚上芝加哥大学不久，有一次在餐厅里和一群大一的同学聊天。一个同学——玛莎·埃德海特——提到，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夏令营把自己从“彻底的疯狂”中拯救了出来。苏珊则回应说：“夏令营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玛蒂[82]继续描述她在波科诺斯参加的进步机构组织的箭头营，苏珊则大声嚷道：“我就是被送去参加那个夏令营的哎！我逃走了。”

玛蒂这才惊讶地意识到坐在自己对面的是谁：从箭头营跑掉的那个女孩一直是玛蒂童年时代的一个谜。那个时候，玛蒂7岁，苏珊6岁。玛蒂回忆道：“半夜的时候，整个营的人都被叫醒了，因为这个孩子失踪了。”州警都被召来了。“太吓人了。”这时，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传说中的女孩出人意料地又出现了。玛蒂记得：“她讨厌那夏令营，她非常讨厌夏令营。她不想参加。没人会听她讲话。”

这次逃跑是对两个难以忍受的创伤的回应：她父亲的去世——难道直到1939年夏天，米尔德丽德才告诉她？——还有她对不在身边的母亲的思念。提到母亲，她这么说：“我总是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总是做一些事情来引起她的注意，来得到她的爱。”[83]然而，“她母亲把她往这个夏令营一扔，这样自己就可以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了”，玛蒂说。[84]

对一个新近守寡且刚刚跨越了半个地球的女人而言，需要休整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米尔德丽德几乎一生下苏珊就丢下她不管了。对被抛弃的恐惧——以及这种心理的必然结果，想要抛弃那些她唯恐即将抛弃她的人的冲动——成了苏珊性格中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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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德丽德不得不适应截然不同的环境。她有钱。功成毛皮公司每个月仍然发给她不低于500美元的补贴，相当于2018年的8000多美元。但是，公司由杰克的弟弟艾伦打理之后，业务一路下滑；艾伦在家族中以能力差而出名。战争也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几年后，这笔收入渐渐中断了。[85]

虽然米尔德丽德并非一贫如洗，但丈夫的离世对她而言意味着逃脱贫穷的可能性不大了。她似乎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而且不停地在搬家。她卖掉了格雷特内克的房子，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维罗纳，在离她父亲家蒙特克莱尔很近的地方短暂地住了一段时间——也许是离她父亲太近了，没过多久，她就搬到了迈阿密海滩，她和两个女儿1939年至1940年就住在这里。不久之后，她又回到北方，到了长岛的伍德米尔。一年后，即1941年，她搬到了皇后区的森林小丘，一直住到1943年，然后一路穿越整个美洲大陆，来到沙漠度假胜地图森。她从此就一直在西部——她就是在西部长大的——度过了她的余生。

这次旅行——也在她女儿的一生中留下了痕迹——使她与一个毁灭性的化学制品形影不离。米尔德丽德一边哀悼自己的丈夫，一边还要努力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生活。她这时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她从未向苏珊或任何人提起过这个问题：她一如既往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她会喝下一大杯加冰的伏特加，然后问客人：“你们要喝点水吗？”[86]由于无法应付这个世界，她很多时间都懒散地躺在卧室里，把家务事，包括照顾孩子，都交给了内莉和罗茜[87]。

多年后，苏珊这么写道：“我最深刻的体验是漠然，而非蔑视。”[88]平日里懒散而没精打采的米尔德丽德似乎只有在周围出现男人的时候才活跃起来。“我们有很多叔叔，”朱迪丝回忆说。[89]“我们并不全都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每一个都叫‘叔’。”[90]但是，苏珊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当米尔德丽德身边没有男人的时候，“这位母亲真的会把苏珊叫到床前对她说，‘哦，我的上帝，我的宝贝，没有你我一天也活不下去’”。[91]

当米尔德丽德身边有一个“叔叔”在，或者她不想被扰乱心绪的时候，她就不言不语了。“我小的时候，妈不理我，”苏珊在日记里写道，“最大的惩罚——也是最沮丧的。她总是‘离开’——甚至在她不生气的时候。（喝酒是这种状态的一个征兆。）但我还是一直在努力。”[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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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德丽德也许不知道如何当母亲。但是，因自己长相漂亮以及对外表极度的讲究，她知道如何吸引男人的目光，而且将两个女儿也拉进了亲友助力团。当人们把她和苏珊错认为是姐妹时，她很开心——当苏珊和朱迪丝让她看起来更年轻时，她就欣然接受她们；当她们让她“显老”的时候，她就把她们赶走。[93]

