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研究现状_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文化轨迹与审美流变-QQ阅读女生短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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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现状

流行音乐在我国的兴起与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融汇历史有密切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上海，流行音乐便广受舞会歌厅和市民喜欢。然而，中国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其在唱片市场、专业院校、大众媒介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之后，才正式进入起步阶段的——关于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叙述，在记录相关人物、“事件”、作品和其他音乐现象的期刊论文与专著中做了初步的总结和探索。在21世纪初期，音乐学界对于流行音乐开始有了系统、深入和整体的研究，在对相关概念的整理和界定、流行歌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的系统分析以及流行音乐的学科建构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突破。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新的传播媒介、文化思潮、创作理念和受众审美取向的相继形成，促使流行音乐研究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概念、对象和命题，流行音乐摄入了新的氧分。这一趋势，促使我们在新的机遇下，辩证地汲取、借鉴国内外先进学科的研究视角、综合性研究方法，并寻求真正适应本国国情和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最终达到建立完善的流行音乐学科体系的目标。下文将对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研究进行评述：

一是关于流行音乐的概念界定与解析。流行音乐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种类多、传播广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概念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无论哪一种看法或解释，对于“流行音乐”都有一个比较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它的通俗性、大众性和广泛的传播性。王思琦在《“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1]一文中总结了流行音乐的九种文化特征，为我们解释和辨别“流行音乐”的真伪确立了学理基础。此外，他于2006年连续发表的《当代语境中“时代曲”“抒情歌曲”“轻音乐”概念的使用与分析》和《当代语境中“通俗音乐”“流行音乐”“通俗唱法”概念的使用与分析》两篇文章，均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对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的名词、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界定，为我们清醒地把握相关概念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理论支撑。

流行音乐在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蒋君卉认为，从广义上界定流行音乐，其实就是从流行音乐的本质特征去界定。流行音乐是那些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作品，具有“通俗”“大众”“世俗”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把流行音乐与通俗音乐相联系，把具有此类特征并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作品，称之为流行音乐。在这个层面，我们强调的是流行音乐的“通俗性”，与之对应的就是雅乐，也称严肃音乐。而从狭义的层面上去理解，流行音乐就是那些结构短小、形式活泼、情感真挚，被广大群众所喜爱，被广泛传唱或欣赏并流行一时甚至流芳百世的器乐曲和歌曲。这些音乐，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王亚兵在《流行音乐的概念界定及审美意义》[2]中认为，广义的流行音乐是泛指一切形式简洁、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的音乐；狭义的流行音乐是指在西方爵士乐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各种音乐流派和风格，受众群体主要是青少年，流行区域具有世界性。

这两种定义实际上仍然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含混，对蒋君卉而言的狭义定义，对王亚兵来说则属于广义。但是从两者定义的相似处，我们可以看到流行音乐的某些共性特征：形式简洁，内容通俗，流传广泛。而事实上，真正分歧的产生基于Popular一词所包含的“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这几个意义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多义性。这恰如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一词的意义一直争论纷纷所揭示的那样，通俗与高雅、大众与精英之间本身就有着复杂的、差异化的意义参照系统。

桐木在《关于流行音乐的概念界定》[3]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全球性且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流行音乐指一切具有时代潮流和地域特征的普及性、通俗性、大众化音乐。而作为一种音乐类别，流行音乐则相对于严肃音乐（Classic Music）而言，特指在当今大众音乐生活中覆盖面广、内容及表现形式通俗易懂、简洁自由，以当代流行、时尚、娱乐为主导的音乐表现形式。这一定义试图综合上述诸种内涵，相对而言更具包含性，尤其能够着重强调流行音乐的当代娱乐产业属性，因而显得更加准确。

