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性质与特征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很多版本的文学史和专题研究都有过论述。那么，这段文学史我们到底如何定性？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汉代文学有什么不一样，和唐代文学有什么不一样？本文围绕这一命题跟大家交流一下看法。
魏晋南北朝文学最根本的性质是什么？我的考虑是把魏晋南北朝文学定义为门阀士族文学，或者说是门阀士族垄断文化权下的文学写作。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写作主体和写作面貌的性质是与这个时期的历史特征和性质相结合的，这就是门阀士族的写作。我想只有在这一性质的规定之下，才能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其他时期的不同。汉代不是门阀士族的写作，唐代更不是，其他朝代也不是，只有魏晋南北朝的创作是由门阀士族的时代所规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魏晋南朝，是一个门阀士族的社会。魏晋南北朝包含南朝和北朝，但其实我们撰写文学史，主要是南朝文学，北朝文学一般写一章就够了。北朝文学不能不写，不能不顾及到。北朝文学能介绍些什么呢，比如王褒、庾信，但他们也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北朝有成就的作家不是很多，但是北朝有民歌，这还是很有特色的。除此之外，整个北朝能够写进文学史的内容很少，跟南朝不成比例，所以我们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基本上是魏晋南朝文学史。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北朝文学的研究趋势不断向好。这一研究局面的展开是从曹道衡先生开始的。北朝文学有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如何分期、成就表现如何评价，以及北朝文学的特质等问题，曹先生都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北朝文学的研究应该就是在曹先生的指引下，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定性来开展的。现在北朝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也出版了一些专著。比如曹先生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还有曹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师兄吴先宁专门写过一本《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沿着曹先生的思路研究了北朝文学的特质和成因。在此之后，我的学生蔡丹君出了一本书，也是她的博士论文，对北朝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下如何进行文学的写作和传播，并形成北魏之后的文学局面做了一番研究。现在研究北朝文学的人越来越多了，成果也更丰富了，而且对文学的研究逐渐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都是一些新的研究动态。
但是，如果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这些相关研究还是不能编写进文学史，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一种专题研究，它涉及很多关于历史状态的研究，不适合写进文学史。所以如果要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进行性质的概括论定的话，我考虑的更多的是魏晋南朝文学。但是在将来，我们要把北朝文学形成的不同于南朝的特质也考虑进去，因为南北朝统一之后，到了隋唐时期，那时候文学活动的开展、主体精神、写作态度、题材的选择、人员的参加，更多受到北朝的影响。按曹老师的看法，北朝文学到了后期也就是北周的时候，它的成就逐渐地超过南朝，因为南朝到了梁后期流行的是艳体文学。艳体文学的风格是绮靡的，形式是精致的，比如讲究语言的修饰、写景状物技巧的工炼等；而内容是颓废的，它不足以振起唐代的文学文风。因此，唐代文学的开展吸收了很多北朝文学的传统。
唐代初年的历史学家对南北朝文学的概括是“辞义贞刚”。至于该如何评价南朝文学的绮靡之风，大家会想到这样一种文风是不是受到政治的影响。我们这一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的大学，我们参加过很多文艺讨论和争鸣。在深受“极左思潮”之苦后，我们高唱文艺的特殊性。文学的特殊性就是要求文学脱离政治，文学与政治没有关系。“文革”时我们的文学就是政治，文学变成政治的一种口号。到80年代之后，我们主张能够脱离政治的就是好文学，要讲究文学本身的特征。但是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再回顾整个文学史的写作，就会发现文学离不开政治，文学跟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从古到今的文学，的确是与社会现实和政治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社会强调文学就是为维系社会稳定，为促进社会向前发展服务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主体作家是士大夫，这些士大夫是为国为民的。从先秦到当代的诗歌，都主张要维持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当整个社会充斥着艳情文学的绮靡之风时，社会风气就无法振作。文学是影响人的，一代人两代人受到这种绮靡之风影响，社会就无法取得进步。文学史上虽然也有艳体诗这样的反传统的写作潮流，但不是主流，这就是为何艳情文学会受到批评。从这个角度讲，文学的确脱离不了政治，文学有其社会担当，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们考虑文学的特质问题，必须要结合这一点。南朝文学到了齐梁后期，受到中国古代批评家的批评，他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百花齐放，在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这么一种风格的存在是可以的、应该的，但不能作为主流。
