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草原文化的发展历程
要想研究草原文化的本质和特点，自然得先叙述它的发展演进历程。
矛盾是作为过程展开的。任何矛盾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都呈现出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为了更好地把握矛盾的全貌及其本质，通常是将矛盾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研究其每个阶段的特点，这是一种史的纵向把握。
由于研究者的着眼点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同一事物（矛盾）的本质就有不同的理解，其矛盾阶段的划分就会不同。这里将从远古洪荒到清代这一草原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划分为六个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接下来就对这六个时期草原文化的发展状况做一简要的叙述。
第一节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即史前期（无文字记载的时期）与有文献记载的时期。
一、史前期
史前期草原文化板块的情况，主要是依据考古学方面的发现以及神话传说来加以研究与叙述。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是这样叙述草原文明的起源的：
北方的草原之路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最早的欧亚之路。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北方。奥瑞纳文化遗址在甘肃宁夏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树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发现。中国东北和河北省都有出土的马格德林文化的代表物。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的草原之路把俄罗斯中部的梳形陶器带到了中国。
公元前20世纪初期，源于基辅的一种饰有螺旋纹的陶器，沿此路传入中国，于公元前1700年在河南仰韶村蓬勃发展，而发扬光大于甘肃半山地区。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技术，不久后也传播到中国而被模仿。
很显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文明起源论是受“彩陶文化西来说”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近代欧洲考古学家在发掘了古巴比伦的彩陶文化后，又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希腊北部的仁洛尼亚、多瑙河下游的利科特尼、东欧的格拉齐亚、乌克兰的特里波利等遗址中见到了类似的彩陶。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出土的陶器表面呈红色，有几何纹、绳纹等各种彩绘，因此称彩陶文化。参与此次发掘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在1923年提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据此推测，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从中亚和南俄移入的欧罗巴民族的文化。其主要观点是，仰韶出土的许多红黑相间的彩绘陶器和螺纹、三角纹、几何纹等多种图案在外观上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彩陶非常相似，而古巴比伦在公元前3500年已经有了彩陶，中国彩陶比它晚得多，因此一定是从西方传来的。
这就是所谓的“彩陶文化西来说”。
随着中国考古学日益增多的新发现，证明这种“彩陶文化西来说”是非常荒谬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随着此后国内考古学的继续发展，这一观点便逐渐显现出它的荒谬。1962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碳-14测定，距今已有1万年之久；1975年在浙江余姚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经碳-14测定，也在公元前5000—前4750年之间。在山西沁水、河南许昌等地也都发现了中期石器时代遗址。20世纪初在伊朗东部锡斯坦发现的彩陶，被认为与仰韶彩陶最为相似，这也是支持“彩陶文化西来说”的最有力证据。但随后在甘肃、青海等地对彩陶文化的发现，却越来越显示出彩陶文化通过中亚、新疆南北部山间谷地、甘肃、青海传入中原这一理论，具有难以弥补的年代序列上的缺陷。此外，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发现的半坡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遗址，它的年代经碳-14测定，是公元前4115±110—公元前3635±105年之间，这远远比在中亚发现的彩陶文化年代早，因此，根本谈不上仰韶彩陶文化西来的问题。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山陕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故乡。
彩陶如此，青铜器更是如此。勒内·格鲁塞说：“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西伯利亚青铜器技术，不久后也传播到中国而被模仿。”这一理论也是荒谬的，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冶铜技术，青铜器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1959年在山东省泰安县南部发掘了大汶口文化遗址，考古学界称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为6100年至4600年。在大汶口墓地曾发现一件被铜质污染的骨凿，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唐兰先生在《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一书中提出，大汶口文化很可能已经有了金属工艺。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大汶口文化给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早期文化以直接影响的因素中，可能就包括铜器。
二里头文化是1953年在河南登封首先发现的，后来在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偃师二里头、新乡潞王坟、商丘坞墙、淅川下王岗等遗址又陆续发现，并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截至今日，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范围，不仅分布于河南省，也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陕西东部有发现。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器，特别是二里头文化中后期青铜器已是相当进步和丰富了。青铜工具有刀、锛、凿、锥、鱼钩等，武器有戈、戚、镞，容器有爵（礼器），乐器有铃，还有圆形铜器、镶嵌绿松石铜器，并发现了大片铸铜遗迹，有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表明铸铜作坊的存在。经电子探针分析，二里头三件标本含铜91.85%，锡5.55%，含铅量不足5%，属于青铜，只是含锡、铅偏低。到了商朝，特别到了商朝后期，夏族或华夏族的青铜器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达到相当灿烂的阶段，这表现在它分布范围的扩大、器种和数量的增加、冶铸工艺的提高。商代发现的青铜器已经数以千计，安阳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出土尤其多，有的大墓，如妇好墓，出土青铜器200多件。商代青铜器的种类繁多，工具有斧、锛、凿、铲、刀、削等，兵器有戈、钺、矛、镞等，用器有镜、匕、车马器等，容器和礼器有鼎、尊、颅、瓿、斝、卣、觚、爵、盘、簋、方彝、盂、觯、壶、斗、箕形器等。其中铸造精巧或巨大的有商中期的大方鼎和提梁卣，晚期的四羊尊和司母戊鼎。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为商代重器。据对郑州二里岗五件标本（属商代前期）的电子探针分析，商代青铜器的成分含铜80.33%，锡5%，铅11.09%，比夏代进了一步，到了商代晚期其成分便更为科学了。商代青铜器饰有美丽的花纹，有云雷纹、牛纹、羊纹、象纹、虎纹、鸱鸮纹、蝉纹、蛇纹、饕餮纹、夔纹、龙纹等，纹饰流畅，繁缛瑰丽，显示了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发展。商朝的铜器，不仅有各种精致优美的纹饰，部分器上还铸有铭文，有的二三字，有的几十字。
接下来，我们再来进一步看看，中国草原文化的主要地区东北与西北的早期原始文化。
（一）东北地区
1.旧石器时代
1984年，在营口永安乡金牛山一个洞穴中，从深达十几米的第七层化石堆积底部发掘出一具远古人类遗骸化石，包括相当完整的头骨、脊椎骨、肋骨、髋骨及尺骨、腕骨、足骨等共50余块，经鉴定皆属于一成年男性，用铀系法测定其年代距今28万年，遂被学界定名为“金牛山人”。
1978年，在辽东山区的本溪庙后山南坡上一个天然洞穴内，海拔450米，前临汤河谷地，洞高于河面60余米，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洞内文化层堆积厚达10多米，层次有早晚，依据所出标准动物化石分析，上洞的第7～8层属晚更新世，距今10万年～1.7万年；下洞的第4～5层属中更新世，距今40万～14万年。出土的人牙化石和70余件石器则出于下洞，因而命名为“庙后山人”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1965年，在辽西丘陵，属于朝阳地区的喀左县境内的水泉乡瓦房村大凌河沿岸的鸽子洞，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自20世纪70年代经过两次发掘，在洞内6米厚的堆积层内共发现了3块人骨化石、300余件石器和26种动物化石，以及用火的灰烬、烧石等。动物化石中的鬣狗经鉴定属最后斑鬣狗，是晚更新世的标准化石，时间不超过10万年。出土的石器比较先进，已能修理石核和石片的台面，加工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大都为中、小型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也有较大的砍砸器和球状器，当用于狩猎或砍伐树木，中小型器则用来切割兽肉或剥兽皮。