二是对流行音乐的发展及态势的研究。关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各阶段的发展特点，2001年王思琦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及文化学研究》[4]中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与分析。论文根据重要的事件、现象等阶段性特征，对1978年至1996年流行音乐的发展情况作了概要性梳理和叙述，认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分为五个不同阶段。论文指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文化构成，是一个“多细胞”的文化复合体。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并非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不能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去认识流行音乐，不能以对某一类型的认识来取代对其整体上的认识。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关，而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之文化因素的多元构成，使得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也呈现多元化特征。某一类型流行音乐所获得的社会文化因素支持的数量越多，则越占主导地位，属强势文化，反之，则为弱势文化。

屈慧文在《浅析中国流行音乐现状及发展态势》[5]一文中，通过追溯流行音乐的起源，以时间为线索着重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流行音乐兴起过程中文化生态的变化及其对流行音乐发展的影响，并梳理了1949年以来流行音乐远航港澳，在20世纪70年代又回归母体并经历辉煌与低谷直至今日的发展过程。

21世纪以来，流行音乐呈现的新景象又为其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创作空间。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音乐的发祥地。雷湘的《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及文化特征》[6]一文系统地梳理广东流行音乐兴衰起伏的三个阶段——酝酿与萌发（1977—1985）、崛起与强盛（1986—1995）、衰落与再生（1995—2007），指出广东流行音乐表达出了“亲情”“怀旧”“怀乡”等作为“小型叙事”的思想主题，显露出开放与兼容的海洋文化精神、激进而务实的商业文化特性、平民与娱乐的大众文化取向。广东流行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基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具有基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模式，具有基于辉煌业绩的中心地位。面对网络流行音乐的兴起这一事实，也有学者对1997年以后十年期间网络流行音乐的发展进行梳理。佘涛在《中国网络流行音乐的特征与生存现状》[7]中对网络流行音乐形成过程中各时期的背景、不同特点、社会影响与具体表现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新的发展期，网络流行音乐具有前所未有的时效性，且发展方向趋于精细和商业化，同时“传统”流行音乐有被网络流行音乐同化的趋势。

以上学者都从不同侧面、研究角度对流行音乐现有的发展状况及其今后发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深入探讨了中国或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不同时期的特征，研究脉络明晰，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再从整体到局部这样逐步深入和细化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多元思维、多元视角的综合性研究态势。

三是对流行音乐的文化精神与心理蕴涵的研究。任丽华在硕士论文《社会转型期中国流行音乐及其文化心理蕴涵》[8]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期间，流行歌曲的兴起、发展、传播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心理意义进行了探讨，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由政治意识形态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文化上的一元向多元的转变。这种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同时也具体论述了中国流行音乐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特定音乐风格被广泛接受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文化心理含义。“台湾校园歌曲和邓丽君”“崔健和西北风”“内地、港台和欧美的多元交错”“同一首歌：没有经典的怀旧时代”是自新时期以来中国流行音乐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发展阶段，是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根本转型在音乐文化上的生动反映。论文还对比了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的异同，说明它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以促进相互的发展。

胡红艳的《1986—1996年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文化精神——以一些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为例》[9]一文认为，流行音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音乐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种大众文化，呈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非理性主义精神以及鲜明的文化与哲学指向，也因此而决定了自身的文化品格。流行音乐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也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理需要。在题材内容、思想主题、表现形式上，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面向大众、面向普通人的价值取向。流行音乐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既反映了一种“文化寻根”意识，又表现在其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它使大陆流行音乐与本土文化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成为可能，也使其有别于港台及欧美流行音乐，显现出基于本土传统的文化身份。流行音乐中的非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来自现代非理性主义，而且也来自一种历史批判意识，成为新时期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非理性主义使流行音乐（尤其是摇滚）表现出反理性、反传统的维度。因此，对于中国大陆流行音乐，我们很难以“通俗”“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后现代主义”一言蔽之。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具有基于中国当代社会和本土文化传统的独特的“中国性”。