所以，当我们谈起魏晋南北朝表现的文学特征以及文学发展的推动力时，我主张从门阀士族来入手。当然这样会回避了北朝文学，但北朝仍然推重高门士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朝代，高门阀阅都是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每个历史时期高门士族起的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朝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形成了所谓高门士族和皇权共荣共存的状态，也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只有在东晋、南朝时才存在。门阀士族在南朝享受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权，在其他朝代基本上是没有的。当然如果具体分析，南朝的门阀士族也在变化。刘宋以后，高门士族的地位跟东晋不太一样了。刘宋的开国皇帝叫刘裕，他出身就不是士族了。刘裕号称是刘邦的后代，即使他真是汉高祖的后代，他的出身在南朝时也是非常低微的——他是贩卖草鞋子的。此外，齐梁萧氏是士族，萧衍也是靠军功起家的，但他们的士族是低等的。在南朝时期，高等士族与低等士族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到陈的时候，陈霸先也是出身底层。整个南朝的皇权与东晋不一样，这些底层出身的掌权者当然要有意识地抑制高门士族的特权。宋、齐、梁、陈时门阀士族的地位与东晋时不太一样，这时形成的文化特征、写作特征也跟魏晋前期不太一样，要具体分析。但整体来说，门阀士族没有受到破坏，九品中正制没有受到破坏，所以门阀士族社会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性质。
九品中正制是在黄初元年曹丕手下的大臣陈群提出来的，《三国志》《资治通鉴》都专门记载了陈群的建议。为什么要实行九品中正制呢？陈群认为，“天朝选用不尽人才”，国家不能充分地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效力，所以他建议重新建立一套用人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为何说它是新的制度呢，因为它跟汉代的选拔制度不一样。汉代推行的是察举制，察举制首先要明确谁是优秀人才，这是需要靠人们的长期观察来判断的。察举制的前提是互相了解。比如说，某户人家在某地生活了三代或五代，这一家的根底，这家的人从小是什么样，大家都清楚。有了这个前提，才能做到察举。但是这样的选拔基础在汉末被破坏了。汉末战乱，人们或逃或死，都不在一个地方住了。到了曹魏时，很多村落是新聚的，大家是从各个地方聚在一起的，互相并不了解。这时候就需要设置一个官职，专门负责选拔人才，这个官就叫中正。他在地方考察甄别人才，把人分成上中下三品，各品再分三品就是九品。这种选拔方式还是要靠推荐，还是这个地方的人保举，最后经过中正考察，判断你是属于哪一品。问题就在于，中正凭什么标准把人才定品。应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缺点就在于中正一个人把持了评价的权利，他说什么是什么。如果他心术不正，贪图贿赂，他的保举就会有偏差。地方上哪些人有权力向中正举荐，也是有讲究的，通常是势力大的人，渐渐地考察制度就偏颇了，变成了地方上有权力的人一手遮天。所以这个制度形成后不久，到了太康年间，就开始受到很多人批评了。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个“势”一般写成门阀士族那个“士”，但是在《晋书·刘毅传》记刘毅上疏原文作“势”字。太康年间很多人就建议取消这个制度，因为它不能公正地选拔人才，但由于牵扯到高门大族的利益，就一直延续着。
魏晋南北朝始终是一个门阀士族的社会，这个社会制度没有被破坏，一直维护高门士族的利益。他们的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掌握朝廷里的重要职位，士族的利益就越来越强盛。像王、谢等家族，在掌握了特权之后，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经济上的福利、对社会的看法以及在文化上的审美趣味与下层是不一样的。魏晋南北朝流行的审美趣味满足的是这一阶层人物的要求，所以当时对文学的精致化和写作手段的追求都是符合这一阶层的文化趣味的。文学的写作当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文学写作选取的题材、采用的形式、追求的境界，都是符合门阀士族要求的，不符合他们要求的作品他们是不接受的。所以陶渊明在南朝时就不受推崇，因为他写的题材和他追求的境界不是那个阶层人所能接受的。农家的写作题材，他们没有看出有什么美。因此，我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是由门阀士族的性质所规定的。这个时期在文学上的表现，比如诗歌创作上的玄言诗、山水诗、永明格律体这样一些基本的写作内容和形式，全部是士族文人提倡的。