2.新石器时代
（1）新石器时代早期
①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的查海遗址，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6年开始发掘。8年来先后发掘7次，发掘面积近8000平方米。出土房屋遗址54座，墓葬11座，长约20米的龙形石堆和1200余件可以复原的文物。依据地层中的碳样标本，C-14测定年代数据距今6925±95年（树轮校正7600年、7360±150年），距今则已达7000年，属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早一阶段的文化，考古专家称其为“查海文化”。查海遗址是我国北方极为重要的原始聚落址，现存面积约l万平方米。
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与“之”字纹陶器，构成查海遗址文化内涵的基本特征。无论遗址、墓葬都有玉器出土，共发现60余件。重要器类如玦、匕、斧等，制作方法已趋成熟，器形仍不大规整，残留加工时的棱线痕迹。查海玉玦开口切割制法和红山文化玉器一致；查海人对玉的专用，体现了查海遗址文化内涵与红山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因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指出，就文化发展的序列而言，“查海文化为前红山文化”，或者是红山文化前身。
②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1983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丘陵岗地上，发掘了880平方米，发现7间房址、3个灰坑和一段围沟。出土了很多陶、石、骨器。A区红山文化房址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沟的地层迭压关系，证明本地区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对19号房址居住面上的木炭做C-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5290±95年，即距今7000余年。兴隆洼遗址出土的植物果实硬壳经鉴定为胡桃楸，应是先人采集的果实。此外，各房址居住面上、房址、灰坑和围沟废弃后的堆积中都发现不少鹿骨、狍骨和猪骨。该文化可视为“前红山文化”。
③辽宁沈阳新乐遗址下层。辽宁沈阳新乐遗址，1973年首次发现于沈阳市北郊新乐电工厂附近、新开河北岸黄土台地上。遗址内含两种不同文化的叠压地层，上层是青铜时代遗存，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经历次发掘和清理，新乐遗址下层共出土房址30余座和各类文物3000余件。C-14测定年代距今6800年～7200年。新乐遗址下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很多研究者称之为“新乐下层文化”。
石器细分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三种。在数量上细石器占第一位，约为打制石器的10倍、磨制石器的近4倍。打制石器由发达过渡到尾声阶段，形成了以细石器、磨制石器为代表的新乐石器群。打制石器有敲砸器、石铲、网坠和刮削器等。新乐下层主要狩猎工具是磨制石镞和细石器石镞，大型网坠表明渔网颇大，窄石叶常作切割兽肉的刀刃。2号大房子出土5套石磨盘、磨棒以及猪骨、羊骨，从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经济形态以渔猎特别是狩猎为主，当时的农业采取火耕形式，已开始饲养家畜。
（2）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①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兴凯湖区北部湖岗上，这一带草木繁茂，水产丰富，是原始居民理想的居住地。遗址面积2.4万平方米，1972年发掘。地层分上、下两层，分别发现墓葬31座和鱼窖10座，出土石器、骨（角、牙）器、陶器及大量陶片，为同一文化类型。上层5号墓中人骨经C-14测定年代距今5430±90年，树轮校正距今6080±130年。
新开流与早期的新乐比较，两地同样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都出现了农业和家畜。不同的是新乐的生产水平比新开流进步，新开流的细石器工艺水平要高些，如新乐没有横剖三角形石斧。新开流文化是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菱形纹和鱼鳞纹在俄罗斯滨海地区、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捷秋赫遗址下层及孔东、苏丘岛、布松港等遗址中也出现过。新开流文化大体分布范围是：北到黑龙江下游，南到兴凯湖，东到日本海，西到松花江下游。
②富河文化因1962年于富河沟门遗址的首次发掘而命名。富河沟门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乌尔吉木伦河东岸。其文化内涵以成熟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和“字”字纹直筒罐、圈足钵为主要特征。30号房址出土的桦树皮经C-14测定年代距今4735±110年，树轮校正5300±145年，大约距今5000年。
富河沟门遗址的房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兽骨等，表现出更多的畜牧经济特点。有关遗存集中分布于西喇木伦河两岸，向南一直延伸到老哈河流域，被称为“富河文化”，其范围、年代、器物特点等与红山文化有所接近，两者文化性质不同。
3.红山文化
内蒙古赤峰红山是英金河畔高出河面约200米的一座红色花岗岩矮山，190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红山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1935年正式发掘，发现了早晚不同的两种文化，其中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原报告书称为“赤峰第一期文化”，或者彩陶文化，后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分布以辽河上游老哈河流域为密集，向北越过西拉木伦河，南至燕山地区甚至临渤海湾，跨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四省区交界的广大地区。这一文化的特点，石器有细石器。红山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早中晚期，早期距今6000多年，晚期有几个C-14数据：牛梁河遗址距今5580±110年，它的绝对年代应为距今6000年至5000年，其主要遗存为5500年左右。
1979年5月在辽宁西部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的红山文化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和1983年至1985年在离祭坛遗址约50公里的建平、凌源交界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和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曾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轰动。积石冢在30个山巅、高坡地都有发现，发掘了其中7座。“发掘证实，这些冢一般都用高30厘米左右、长40多厘米、宽20多厘米经过打制的大石块砌成。每座冢的占地面积都相当大，一般的有三四百平方米。积石冢的平均垒石高度在1米以上，建造一座积石冢一般需要三四百立方米石块。……积石冢呈圆形，四周一个挨一个地环立着一种筒形彩陶器。该器无底，高约50厘米，直径约30厘米。一座积石冢往往可以竖立上百个筒形彩陶器。它装点了积石冢的外貌，使积石冢呈现为一种四周安放‘花盆’中间凸起的‘花坛’形状。考古专家认为：5000年前，中国人就能建造这样的大型工程，搬运和加工众多的巨石，烧制大型的墓上陶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有数十人列‘棺’而葬。他们因身份不同被分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砌棺材之中，或占据中心位置享以大型石棺，或环绕中心而卧小型石棺，然后用石块将这些群棺覆盖成一个大整体，外围埋设筒形陶器，形成积石大冢。目前发现的最大石砌棺材（位于墓中心），长宽各3.5米，一般的石砌棺材长仅有约1.5米、宽仅有约半米，两者相差两倍。”在这些大石冢中，随葬了数量不多、十分精美的各种玉器，总数达数十件。玉器一般放置在死者的头下、胸前和身边，中心大墓和一般小墓均有出土。种类有作为原始宗教信仰之物的玉猪龙，有挂于胸前的双联、三联玉璧，有勾云形玉佩，有扁圆形玉环，有圆桶形玉箍，有玉鸟、玉鹗、玉龟、玉鱼、玉兽等，其工艺精美，堪与晚一两千年的商周时代玉器相比拟。如四爪欲动的龟，举翼高飞的鸮，吻部前突、獠牙外露的兽，皆寓动于静，造型神似，别具风格。在东山嘴祭坛发现了两件无头孕妇裸体小像，皆为陶质，残体分别高5厘米和5.8厘米，腹部隆起，臀部肥大，左臂弯曲，左手贴于上腹，阴部有三角形记号，是个典型的孕妇形象。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生育神”或“农神”，也有人认为是供祭祀用的。另外还发现两件约为真人l/2大小的无头陶质妇女座像。牛梁河遗址出土的一尊女神头像更为珍贵，头像的大小与真人接近，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形近似。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部轮廓的健美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神的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的，显得双目炯炯、神采奕奕。从其他出土的塑像残块来看，如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圆润的肩膀，以及肉质感极强的修长的手指，牛梁河遗址曾是一个女神成排、高大厚实、气韵生动的艺术宝库。
（二）西北地区
根据考古学方面的报告，早在数十万年之前，中国的西北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了。在甘肃庆阳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之后又陆续发现了巨家塬、楼房子、姜家湾、寺沟口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曾出土不完整人类头盖骨化石的泾川县合志沟遗址，它们分别属于旧石器的中期和晚期阶段。