这个早熟的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如何才能让米尔德丽德看到自己。苏珊写道：“我感觉让我母亲开心的事情之一是性方面的赞美。她假装和我调情，让我兴奋；我则假装被弄得兴奋（也真是让她弄得很兴奋）。”[94]每当母亲身边没有“叔叔”的时候，苏珊就扮演起这个角色。“别离开我，”米尔德丽德会恳求她，“你必须握着我的手。我怕黑。我需要你在这儿陪我。我亲爱的，我的宝贝。”[95]她变成了她母亲的母亲，也成了米尔德丽德的丈夫，被迫与围在这个漂亮的小寡妇周围的一群追求者们展开竞争。她写道，通过调情，“不知怎么地，我在幕后战胜了那一个个男友；他们要的是和她共度一段时光，而非得到她深深的感情（她再三告诉我这些）。和我在一起，她很‘女人’；我扮演那个羞答答地爱慕她的男孩。我细皮嫩肉；那些男友五大三粗。我爱她；我也扮演爱着她”[96]。每当和男人们交往不顺时，米尔德丽德总还有苏珊相伴。

苏珊写道，她母亲说她“有魔力，还认定如果我收回这些魔力，她就会死”[97]。她把这可怕的责任加在这个孩子身上；但是，苏珊后来的人际关系的又一个预兆是，米尔德丽德同样也使用遗弃的威胁，当有更重要的人出现时，她就把苏珊推到了一边。苏珊生活在“永远的恐惧之中，生怕她会突然并且随意地撤出”[98]。从米尔德丽德身上，苏珊学到了通过周期性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来点燃浓情蜜意。

苏珊说，这就是她“最深刻的体验”。它创造了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动力，这一动力在苏珊的一生中反复出现。在她长大成人的家里，爱并不是无条件给予的。相反，它被暂时延期，后来却又被随意取消：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游戏，这个女孩熟稔地掌握了游戏规则，在其中游刃有余。米尔德丽德对苏珊的“需要”迫使她的女儿自我保护。尽管她很希望自己的母亲需要她，但她同时也鄙视米尔德丽德表现出来的“痛苦和软弱”；当母亲的行为变得可怜到令人无法忍受时，苏珊别无选择，只能让步。[99]“当她需要我，但我没想从她那里博得什么东西，”苏珊写道，“这时，我有压迫感，试着悄悄溜走，假装没有注意到她的诉求。”[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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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珊的晚年，出于种种原因，她谴责被贴上各种“标签”。她拒绝了将自己的作品收入女性作家选集的邀请。她告诉达里尔·品克尼不要老是想着黑人题材，告诉埃德蒙·怀特不要老是想着同性恋题材：她相信，一个作家应该努力做到个性鲜明，这样才能变得具有广泛性。但是，尽管很少有人像苏珊·桑塔格那样具有强烈的个性，但她仍然是一个酗酒母亲成年的孩子，几乎到了怪诞的地步，有着他们所有的弱点——以及他们的强项。

苏珊后来坚持认为，不管人们的性格多么优秀，不管他们的性压抑到什么程度，也不管他们煞费苦心地用什么委婉语来表示否认，癌症都会袭击他们。癌症就是一种疾病。人们还普遍认为，酗酒也是一种疾病——因为它有症状。正如任何病状一样，这些都遵循可预测的模式。

同样可以预测的，是它对酗酒者的孩子影响的方式——但直到苏珊长大很多，这些才为人完全理解。“我从来都并不真正是个小孩！”苏珊在她年近30岁时这样写道。[101]单单这一句感叹就概括了问题的核心。“一个孩子什么时候会不是一个孩子？”一位研究这种综合征的早教专家珍妮特·沃伊蒂茨发问。“当这个孩子和酗酒者生活在一起的时候。”[102]

苏珊明白，她掌握着母亲的性命，像她这样的孩子通常会疯狂地追求完美——苏珊“表现特别好”，她母亲说[103]——这种孩子害怕自己不能承担这些责任。这个酗酒者的孩子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后，受到自尊心低下的折磨，总是觉得，不管别人怎么大声称赞她，她还是不够好。她无法视爱为理所当然，于是她成了一个依赖他人肯定的成年人——而当别人给予肯定时，她又只会拒绝。[104]