东晋时形成的代表士族品味的审美要求在刘宋以后有了变化，靠军功起家的阶层上位后也会把他们的审美趣味变成主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南朝后期形成的艳体诗。艳体说到底是不符合士大夫的要求的，士大夫在生活上享受奢侈，但他们的文化生活还是比较精致典雅的，不像艳体那般粗俗。这样一种风尚是由军功起家的这批人掀起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南朝商业活动的影响。世家大族的田园经济本身可保证他们的利益，商业活动会促成一批非士族的人物富裕起来，这批人有他们的审美要求。在南朝民歌和文人所写的一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这种追求。我曾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南朝部分论述过商业文化特征。另外，从刘宋开始，军功起家的人取得权力后，意识到单靠军功只能维持一代，若要天长地久必须由武转文。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起初发表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六朝史学会的刊物上，后来收录在《〈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一书中。著名作家柳恽、刘孝绰，他们的前辈都是靠军功起家的人，到他们这辈都变成文人了。这些由武转文的人摆脱不了他出身的那个家族的文化趣味，这导致南朝文学向世俗化、享乐化发展，跟两晋士族注重家族学术文化的发展有所不同。我们读《世说新语》中谢道韫的故事，就能看出士族培养他们子弟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内容和要求，跟宋、齐、梁、陈时是不同的。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的转移。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了，南方的真正发展是到魏晋尤其是东晋以后。孙氏政权开辟江东之后，水利、灌溉技术发展，南方尤其是南京、绍兴这一带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温州一带还比较落后，我们读谢灵运的诗歌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人去过的，那些地方的山水之美都是谢灵运发现的，以前从没有人写过。说到这里，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中央电视台一个介绍良渚文化的节目。良渚就在浙江嘉兴一带，考古队发掘了规模很大的良渚时期的灌溉渠道，技术非常成熟。我感到非常震撼。良渚属于新石器时期，比夏朝还早，那个时候就有如此发达的灌溉技术。我很疑惑，为什么文献记载南方到了东汉时候才有灌溉技术的发展，早期的技术为何没有传下来？这样一个存在于五六千年前的成熟的农业经济，说明我们古史文献所记载的夏商周的年代、文化确实是可信的。良渚文化还在夏文化之前，这一时期的考古遗迹证明了早期农耕文化的存在。农耕文化靠农业技术，农业技术的传承是不能仅靠口传的，该怎么做，都要靠文献记录，否则保存不下来。得不到传承，技术就传不下来，技术传不下来就没有文明，也就不能形成文明基础上的都城。现在有些人一讲到中国历史就从甲骨文开始，他们只愿意承认到武丁的时代，再往前就不承认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们对考古要多关注，考古发现能帮我们看到一些现象，提供各个角度的证据。言归正传，经济发展以后，尤其是东晋南渡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成熟的技术，南方得到大开发。东晋以后，南方形成了建康、京口、寿春、江陵、成都等一批商业城市。商业城市的形成意味着文明的高度成熟。城市形成了，有了被城市吸引而来的人，这样一批人的文化追求与满足于农耕生活的人的文化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南朝的经济活动直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因素。
经济活动的开展使原来荒郊野岭无人去的地方逐渐被开辟为人类的生活领域，这个过程直接带动了南朝人对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认识，士大夫阶层从中认识了外界客观山水的审美。我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里提到中国的山水文学只能在东晋产生，山水文学是诗人愿意把山水作为一种题材去写作的文学。为何呢？因为诗人发现并承认了山水的审美价值。他在写一山一水时都用精美的语言刻画它的形状，不愿有损半分美感。这种美在东晋以前是没有被发现的。当然，我们在邺下文人的公宴诗中会看到池水、花鸟、绿树，那时已经有这方面的意识，但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把山水纳入写作题材，所以中国文学史上有人把曹操的《观沧海》作为第一首山水诗，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整个山水审美还没有出现，怎能把它确定为山水诗？山水诗的出现只能在东晋以后，是东晋人发现了山水的美。
东晋人为什么能发现山水之美？一是因为商业活动，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玄学活动。玄学活动直接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一次洗涤。东晋之前的人只关注到周围生活里的一些事物。因为儒家的思想理论，教育我们要实实在在、切切实实地生活，所以我们关注不到生活外的事情，比如精神层面的想象。道家虽然讲宇宙观，影响也很大，但是没有取代整个中国人的思维。到了东晋就不一样了，玄学讲“三玄”，与道家相通，这样一来南朝人观察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世说新语》里记载简文帝到华林园去，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不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什么是“会心”？会心就是玄学一直追求的玄心。魏晋时讲究玄学的人大多是在《老子》《庄子》这些书里寻找自己的体悟，而从晋简文帝的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东晋的人不在书本里找了，而是转向了山水间。山水间的一草一木都有玄心，所以东晋的玄言诗里会有“寓目理自陈”“适我无非新”这样的诗句。《世说新语》里有很多相关记载，比如顾恺之的山阴道中行。当我们仔细读这些诗时，可以感受到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一下子焕然一新，他们对自然的审美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了。谢灵运的诗歌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就在于他满载着悟道的情怀和发现自然美的热情去投入自然，把它表现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味地批评玄言诗是不对的。