西北地区西部同样发现有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活动后遗留下的遗物。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中部，祁连山脉南坡，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发现了距今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新疆天山南麓的阿图什和中国—巴基斯坦公路附近的巩拜子（古驿站）旁发现了古人类化石、石器、用火痕迹和烧骨。哈密的七角井、三道岭等遗址出土有大砾石打击成的敲刮器、玛瑙和髓石制成的石叶、锥形石柱等。这些早期遗存可能和中石器时代有关，但大多是细石器文化的标准产物。这说明地理环境属半荒漠、半干旱草原地带的西北地区西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代表渔猎经济的细石器文化，并在这一地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
20世纪80年代初，青海拉乙亥古文化遗址被发现，这是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个遗址出土的带槽石斧、研磨器、研磨棒等石器，均可见到琢修加工的痕迹。拉乙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较厚，有数量较多的灶坑，又发现了用于加工谷物的工具研磨盘、棒等。这说明在西北地区存在以拉乙亥文化为代表的中石器时期，当时人们已有采集农业，并在较为固定的居住区里生活。
在甘肃秦安县清水河与阎家沟的两河交汇处，被称为大地湾的地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大地湾文化时期的灰坑出土的粟，距今已7000多年，是目前国内发现时间最早的标本。大地湾文化时期，有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此时已进入了陶器时代。这说明距今7000余年前，在甘肃秦安大地湾有一个在当时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部落群体，他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不仅在石质生产工具和陶器的制造方面领先，而且在农耕、畜牧、狩猎、纺织、建筑及宗教、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
1947年，在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内，发现了石岭下类型文化。甘肃、青海地区东部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文化），是继庙底沟类型文化在西北地区东部繁荣发展之后而兴起的一种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的原始文化。它主要分布在甘肃的渭河、洮河、西汉水流域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石岭下类型文化的陶器制作十分精致美观，陶器上的彩绘图案用笔由原来重于写实，发展为重于写意。在图案处理方面，如在表现鸟纹的头和颈部时，充分地运用艺术的夸张手法，生动而富有变化。
石岭下类型文化，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繁荣发展后，在其分布地域，又逐渐被两种新崛起的考古学文化所替代，这就是以陇山、渭河与泾河上游一带为中心的“常山下层文化”和主要分布在洮河、湟水、黄河上游一带的“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其陶器承继了石岭下类型非彩绘器物的形状、纹饰和制作工艺。常山下层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多种建筑形式的房址，与石岭下类型文化亦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常山下层文化是甘肃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马家窑文化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距今大约5000年，主要承继了石岭下类型文化彩陶器物的制作、纹饰和彩绘工艺。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彩绘艺术，经历了由写实、写意到图案化发展的过程，内容相当丰富，又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马家窑文化按其早、中、晚相对年代的序列，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
马家窑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阶段，分布在渭河上游到黄河上游地区、宁夏的清水河到四川岷江上游地区。据现有资料，它的足迹最西边已到甘肃酒泉地区一带。这时期的社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临夏林家遗址出土的铜刀，说明已开始使用金属工具。
马家窑文化的农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原始社会部族的组织结构健全，人们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
半山类型是马家窑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距今大约4500年。半山类型时期，彩陶文化极为发达，其画面艳丽夺目，图案繁而不乱。半山类型文化还发现有合葬墓。男性墓中多随葬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女性墓则常出现纺轮。这是男耕女织社会的表现。
马厂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晚期阶段，距今4300年至4000年，其分布地域与半山类型基本相同，承继与发展了半山类型文化的各个方面。陶器的彩绘在初期形象丰富、自然朴实、优美大方。到了马厂类型的晚期，彩陶在陶器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彩绘图案亦日趋简化。此时，西北地区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艺术终于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原始社会时期繁荣的母系氏族阶段在西北的黄土地上，逐步地走向解体，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被充满活力的齐家文化所替代。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在甘肃的永靖大保庄、秦魏家、灵台桥村以及宁夏的固原海家湾、青海的乐都柳湾等地，均发现了齐家文化的重要遗址。
齐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在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发现了多种红铜、青铜工具，还发现有青铜镜，齐家文化的陶器制作实用、简朴。
齐家文化时期陶塑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有人头的塑像，还有动物的塑像，如鸟头和牲畜头像，形体小巧，姿态生动。齐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普遍发现石、陶纺轮、骨针等纺织工具，并在随葬品的陶缸上发现有布纹的痕迹，布似麻织，有粗细两种。齐家文化时期的合葬墓，往往是男子仰身直肢平躺，女子侧卧屈体面向男子。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的一男二女合葬墓，男子平躺在正中，二女分别左右屈附其旁。这些墓葬的葬式反映出齐家文化时代男子占有统治地位，女子已成为从属与被奴役的对象。
齐家文化当为原始公社制群体，社会则将进入阶级社会的时期。
齐家文化之外，还有分布在陇东的寺洼文化、甘肃中部的辛店文化、青海东部的卡约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即史籍中所称的羌、戎文化。
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境内，是一种已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常见的青铜器有戈、镯等。寺洼文化的墓葬，葬式较杂，有仰身直肢、二次葬、火葬、身首分离的上身扰乱葬。在一些大墓中也发现有人殉和车马坑陪葬的现象。此时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畜牧业仍是生活的主要来源。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辛店文化的冶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铜制的武器、工具、装饰品和容器。冶铜炉壁的残块亦有发现，可证实已能自产铜器。葬俗不一，葬式多样，因墓不同而异，也发现有身首分离、缺腿断臂、骨骸凌乱的殉葬墓。这种杂乱的葬俗说明他们缺乏统一的社会意识。辛店文化的经济应是以农业为主，畜牧、狩猎为辅。
卡约文化，分布在青海省东部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已普遍使用铜制的生产工具和铜镜、环、铃等装饰品。但可见石斧、石刀与骨铲、纺轮针等石、骨质的工具。还发现大量的蚌壳、海贝、骨贝和石贝。卡约文化的墓葬葬式亦是多样的，但发现有一种新的葬制，在一小群单人墓上堆一个大坟丘。这种用坟堆作为墓地标志的做法，卡约文化是比较早的。从卡约文化的文化遗物可明显看出比齐家文化有了进步，它与前述的寺洼、辛店文化有相像之处，相互的绝对年代又接近，应处在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四坝文化（火烧沟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从山丹到安西这一带都有遗址发现。四坝文化的冶铜水平较高，在金塔火石滩遗址，曾发现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冶铜灰渣。在玉门火烧沟墓地发现了大量的铜制工具、武器和生活装饰用品。墓葬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单人葬，但也有两人或多人合葬墓、以人殉或以人祭牲的墓。墓葬中贫富不均的现象和等级差别极为明显，有的墓随葬陶器十余件，并伴有铜器、金银、玉器、绿松石、玛瑙珠、海贝等。四坝文化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生产力都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由上述，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时期，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人们不断地繁衍、发展，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时代漫长的历程，西北地区东部农耕区和西部游牧区的文化得到持续的发展进步，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分别产生了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原始社会文化。