四是对于流行音乐的价值观的研究。张嘉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音乐发展与价值观变迁》[10]中，认为流行音乐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富有时代气息的音乐形式。论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流行音乐的发展为线索，以其与价值观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对流行音乐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梳理，分析不同时期流行音乐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国的流行音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时代的变迁，流行音乐以其通俗易懂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在社会中得以广泛传播。其中蕴含的价值观也随之影响着整个社会，流行音乐成为反映一个时代特征的直观窗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音乐逐渐蓬勃发展，从最初的备受指责和边缘化的状态逐渐被社会认同，它的形成发展以及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点都与该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价值观也相应发生着变化。时代赋予了流行音乐新的价值观，而新的价值观则通过流行音乐的传播影响着整个社会。因此，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发掘不同时期流行音乐中蕴藏的价值观，分析流行音乐与价值观嬗变的关系，对探索新时期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和推动流行音乐健康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魏娇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音乐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规律分析》[11]中谈到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以其独有的特点受到了大学生的喜爱和追随。随着时代的变迁，流行音乐一方面反映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认为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论文对流行音乐和大学生价值取向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两者关系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对流行音乐的五个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流行音乐的复苏；“西北风”歌曲刮起，全国上下一片“红”；民谣音乐的兴起，多种音乐交织在一起；跨世纪时期，歌颂祖国新篇章；信息时代，网络歌曲的大量兴起。更为重要的是，论文分析了每个阶段流行音乐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变化的影响，揭示流行音乐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的规律。在方法上，论文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找到流行音乐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进而通过对比分析，为流行音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提供启示和建议。

综上所述，目前对流行音乐的研究，不仅从概念界定到学理解析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及地方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也有全面的剖析与解读。研究角度日趋全面客观，不仅有纵向视角，也有横向比较。研究内容也更贴近当今现实社会，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研究的著作成果有：汉唐文化公司的《十年——1986—1996中国流行音乐纪事》[12]，基本是以编年体的形式对1986年至1996年间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的详尽细致的梳理。金兆钧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3]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进行了富有特色的、史论相结合的叙述。付林编著的《中国流行音乐20年》[14]以年代更替为序，以大事记的形式对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梳理，但缺乏逻辑的自洽性。于今的《狂欢季节——流行音乐世纪飓风》[15]侧重于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中的现象进行概述，而在理论提升方面显得不足。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化记者、报刊撰稿人出版的各种乐评性质的著作：有的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说明流行音乐能够担当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哲理蕴涵，比如李皖的《听者有心》[16]；有的是关注中国当代摇滚乐的发展，其研究折射出当代青年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但往往停留在心态描述上，而缺乏冷静的理性分析，比如颜峻的《内心的噪音——目击中国地下摇滚》[17]、陆凌涛等人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18]。值得一提的是，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19]，陶东风主编的《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20]，蒋述卓、李凤亮主编的《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21]等都站在文学或美学的社会学表征立场，运用歌词文本进行了社会心理的归类，这在当时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建设性和实用意义。

从目前学界对流行歌曲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不乏对流行歌曲题材、艺术特征、原因探讨、发展审视等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但在大众文化语境下，从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历程审视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系统研究与互动研究，力图把握两者之间内在规律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刚刚起步，而这也是本书所要重点开拓的方向。

注释

[1].王思琦：《“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80—83页。

[2].王亚兵：《流行音乐的概念界定及审美意义》，《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桐木：《关于流行音乐的概念界定》，《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王思琦：《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及文化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5].屈慧文：《浅析中国流行音乐现状及发展态势》，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6].雷湘：《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及文化特征》，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7].佘涛：《中国网络流行音乐的特征与生存现状》，《歌唱艺术》2011年第3期。

[8].任丽华：《社会转型期中国流行音乐及其文化心理蕴涵》，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9].胡红艳：《1986—1996年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文化精神——以一些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为例》，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0].张嘉薇：《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音乐发展与价值观变迁》，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