东晋·王羲之《远宦帖卷》
最后我要讲的是多样化文化学术的分化与融合。这个时期的玄学、佛学、儒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玄、佛思想交流，共同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从历史实际来看，这一时期政权林立。东晋南迁以后，北方能够数出名目的有十六国，分散在北方各个地区，然后统一到北魏，又分化为北齐、北周，最终统一于隋。这些政权里面，尤其是北朝，很多是非汉族的政权，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整个北朝的人口远远超过南朝。南朝的版图从东晋开始越来越小，到了梁武帝统治的五十多年间最繁荣，那时人口达到七百多万。北朝土地辽阔，在北魏时人口达到三千多万，当然在这三千多万人里，汉族仍然是最多的。南渡时大部分汉人，包括一些大族还是选择留在北方。多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点。
关于文学史中的魏晋南北朝，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走向独立的几个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走向独立的时期，这是从鲁迅之后的共识。这种独立有几种表现，第一表现为各种文体的独立。在这之前，两汉文学没有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把文学写作作为一个职业的活动，文学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文学的价值也没有那么得到重视。从魏开始有了变化，其实从两汉时，已经有变化的趋势了，当时社会对文章写作已经开始重视了。到了东汉时期，文体也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研究文体，文体确实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汉魏六朝时期最主要的文学批评就是围绕文体开展的，史书里称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是“妙识文体”。文学研究首先要知文体、识文体、辨析文体，才能近一步讨论文章写作的风格。当前我们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成果不太乐观，因为我们的研究过程大部分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只关注《文心雕龙》中谈风骨、情采、声律等后半部分，对前面的文体二十篇却知之甚少，而且对《文心雕龙》所涉及的文学史也不熟悉。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复旦大学的王运熙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显得别出心裁。他对《文心雕龙》讨论的文体和文学作品非常熟悉，他知道《文心雕龙》在讨论什么，知道《文心雕龙》里的观念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在大部分古代文论的研究者只是从概念推理，分析概念的内涵、外延，绕来绕去，最终连“风骨”都解释不清。
对文体的认识，是从两汉时开始的。刘勰评价东汉“文体大备”，基本的应用文文体都具备了，而且每一种文体的界限也都区分得比较清楚。中国古代文学包含大量应用型文体，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纯文艺性的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讨论了大量应用型文体，这个问题不容忽视。中国文学史逐渐走向独立，逐渐成熟，文学特征逐渐明显，离不开对应用型文体的重视。先秦时期没有诗歌，没有辞赋。《诗经》不是诗歌。当我们说中国第一部诗集的时候，在古代的学术里，不是指《诗经》。《诗经》属经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属于礼乐教化的内容，是经学的内容。中国先秦时期的写作，首先是各种职能部门的应用文体的写作。只要有政权存在，就会有文献，只要有文献，各个职能部门必定有该部门的文献，这就是《周礼》所记的各个职能部门史官的职责。各个部门的史官掌握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有管外交的，有管司法的，有管结盟的。有些应用型文体比如法律文书，为了突出它的实用性，要说清楚，要简洁、明了、准确。但有些文体，比如外交辞令，要耐人寻味，不能写得太清楚。总之，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外交辞令要讲究文辞的夸张和渲染，这当然符合后世文学的规定，但当时这些史官们并不是在写文学作品，而是为了写好自己所司的某种文体。这样人们就会对写好某种文体加以琢磨，产生对某种作品具体的评价标准。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明当时对文章写作技巧是有要求的。比如某一史官在为天子起草诏书的时候，他写得好还是不好，天子喜欢不喜欢，在当时可能是有一些比较和要求的，这就会促进文章追求艺术美。