（三）西藏地区
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也有广泛发现。根据文化遗存的情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见陶器和磨制石器，只见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或单纯细石器；第二类是细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共存；第三类是不见细石器。第一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西藏西部日土、普兰、吉隆等地，没经系统发掘，多为采集遗物。其年代距今几千年，最早不超过万年。第二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澜沧江流域，以系统发掘的卡若文化为代表。卡若文化以卡若遗址的文化遗存为代表，并以此命名。第三类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地带，系统发掘者亦少，多为采集，有打制和磨制石斧、石锛和石凿等，也发现了一些陶片。
卡若遗址位于昌都以南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海拔3100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已发掘1800平方米。这里发现了道路、烧灶、灰坑、房址和祭祀遗迹。房屋可分为半地穴和地上建筑两种。半地穴房又有圆底、平底和石墙方形、长方形等式，面积10～30平方米不等。地上房屋有方形、长方形，面积20～30平方米，最大的一座近70平方米。灶位于房内中央，墙壁是木骨泥墙。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器有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大型打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85.6%，原料有细砂岩、石英矿岩、石英岩等。除石核、石片外，石器种类很多，有铲、斧、锄、犁、切割器、刻刮器、研磨器、尖状器、砍砸器以及矛、镞等。细石器占石器总数的8%，原料有玛瑙、硅质岩、石英、燧石等，种类有镞、类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磨岩石器占石器总数的6.4%，原料有玉、火山岩、硅质索纹岩、流纹岩等，种类有斧、钵、研磨器、切割器、镞等。遗址中出土陶片2万多片，均为夹砂陶，大部分表面经过打磨。陶色有红黄灰黑4种，以黄灰居多。均手制，火候不高。陶器种类有罐、钵、盆等，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也有绳纹、附加堆纹、压印纹、篦纹、篮纹、抹刷纹，还有彩绘。遗址出土骨器也有一定数量，有生产工具锥、针、斧、抿子、刀和装饰品片饰、笄、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并出土猪、羚、狍等10多种动物骨骼。遗址出现了大量粟类植物的遗迹，与上述生产工具结合考虑，这里的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卡若遗址可分早晚两期，早期距今4750±135年（都经树轮校正），属新石器晚期阶段。
二、古文献中的先秦草原文化
古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北方古代民族，古史中的北方古族（方）国是多元的。《尚书》中记有“蛮夷”“岛夷”“肃慎”“丁令”“大貊”“小貊”等诸族、诸国。
《禹贡》中记录了西戎的昆仑、析支、渠搜等诸国给秦王朝进贡的情况：“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诗经》不仅记载了若干北方的古代部族，而且记述了他们与中原之间的战争。
《诗经·大雅·韩奕》云：“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诗经·鲁颂·閟宫》云：“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诗经·小雅·出车》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诗经·小雅·六月》云：“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中国历史上，最早从原始时代发展为文明时代，从氏族部落状态发展为国家状态的是夏族或称华夏。居于四方的民族被称为“四裔”“四夷”，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在先秦夏商周时期，中国存在着夏（或华夏，或以地区概称中国）、夷、狄、戎、蛮五大民族集团。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了夷、狄、戎、蛮等字样，并以此称不同于夏族的四方民族。周朝时，对五大民族集团的记载就更加明确。《礼记·王制》云：“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里的“中国”指夏族或华夏族，因他们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寄”“象”“狄鞮”和“译”，皆为翻译之意，即语言的交流需要经过翻译。
《左传》中记载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战争与交往更多。
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春秋四裔表》中，把凡见于春秋以来的戎、狄有关的事件全部辑录了出来。据范文澜先生的不完全统计，春秋时，仅公元前711年到公元前637年的86年中，戎伐楚、伐郑、伐齐各一次，伐周两次，齐伐戎三次，鲁伐戎一次，虢伐戎两次，诸侯为戎祸守周城两次。
从大量的古文献中可以看出，殷周时期，与华夏文化之间战争与交往比较频繁的西北古民族以戎和狄为代表，戎和狄不仅与华夏（殷周）邻接，而且呈犬牙交错状态。至于戎狄以西、以北的游牧民族则与华夏中原文化关系疏远一些。关于先秦的北方草原文化，这里就以戎狄为代表来加以叙述。
（一）西戎
戎是兴起于殷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单独的民族共同体，与玁狁、羌、狄是有区别的。
“戎”虽然是汉字，但很可能是这个民族的自称，因其音与汉字“戎”的音同，所以当时人们用了“戎”这个字。殷周之时，戎族活动的地区与玁狁不同，主要在周疆之西。据《竹书纪年》记载，商末周季历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徙之戎等诸戎，周以西和以北的邻近地区，即今陇山和泾、洛上游一带，西周时期是戎族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
另一个大的戎族集团被称为瓜州之戎。后来的姜戎、阴戎、伊洛之戎、陆浑之戎、九州之戎等都是其迁徙后的分支。据《左传》记载，瓜州之戎原居瓜州，于鲁釐公二十二年（前638年）为晋惠公诱迁至伊川。晋杜预《左传注》以瓜州为今敦煌。顾颉刚先生考证，春秋时所谓瓜州之地应在今渭水以南、秦岭一带，即秦国东南，与周王疆域相接。
1980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文章中，认为瓜州“一定离凤翔不远”，即在渭河以北。此外，就当时形势来看，说瓜州在秦岭一带也有不妥之处。瓜州一定在秦国疆域以西或西北。总之，不论瓜州在今敦煌或在秦岭，或在陇山，这一支被称为允姓之戎的戎人，在西周时的活动地区位于西部。
此外，到春秋后期，戎族仍活跃于陇山以西至渭首和泾水流域。秦穆公时，“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其势力曾达陇以西。
从文化类型和社会经济生活来看，戎与玁狁有很大不同。《左传》中姜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中还记载，戎亦为“披发”民族。
齐桓公伐山戎，孔夫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语·宪问》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就其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戎与匈奴专事牧业不同，戎是一个农牧兼营的民族，甚至可以说，农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第一，戎的活动地区，即戎山东西和泾水、洛水流域，都是适宜农业的地区；第二，西周与春秋之初，戎族大量向内地农业地区迁徙，并转入了农业生产，这种转变没有造成很大的不适应，表明戎在未迁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戎的社会性质，由于材料缺乏，这里作不出具体的推断，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它要比中原华夏地区落后。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戎的社会始终保留深厚的宗法氏族、部落的组织和制度，宗法组织支配着整个社会，成为管理社会的主要力量。《史记》载：“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说明当时戎是一个以氏族、部落为社会基础，用宗法关系维持整个社会生活，还处于军事民主制向国家形态过渡阶段的一个民族。
根据上述考虑，戎确实是中国古代一个单独存在过的民族。他们的发祥地在陇山东西和泾、渭、洛水流域，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经营牧业，基本上属于定居民族。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文化习俗更接近氐羌，他们与北方的玁狁，即后来的匈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民族。
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向东迁徙。至春秋时，戎族各部迁徙到了黄河流域的中游，甚至淮河流域。
戎族大迁徙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大约在周穆王时期。《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王（周穆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以东，遂迁戎于太原。”这里的太原指黄土高原的东部，即今晋和陕、豫的部分地区。
戎族第一次大迁徙，虽然是被迫的，但这次迁徙扩大了戎族的活动范围，与华夏族更接近了，对戎族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戎族第二次东迁是在两周相交之际，即随着周平王的东迁而发生的。即周平王末年，已经达于伊洛间（今河南省）。戎族第三次大规模迁徙是在晋惠公时期。晋惠公二十二年（前638年）活动于瓜州一带的允姓之戎，被秦人排挤、兼并，被迫离开住地向东迁徙，晋惠公诱其进入晋国境内，将其一部分安置于晋之“南鄙”，这部分戎也称姜戎；另一部分迁徙到伊川，仍称陆浑之戎；迁于阴地（秦岭东段伏牛山以北黄河一带）的戎称为阴戎。