事实上，桑塔格性格中很多明显令人讨厌的方面，正如人们后来所理解的那样，都是根据酗酒者的家庭体系而理顺了来龙去脉。比如，她的对手指责她太自以为是，太死板，毫无幽默感，甚至连最琐碎的事情都无法放手，令人费解。但是，“酗酒者家庭里的小孩子是无法控制局面的，”沃伊蒂茨解释说，“他需要开始掌控自己的环境。”[105]这样的孩子经常会说谎：当意识到他们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家里的真实情况，他们便煞费苦心编造各种谎言进行掩饰，然后就在这些同样的幻想中寻求庇护。充当他们父母的父母，不被允许有正常孩子的粗心大意，他们装出一副早熟且严肃认真的样子。但往往在他们成年后，“表现特别好”的面具就脱落了，显露出的是一个不合时宜、与年龄不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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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德丽德这个“拒绝接受现实的女王”会逃避现实，苏珊也会。但她的逃脱更有成效。作为家里的“外来居民”[106]，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想逃走。她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想逃跑。“那个想去中国的人的声音是谁的声音？”她问道，“一个孩子的声音。孩子还不满6岁。”[107]她想象“一个充斥着被压迫的苦力和小妾的世界。充斥着残酷的地主。充斥着傲慢的官员，双臂交叉，长长的指甲藏在他们衣袍的宽袖筒里”[108]。

这一部分是出于她对父亲的思念，但这些想象的内容中使用的小说所特有的措辞都要归功于她的母亲。米尔德丽德使得苏珊想逃跑，也给出了她逃跑的办法。米尔德丽德教女儿看书识字，这是母亲关怀备至的一个罕见而又必不可少的例子。保罗·布朗回忆说：“她会把女儿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她会说‘苏珊’，同时指着苏珊。苏珊就会发出这个词的读音。然后，她会写另一个词。然后，当苏珊学会了这个词，她会再写一个词，接着是另一个词。然后，苏珊就开始说话了。苏珊两三岁的时候就会阅读了。”[109]

阅读给苏珊提供了一种重塑现实的方式，美化了现实——就像《方特罗伊小伯爵》当时鼓励她去称她那深不可测的母亲为“亲爱的”一样。当她需要出逃时，书让她把门关上。“你不喜欢什么的时候，”米尔德丽德写道，“就会进房间看书。”[110]但凡快乐一些的孩子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读书人。米尔德丽德鼓励她在童话世界里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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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早熟的智力发展“绝对吓坏了”她母亲，[111]她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都害怕苏珊的评价。比如，当米尔德丽德在看《红皮书》——一本面向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杂志——时被苏珊逮个正着，她就会面带愧色、胡乱地把杂志塞到床罩下面。[112]苏珊不愿让她难堪，一声不吭地答应不去查看。“我呢，”苏珊写道，“礼貌周到地，尽我最大的努力不去看，不在意识里记下，也绝不用我所看到的去有意识地反对她。”[113]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做到既看见，又不看见。”她写道。[114]假装没有看到她母亲，最终变成真的看不到她了，在“盲从”[115]及其对立面之间摇摆。“我母亲是个可怕的人。”米尔德丽德去世后，她对一个朋友说。[116]“我没有母亲。”她对另外一个朋友说。她曾和这个朋友详细地讨论过酗酒的问题。“我有的就是这种冰冷的感觉——真的是令人沮丧。我总是试图得到她的关注，得到她的爱。我没有母亲。”[117]

就像苏珊幼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浪漫的女英雄一样，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夸张的描述。她的一个情人说：“她永远无法明白另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具有的敏感性。比如‘你在想什么、你感觉怎么样、你的观点呢’？苏珊并不敏感。”[118]由于看不到导致她母亲在现实生活中寻求解脱的那种失望，她似乎没有把“关于［她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成为这样的人的弥天大谎”[119]与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联系起来。她谴责这个谎言，痛斥这给她的感觉是“欺骗”。但是，尽管她试图保持距离（“我恨我身上一切像她的东西——尤其是物质性的东西”），这种联系，即使被否认了，仍然存在。[120]苏珊的另一个情人对她说，她“深受我自己的一个家庭形象——我是我母亲的女儿——的摆布”[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