当然首先要保证实用性和准确性，符合体例的规定，其次才是讲究文辞的技巧、语言的表达。因此每个朝代起草天子文书的，都是这个朝代里面最有文才的人。这些人对文辞的琢磨和讲究，慢慢就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文章写作技巧的要求。到了两汉时期，这样的要求在应用文的写作上形成共识，促成了专门的文章体裁的产生。这时期还存在其他非应用型的文体，如辞赋、乐府。魏晋以后关于文学成熟的审美要求和特点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在对应用型文体写作要求的揣摩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是五七言诗的快速发展。这里的五七言诗，主要是指五言诗，七言诗在魏晋南北朝时的评价并不是很高，魏晋时写得很少，南朝以后才逐渐多了。五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写作的主要诗体。当然在魏晋时期，大家受传统的影响，认为四言诗是正体，五言诗是别体，但到了魏晋以后，五言诗基本上就被接受了。五言诗所具有的审美特征，是符合门阀士族文人要求的。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中，我曾经引用过心理学家对五言诗的测评，他们认为五言诗的结构从心理上讲是符合黄金分割率的。不管怎么说，五言诗发展到今天，生命力仍然很强，现今仍然有很多人写五言诗。五言诗跟七言诗不一样，五言诗具有典雅的格调、温柔敦厚的风格特征，而七言诗因为比较流利上口，难于免俗。五言诗是符合这一时期上层文人审美的，所以围绕五言诗写作出现了很多批评文章。
第三是辞赋和美文的骈文化。这时期的辞赋已不是汉代的大赋了，是短赋，这种短赋适合写作家的情志与感受。骈文文辞的精致化在南朝达到了唐人也无法超越的高峰。清人选的六朝文集，像庾信、鲍照、萧绎、萧纲等，均有大量精致化的美文创作，这符合士族文人的审美要求。
第四是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和作家个性的成熟。到了魏晋南北朝，诗歌辞赋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格，《诗品》里提到122家诗人，尽管对他们的源流的描述有些争议，但是对他们风格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风格是作家个性的表现，我们从《诗品》概括的风格特色中可以窥见不同诗人的不同个性。
第五是文学集团的成立。文学集团是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学集团，这一点大家可参考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先生写的《中古文学集团》，他在书中专门讨论了各种文学集团。我们所知的魏晋南北朝文学集团，如永明文学集团，是很成熟的，他们有理论纲领，有基本的成员，有显著的写作成果，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六是文学批评的成熟。这个时期文体辨析的观念很强，文学批评理论的著作很多，产生了《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学批评著作的出现是文学写作成熟的表现，只有文学写作成熟了，才能产生高水平的批评著作。
第七是文集的编纂。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家有制，人人有集”，作品多了才能够编集，说明这一时期作品很多。文人对作品编集非常重视，比如南朝有个作家叫王筠，他“以一官为一集”，每做一任官就编一个文集，可见作品之多。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面对父亲的作品在江陵之乱中丢失一事痛心疾首，这说明当时人对“集”的重视、对自己作品价值的认识。像谢灵运就编纂了很多文集，不过这些文集流失很多。汉魏六朝别集流传至今，宋刻本据说也只有五六部，宋本也并不一定是原貌，像《陶渊明集》大概保留了原貌，但其他很多作家别集都失传了。总集传下来只有两部：《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但是我们看《隋书·经籍志》，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总、别集非常多，反映了这个时期写作的兴盛。
所有的这些文学特征在文学史里都能看到，但是我们要把这些特征跟它的性质结合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跟来自门阀士族阶层的文人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当然那时也有像鲍照、左思等寒门诗人的文学活动，不占主流，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反映了底层人民的呼声，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不满和怨愤。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就体会不到底层人民的思想情感，还好这些作品保存下来了。但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还是士族文人，玄言诗也好，山水诗也好，永明体也好，是他们推动着诗歌向成熟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所取得的成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基本的特征。我们如何看待门阀士族文人的写作活动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作用，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我想从这一点来讲，可能跟传统的看法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