这三次大迁徙，使戎族在春秋时期形成了四大分布区：在太原地区，即陕西东北、晋西北形成了一个戎族活动中心；在洛、泾、渭之间和整个泾、洛水流域，形成了一个戎族活动中心；在伊路（东洛水）之间，形成了第三个戎族活动中心；陇西是戎的发祥地，留居于此的戎族部落仍十分众多，即所谓西戎八国所在地，这是戎族的第四个分布区。此外，在河北北部还有北戎、山戎，在山东西部有己氏之戎，在淮河流域有徐戎，在湖北有卢戎等，都是大迁徙后散布到这些地方的个别部落。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戎族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这段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周族的兴起与西周的灭亡，都与戎族有直接关系。
周族兴起于甘、陕之间，它的兴起与发展，与戎族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这件大事（指什么事？），正是诸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大表演，是戎族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一个例证。
2.戎族在春秋争霸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之霸主地位能保持百年之久，得力于戎的支持。
秦国兴起于陇西，被人看作戎、狄之国。
从襄公开始，秦统治者大规模攻击西戎，经文公、宁公，连克戎之岐、亳，武公时西取戎之邽、冀等地。至穆公时，秦国势益盛，用由余之计，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战国初，秦又灭义渠，占据今陕、宁、甘大片领土，对秦统一中原地区有重要意义。
总之，春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戎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整个春秋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3.戎族为华夏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西周至春秋时期，戎主要活动于中国西部，对开发西北广大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从陇西高原、陕北高原到山西高原及豫西山地的广大黄土高原，许多地区都有戎族的足迹，他们在这里生息发展，是我国古代的开拓者之一。
戎族对促进华夏族的发展，促进汉族的形成，也起过重大的作用。西北一带的汉族，正是戎族部落与华夏族融合而形成的。因此，戎不仅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西北地区汉族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积极推动力量，也是形成汉族的一个重要因素。
秦国自穆公霸西戎，已与戎建立了密切关系。到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更使这一带的戎接受秦法，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戎人虽未并入秦、晋，但或向北，或向西南，成为后来的匈奴、楼烦、白羊、羌、氐的一部分。到战国时期，除义渠等存在一段时间外，中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强大民族——戎，就不存在了。
（二）北狄
北狄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居住在蒙古草原南部和黄河流域北部，属于阿尔泰语系。
“狄”这一族名，可能就是后世“狄历”或“丁零”的简单音译，是由“Turk”的原音翻译来的。当时丁零酋帅的大姓有翟氏、鲜虞氏、洛氏、仇氏。其中以翟氏为最多，其次为鲜于氏。古代的“翟”与“狄”是互通的，从丁零的酋帅以翟为姓，便可证明“狄”之世系出自丁零或狄历。
狄最初主要分布在山陕高原及河北太行山的东麓，到春秋战国时始分布在华北平原以及河北省的北部和中部。
依《春秋》和“三传”（《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记载，狄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赤狄，一种是白狄，一种是其他狄，称作“众狄”。狄为什么分赤和白，和他们的部落起源有关。公元前几世纪以前，蒙古草原牧民开始信仰“萨满术”，萨满巫师以青、赤、白、黑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赤狄指原来分布在草原南部的牧民，白狄指原来分布在草原西部的牧民。但到春秋时期，赤狄已经离开草原的南部而发展到太行山内，白狄已经离开草原的西部而发展到陕北高原了。赤狄之分布在太行山内距离草原南部为近，白狄之分布在陕北高原距离草原西部为近。
据甲骨文等文献记载，殷商时期，在今山西中部有“鬼方”，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有“土方”，今河套至陕西北部无定河流域有“凵方”。殷商时的鬼方至春秋时为隗姓之狄。赤狄的首领姓隗，赤狄廧咎如的二女称“叔隗、季隗”，分布在山西中东部。“凵方”之“凵”，甲骨文学家对此音义尚无定说。从字形和方位言之，似即后世所谓圁水流域。《史记·匈奴列传》：“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圁水出汉代上郡白土县（横山县）西，东流入黄河，今总称为无定河。洛水即今陕西的洛河。春秋时的白狄居圁水与洛水之间，论其起源，殷商时的“凵方”似乎就是白狄的祖先。
春秋时期，晋国境内外非华夏的部族部落很多，其中占主要位置的是赤狄部落集团。据《春秋》记载，赤狄分三个部落集团：一个是潞氏集团，在今山西潞城区；一个是甲氏集团，在今河北鸡泽县；一个是留吁集团，在今山西屯留区。《左传》中记载有两个部落集团：一个是铎辰，在今山西长治；一个是墙咎如，初在晋国西边，后转徙于今河北魏县、元城一带。此外，杜预注《左传》时又增加了一个部落集团，即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北。以此知，赤狄部落乃集中分布在山西东南的太行山内和河北太行山余脉的西麓。
白狄的主要分布地在今陕西北部的陕北高原，但有一部分居住在山西的西部。
除了赤狄、白狄之外，晋国西北还有北戎。此外，在山西和河北的北部有代戎（在今山西大同一带）和无终（在今河北玉田县），河北西部的太行山麓有鲜虞（今河北正定县）、鼓（今河北晋州）、肥（今河北藁城），山西东部太行山内又有仇由（今山西盂县），等等。所有这些不属于赤狄、白狄范围之内的，依《春秋》经传的说法谓之“众狄”。
春秋以前，居住于晋国以北汾隰之间的北戎，就被晋兵驱逐到太行山内了。公元前715年（鲁隐公九年）至前707年（桓公六年）北戎东出太行，南下侵郑，伐齐，终于被郑、齐、周三国联军所平。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他们同赤狄一道攻击中原各国。及赤狄灭亡，他们逃到山西的北部，入战国时为代国。
公元前663年至前659年（僖公元年）间，赤狄各部落不但组织了以潞子为首的部落联盟，而且出兵占领黎国（黎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黎侯岭），逐黎侯奔卫，并联合起兵东下征伐邢国和卫国。当时齐国的兵力很弱，与邢、卫有婚姻关系，出兵救邢安卫。赤狄乃于公元前654（僖公六年）到前636年（僖公二十四年）南下灭温，侵卫，侵郑，并侵及周室的王畿。最后晋国出兵，阳樊（今河南济源）一战，戎狄大败，从此不敢南下和西侵。
戎狄在西南一路为晋军所挫后，乃于公元前631年（僖公二十九年）东渡黄河侵齐，跟着又侵卫（卫在楚邱，今河南滑县东60里），侵鲁及宋。
北狄部落联盟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最初部落联盟的实力只限于太行山内的赤狄。至赤狄东出南下以后，在公元前651年（僖公九年）灭温，而齐侯与许国之君出兵伐北戎，可知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赤狄与北戎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公元前617年，长狄伐齐伐鲁，鲁军于此役中获长狄侨如，以此知公元前7世纪末，赤狄与长狄亦联合在一起了。赤狄和白狄的联合似更早一些。
白狄与其他狄人部落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已经联合起来。公元前654年（僖公六年）前后，赤狄攻击晋之东南各国；此年及公元前645年（僖公十五年），白狄两次略地于晋国之西北部，公元前631至前618年间，赤狄与晋东南各国的战争达最高潮，陕北高原的白狄亦于前628年南下伐晋，兵入箕（今山西太俗县），史称“箕之役”。晋国大将先轸就是在此阵亡的。
公元前629年（僖公三十一年），列国局势陷于十分危险的时候，北狄部落联盟发生内乱，从此时起，赤狄、白狄联盟逐渐分离。赤狄、白狄从公元前654年结盟起，到前602年分离，前后共50多年。
晋成公利用北狄的分裂，间离了赤狄与众狄的关系，从此众狄与晋国和解，遂使赤狄陷于孤立状态。最后于前590年灭狄。
赤狄被歼后，白狄亦陷于孤立。晋国在前580年败白狄于交刚（今陕西延安），至前546年白狄始附属于晋。
继赤、白狄或灭或降后，公元前6世纪中叶代之而起者，是以无终为首的众狄部落联盟。无终初建于河北省的北部，史称“山戎之国”。山戎被齐桓公所伐，无终遂西徙至山西北部的云中、代郡一带，与北戎合。公元前542年，晋于众狄间的战争爆发了，晋荀吴率兵攻无终及众狄于太原，众狄大败，无终的部落联盟因此溃散。
无终败，晋出兵攻击太行山以东的鲜虞部落联盟。鲜虞的都城在今河北省新乐，占领的地区很广，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部落集团。春秋末年，鲜虞改称中山国，迁都于顾（或谓顾便是鼓，在今河北晋州）。公元前408年，魏文侯遣乐羊伐中山，三年而中山之都城顾始被拔。此后中山迁都于灵寿（今河北灵寿县），至公元前295年被赵所灭。从鲜虞之名初见于春秋起，至赵灭中山止，前后近300年。
大致说来，黄河流域北部的许多北狄部落，正由游牧生活向农牧生活转化，但定居的程度还不很一致。
《左传》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管子》亦云，齐桓公擒狄王，“而骑寇始服”。由此知春秋时北狄不只有马，而且已经会骑马。但他们脱离了游牧生活后，马的产量逐渐减少，因而在打仗的时候，便只有步卒，没有马队了。大致言之，北狄刚由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阶级剥削已经出现，但并没有进入奴隶所有制的社会。《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不居，有不粒食者矣。”
《吕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中山国在风俗方面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社会的残余：周威公问晋太史屠黍曰：“天下之国孰先亡？”曰：“晋先亡。”威公又问曰：“孰次之？”曰：“中山次之。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淫、好悲，其主不知恶。此亡国之道也。”居三年，中山果亡。生民有别就是阶级分明，男女有别也是周代封建社会的特征。而中山生民无别，就意味着阶级分化并不如华夏诸国明显。这正表明中山社会去原始社会未远，所以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的残余。
当然，北狄对于华夏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多的。《列子·汤问》云：“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此言北狄与中夏之服制有区别。《墨子·公孟》云：“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以此知晋国之人以狄服为服者很多。《诗经》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说者谓此为中国有骑马技术之始，然则北狄骑术在殷商时已传入周国。中国北方的牲畜有许多是经过北狄传入的。
那么，最后狄人到哪里去了呢？
顾炎武云：“《史记·匈奴列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顾氏之意以为晋北和燕北古之所谓戎狄至战国以来皆变为胡。
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南下，楼烦与林胡皆被所并，其人遂役属于匈奴，而成为匈奴的组成部分。
太行山内外的赤狄部落联盟被击破后，赤狄的活动有些是历历可数的。《左传·宣公十六年》载，晋灭赤狄之后，“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瓜衍之县在今何处，无法考证。桓子指征伐赤狄的主帅荀林父。狄臣千室给予荀林父，此四五千狄人成了晋国封建主的奴隶和农奴。赤狄联盟覆灭的同年大部分狄人已经融合于华夏。秦、汉、三国时的狄人，除了姓氏以外，已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民族特征了。
第二节 秦汉时期
秦始皇吞并六国，结束了七国称雄的战国时代，统一了长城以南的农业区。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统一长城以外的游牧区，结束了游牧部落、部落联盟并立、纷争的局面。长城内外两个统一政权的先后出现，为以后长城内外的大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汉文帝曾给匈奴单于写信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匈奴单于在写给汉武帝的信中也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一、匈奴的族源、族类、语系、社会性质
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系统地记叙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及其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关系的是《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研究者认真地考证后对此提出了批评，根据考古材料来看，匈奴也有城郭，也有农业生产，匈奴贵族亦有姓氏，如单于姓挛鞮化。而争论最大的则是匈奴的族源是不是“夏后氏之苗裔”，匈奴与山戎、猃狁、荤粥是否同族等。
关于司马迁的“夏后氏之苗裔”，何震亚先生在《匈奴与匈牙利》一文中提出：“匈奴即夏族，亦即于公元前6世纪建立过中山国的鲜虞人。中山灭于赵后，其族退处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宁夏一带，至冒顿单于时，势力大振。”
吕思勉先生在《匈奴文化索隐》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此非无稽之谈也。”
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否定了司马迁“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说法，却充分肯定了匈奴来自猃狁、山戎的观点：“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荤粥。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蒙文通先生认为：“《本记》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
黄文弼先生认为：“鬼方、荤粥、混夷、猃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混为一族，遂令后世羌、胡不分也。”匈奴族源不仅有义渠，还应包括林胡、楼烦。
岑仲勉先生以为匈奴乃西来民族，属于突厥族：“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则《晋书·载记》所说，亦非无因……此余所以认匈奴属于突厥族也。”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学者，根据已发掘的大量匈奴墓葬，认为匈奴起源于北方草原。
杨建新先生说：“据我的看法，匈奴族是以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主，吸收融合了从夏、商以来活动于北方的鬼方、獯粥、猃狁、狄、戎等各种部落，甚至还包括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在战国后期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从他的族源方面，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北方的许多部落，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战国后期才形成的一个民族。”
关于匈奴的族类，即人种问题，学术界也争议较大。
王国维先生认为匈奴人“深目多须”，与西方胡人相同，属突厥人。冯家昇、岑仲勉也主此说。一些外国学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也认为匈奴族属于突厥人一类。
少数人认为匈奴族属于芬人或斯拉夫人。更多的人主张匈奴族属于蒙古人一类，如日本人白鸟库吉，我国学者马长寿亦主此说。今陕西兴平市有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墓旁有“马踏匈奴”石刻，一匈奴甲士仰卧马前，持弓及箭，头面虽多发多须，但目眶不深，鼻梁不高，并无古西域伊兰人种形象之特征。反之，石像之两颧突出，颧骨甚高，目缝细小，正是蒙古利亚种的形象。此虽孤证，然亦可反映汉代人们对匈奴的印象。
匈奴西迁以后，外国史学家称之为“匈人”。关于匈人的体质特征，外国史学家记载得很少。但从已有的几种记载来看，匈人的体质仍然属于蒙古利亚种。公元374年匈人进入东哥特，著名史学家乔丹尼斯（Jorda-nis）这样描写匈人的相貌：匈人的头如块状，皮肤黯黑色，眼睛状如针孔，躯体短小。婴儿初生时以剑割其两颊，以此之故，他们至老而无须。除了婴儿割面颊的风俗不见于汉史记载外，其他如眼睛细小，躯体不高等都是蒙古利亚种的特征。更有意思的是，乔丹尼斯对匈人首领阿提拉的描写：“他是一个身躯不高，胸宽头大的人，两眼小而幽晦，鼻平，肤色微黑。”平鼻正是蒙古利亚种的特征，这与高加索种的深目、高鼻、长躯干、大眼睛、白肤色等特征不相同。
总之，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证据来说，匈奴人应当是蒙古利亚种，而不是高加索种。
据王柏灵先生考证，关于匈人首领阿提拉形象的描写来自著名的东罗马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普利斯库斯曾随其好友东罗马帝国使节马克西明（maximin）出使匈奴，有幸见到了阿提拉。普利斯库斯有关匈奴入侵欧洲的著作，后来成为研究匈奴在欧洲活动的主要材料来源。
他是这样描述阿提拉的：“他身材是矮短的，胸部广阔，头很大，眼睛小，散播出灰色，他的鼻子是平的，脸色是黑的。”
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学者、匈牙利学者、蒙古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先后对可能属于匈奴人的骨骼进行了研究。苏联学者对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塔拉斯河流域的肯特尔匈奴人墓葬、天山和阿莱地区的匈奴人墓葬、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匈奴人墓葬进行了大量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中国学者韩康信先生在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一书中对上述研究的成果给予了介绍和评述。
总的来说，中亚地区发现和收集的可能属于匈奴人的骨骼不多，但就苏联学者发表的天山—阿莱和塔拉斯河流域的匈奴头骨资料，可能指出的几点是：
这些人骨如皆系匈奴者，则它们可能是匈奴的遗存。
从这些骨骼的形态测量学研究，它们都具有某些人种混杂的性质，特别是肯特尔的材料上具有不特别强烈的蒙古人种性质和轻度的欧洲人种成分。而天山匈奴的材料与肯特尔的材料有许多相近的特点，但比后者具有强烈的欧洲人种性质，因而金兹布尔格把它们归入有少量蒙古人种混合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
关于匈奴的蒙古人种成分起源问题，还不是十分清楚，一般设想他们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洲地区，而匈奴中的欧洲人种因素则可能代表了当地居民原来的人类学类型。这种类型可以追溯到鸟孙时期甚至更早的塞人时期。
无论天山还是塔拉斯河流域的匈奴都有普遍改变颅形（近似圆锥形和枕部畸形）的风俗。这是贝加尔湖匈奴头骨不同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蒙古国的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流域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匈牙利、蒙古国的人类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还曾对一批属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了骨骼形态等方面的测验。测验结果为：在诺颜乌拉和呼尼河流域的匈奴墓葬中，其人种可归入古西伯利亚类型；在外贝加尔湖的匈奴墓葬中，其人种存在少量欧洲人种混血，也可能有少量远东人种混血。
中国考古工作者和人类学工作者就匈奴人种的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主要是对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匈奴墓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东汉匈奴墓中出土的人类骨骼进行测量。桃红巴拉匈奴墓出土的人骨只有一具颅盖骨和面部皆残缺的头骨，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东汉匈奴墓由于在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铜印，被认定是具有明确族属证据的匈奴墓葬，具有很高的参照性。据潘其风、韩康信先生的研究，桃红巴拉墓出土的头骨不是很长，顶结节附近的似近颅宽很宽，估计为短颅类型。鼻指数在中鼻型上限，具有很高的面，眶高则低，属低眶型。鼻颧角所示上面部扁平度也大，鼻骨突度低。这样的综合特征比较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类型。青海大通匈奴墓出土的人骨是3具头骨（男1女2）。这3具头骨的共同特征是：具有较大的颅宽，颧宽小于颅宽，颅形扁短，同时有较大的上面高和很大的眶高（全呈眶高型），矢状方向面突度为中颌型。个体间存在一些变异。其综合特征与近代蒙古族接近一些，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更为密切，没有大人种的混血现象。由于青海大通匈奴墓中人骨的族属非常明确，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匈奴人种最初应属于北亚蒙古人种或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十分密切的人种。其北部和西段，有欧洲人种的混合，这和中国史料记载基本相符，也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分布的特征基本吻合。
总而言之，匈奴族的族属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它起初是北亚蒙古人种类型，也是以此种类型为主，但亦有欧洲人种的混合。虽然人体的可塑性很强，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这是生物学上的人种变化，整个说来，这种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文化变化相比，要缓慢得多。因此，匈奴族人种的这种复杂性，如果用体质文化学来加以解释，即自然环境多样与复杂，以及环境对人种的影响而使然，不如理解为匈奴族虽然在战国时期形成，却一直在滚动着，裂变着，聚合着，把不同的人种也融合到“匈奴”这一综合体之中了，更为近于事实。
关于匈奴族的语系问题。
匈奴语言残留者少，情况十分复杂，有认为其语言为蒙古语族者，有认为是突厥语族者，亦有认为是满—通古斯语族者。目前，国外多倾向于蒙古语族，国内研究者多倾向于突厥语族。
杨建新先生认为：“匈奴语言从它与阿尔泰语系中各语族的关系看，从它所处的时代条件看，它是属于一种在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规范化以前的一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阿尔泰原语，即阿尔泰语系三种语族尚未分明时期的语言，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又包含着其他相近语族的成分。匈奴语言的这个特点，正是匈奴由蒙古高原许多不同部落及部落联合体组成这一历史事实在语言上的反映。”
匈奴族虽有语言，但并无文字，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呼韩转单于给汉朝皇帝的信的行文来看，当是使用汉字。
关于匈奴族的国家性质。
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匈奴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
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起，即与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即将结束，中原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相适应，匈奴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铁器的使用更加普及，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匈奴有过发达的青铜器时代，考古学家在匈奴人最初活动的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了众多的青铜制品。其中有刀、剑、斧、镞、马具、饰牌、铜镜、器皿等物，而且从其形制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特点看，很可能是匈奴人自己制作的。
公元前3世纪，匈奴社会生产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铁器普遍地使用在生产上。考古学家在蒙古国诺颜山和中国内蒙古等地区的公元前3世纪的墓葬中，发现有大量铁制马嚼、镞、刀、剑以及铁镰、铁铧等物，还发现了公元前2世纪的铸制铁器的模型、炼铁炉和铁渣。
对铁器的使用，《史记》也有所记载。《史记·匈奴列传》：“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史记集解》引韦昭曰：“铤，形似矛，铁柄。”《史记索隐》引《埤苍》：“镍铤，小矛铁矜。”
2.在社会政治方面，完成了由部落联盟向国家机构的过渡。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到头曼时期（前3世纪后期），匈奴部落联盟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强大起来，其首领自称单于，标志着匈奴国家机构的出现。
冒顿单于时期（前209—前174年），匈奴国家机构和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单于之下，置左右屠耆（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中央大员，在原有部落基础上，全国部落划分为二十四部，分别由二十四个“万骑”统管。每部下又设有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大小部落若干，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属。大小各部均“各有份地”，其长“皆世官”，即世袭。这标志着匈奴进入奴隶社会。
匈奴的奴隶制并不是把奴隶大量集中起来强迫进行劳动的奴隶制，而是属于适合游牧社会生产特点的家庭奴隶制。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应把家庭奴隶制与父权家长奴隶制两个概念加以区别。
二、关于匈奴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关系
汉人结束了夷夏之融合，从此中国民族大融合的重心或中心转向汉人与胡人——北方少数民族之融合的新时期。这种融合实际上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之融合。这一大融合在中国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时期，从汉到清，延续了两千多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汉的四百年；第二阶段是从魏晋到唐代，即从公元220年到公元907年，近700年；第三阶段是从五代十国到元代，即从公元907年到1368年，460多年；第四阶段是从明代到民国建立，即从1368年到1912年，540多年。
（一）汉代与匈奴和亲融合
如果说秦代在与匈奴的战争和融合过程中，最突出的建树是修筑了万里长城，那么汉代在与匈奴的战争和融合过程中最有特色的是实行和亲政策。
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始于汉高祖刘邦。高祖七年，匈奴大举攻汉：
（冒顿）引兵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騂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去，汉亦引兵罢。
在这种情势之下，汉高祖才采纳了刘敬的建议，采取和亲：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遣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汉高祖与匈奴和亲虽然是采取了刘敬的建议，但这种用和亲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的做法实不自汉人始，在中国是早已有之，周代就已有过先例，《史记·秦本纪》载：
（周）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此后，汉朝多次与匈奴和亲，成了汉与匈奴融合史上的重要举措。
汉文帝时，老上单于初立，文帝遣宗室女称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
后二年（汉文帝十九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汉书·匈奴传》云：“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
汉景帝时，三次与匈奴和亲。
汉武帝初年仍与匈奴和亲。
汉元帝竟宁年间待诏掖庭的王嫱嫁呼韩单于，对后世影响最大，成了中国诗歌、小说、戏曲描写的重要内容。
（二）汉与匈奴之鏖战
和亲并未能真正解决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其实匈奴一直是将战争与掠夺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游牧民族，在没有汉化或农业化之前，战争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汉与匈奴之战便不可避免。战争从汉初到汉末从未停止，而在汉武帝年间达到高潮，“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史记·李将军列传》），可见战争的频繁。武帝年间汉与匈奴之间至少发生了三次大战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南侵，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从云中出击；元狩二年春，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统管匈奴南边八部与乌桓一部众的右薁鞬日逐王比（呼韩邪单于、稽侯珊之孙），乘匈奴蒲奴单于新立，暗中与东汉联系，表示愿意归附，并派汉人郭衡向东汉献匈奴地图。事为单于察觉，比只好自立醯（兮）落尸逐革鞮单于，仍以呼韩邪为号，表示其归汉的决心，《后汉书》称其为南单于，以蒲奴单于为北单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比率南边八部四五万人，向南移至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昆都仑召一带），向东汉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东汉为南单于设庭于五原塞（今内蒙古武川、固阳以北）以西80里的地方，并允许南单于各部进入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
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对立的政权。
对南匈奴的归附，东汉统治者十分重视。由于南单于的势力较北单于要弱，所以东汉极力支持。南匈奴在东汉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公元50年到90年，南匈奴人口已由3万多人发展到3.4万户，23万多人，胜兵5万多。
西晋时迁入内地的匈奴部落有19个。
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乘机起而反抗。其中匈奴人刘渊，即匈奴五部都尉之一的北部都尉，后被封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接着被任命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又为匈奴各部推为大单于，最后建立前赵（汉、前赵）。其他如十六国中的夏、北凉等都是匈奴人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相继灭亡后，匈奴也就同化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了。
东汉对北匈奴主要实行隔离和封锁的政策，使他与南匈奴、中国内地及西域诸国断绝联系。为了切断南、北匈奴之间的联系，公元65年东汉置“度辽营”并调原驻黎阳的“虎牙营”屯于五原郡之曼柏，切断了南、北匈奴之间的交通要道，同时也遏阻了北匈奴南侵的道路。
北匈奴既被东汉的隔离和封锁政策所困，跟着其国内奴隶主与奴隶及奴役部落间的矛盾、贵族与人民间的矛盾、贵族与贵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来。
公元76年，乌桓和南匈奴联兵出塞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公元85年，“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城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南匈奴传》）。
“乃远引而去”，实际上是西遁，从漠北龙庭迁徙到鄂尔浑河以西。北匈奴的西遁和北单于奴隶主王朝的颠覆，主要原因乃由于国内奴隶的逃亡、奴役部落的斗争和革命。
优留单于被杀，诸大臣共立单于的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时兄弟争位，众心离散，北庭大乱。南单于上汉和帝书，请出兵。公元89年（永元元年），汉兵合南匈奴3.6万余骑，分三路出塞：窦宪、耿秉出朔方鸡鹿塞（今河套西北，汉窳浑县北。窳浑县在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鸡鹿塞当在黄河西北岸），南单于出满夷谷（在汉美稷县西北，今河套北），邓鸿出稒阳塞（今内蒙古固阳县城北），皆会涿邪山。窦宪分遣阎盘等率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洛山（今杭爱山南脉），大破之。北单于遁走，转入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南脉）中。部众降汉者，前后81部，共20多万人。窦宪出塞3000多里，登燕然山（即今杭爱山），命班固刻石记功而还。公元90年（永元二年），汉与南匈奴出兵，袭击北单于，单于被创逃去。公元91年（永元三年），汉军耿夔等出居延塞（今居延海的西南），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单于携数骑逃入康居，北匈奴灭亡。
中外史学者多关心北匈奴亡国后的下落，议论颇不一致。逃往康居后的北匈奴，据法国得几内（J.de Guignes）、德国夏特（F.Hirth）及中国清末洪钧的推论，以为1世纪末在康居的北匈奴便是4世纪时伏尔加河流域匈人（Huns）的祖先。4世纪前叶及其以前，在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流域和土耳其斯坦西北部的是阿兰那人所建的粟特国。公元350年，匈人与阿兰那人发生战争，至公元374年匈人灭粟特国。从此时起，在巴兰勃领导下，匈人又向顿河以西的东哥特领土进攻，占领其地，匈人遂住牧于俄罗斯的南部。匈人统治俄罗斯南部和顿河、伏尔加河流域各地的结果，使这些地区的原居民如东哥特人、瑞维人、旺达尔人及阿兰那人等在酋长领导下向欧洲的意大利、高卢、西班牙侵略。这是匈人第一次侵入欧洲。匈人第二次侵入欧洲在公元400年至415年。首次占领的是东罗马帝国的巴诺尼亚省，在多瑙河之西部，后来又袭击多瑙河南部。匈人第三次侵入欧洲，是5世纪中叶以阿提拉（Attila）为首的匈人集团向欧洲西部和南部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侵略。当时阿提拉王朝的势力中心在多瑙河中游，相当于19世纪奥匈帝国的领土。除了当地的东哥特人和吉匹特人被他统治外，如德意志境内的日耳曼人、俄罗斯南部的匈人，甚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其他部族也都被他统治。阿提拉首先侵犯东罗马帝国，曾攻下城堡达70座以上。后又以50万大军攻打西罗马帝国。先攻高卢北部，许多城市相继沦陷。后被罗马、西哥特、法兰西的联军所挫，阿提拉始率领大队人马退入匈牙利境内。匈人又转攻意大利北部，许多城市皆被掠劫。因列奥一世教皇求和，允许匈人把战利品带回匈牙利，阿提拉始命令退兵。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诸子分裂，建立了几个独立王国。原来被他们统治的日耳曼人民，以吉匹特人和东哥特人为先导，趁机反抗匈奴的统治。双方战于匈牙利境内的诺德尔河畔，匈人大败，阿提拉的长子被杀。从此，除了分散的若干匈人留居匈牙利外，匈人的主体被迫退至喀尔巴阡山以东的南俄罗斯草原，同已经在这里住牧了70多年的匈人生活在一起。
匈奴是一个勇敢、强悍、善战的古老民族，在有文字记载的700多年间，它在世界历史大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大戏，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历史学家阿·恩·柏恩施坦在《匈奴史概要》一书中，对其做了精辟的评价：“匈奴的侵入，惊醒了灭亡罗马（帝国）的野蛮部落的后备队，这就是匈奴西征的世界历史意义，这就是阿提拉的全世界历史作用。”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与战乱
从公元220年到公元589年的360余年间，史称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战乱、大分裂的时期。
在汹涌澎湃的汉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下，东汉王朝崩溃，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领的三大军事集团壮大起来，建立了魏、蜀、吴三个国家，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279年（晋武帝咸宁五年）冬11月，晋举兵讨伐东吴。20万大军沿长江兵分六路，顺流而下。最高统帅为贾充。六路大军中，以益州刺史王濬统率的一路作战最为勇猛凶悍。他们用大火烧化了千寻铁索，战船直抵建业城下。对于这次大战，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吴王孙皓只得投降，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西晋终于取得了全国性的统一。
公元290年，晋武帝驾崩，惠帝嗣位。但惠帝平庸无能，贾皇后掌握大权，实行专制，然后是八王之乱，政治更加混乱，流民暴动四起。匈奴人刘源、刘聪父子起兵攻晋。与此同时，上党羯人石勒亦起兵攻晋。
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五年）5月，刘聪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虏，囚于平阳。愍帝即位于长安。公元317年（愍帝建兴四年），刘聪派遣曜（刘源的侄子、刘聪的堂兄弟）攻打长安，愍帝投降，西晋灭亡。西晋从280年灭吴到愍帝投降，中间不过37年的时间。
公元317年司马氏在石头城重建政权，偏安江南，史称东晋。而中国北方的地区属于“五胡十六国”。十六国的创始者并非都是胡人，其治下之民虽然胡汉杂居，但就数量而言，仍然以汉人居多。
五胡是指匈奴、羯、慕容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
匈奴：十六国时期匈奴在中原建立的国家和政权主要有前赵、后赵、夏、北凉。
羯族：高鼻深目多须，匈奴的一个分支，散居在上党郡。
鲜卑族：鲜卑族属于东胡，世代居住在辽东、辽西塞外。
氐族：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古代民族，魏晋时氐人散居在抉风、始平、京兆等地。
羌族：一向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古老民族。东汉以来，散居在关中诸郡，与汉族人杂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
十六国是指当时的十六个国家：
1.公元304年，汉人李特、李雄建立成汉，今四川县中部。
2.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汉，据左国城（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公元318年刘曜登基称帝，改元光初，次年改国号为赵。与此同时石勒起兵反叛自称赵王，汉赵丧失东土，赵帝刘曜独存西境。史家为区分，将关中的刘氏赵连同刘渊所建的汉，即将稍前的刘姓政权统称为前赵。
3.公元319年，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
4.公元318年，汉人张寔建立前凉，都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
5.公元337年，鲜卑人慕容皝建立前燕，都邺城，公元342年迁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
6.公元352年，氐人符健建立前秦，都长安。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建立过五个短期的小政权：
7.公元385年，陇西鲜卑乞伏部乞伏国仁建立西秦，都苑川（今甘肃榆中）。
8.公元385年，氐人吕光建立后凉，都姑臧。
9.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部秃发乌孤建立南凉，都廉川堡（今青海省乐都）。
10.公元397年，沮渠部沮渠蒙逊建立北凉，都张掖。
11.公元400年，汉人李嵩建立西凉，都敦煌。
关东鲜卑慕容部贵族先后建过国家：
12.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垂建立后燕，都龙城。
13.公元407年，后燕政权落到汉人冯跋手中，这就是北燕。
14.公元398年，鲜卑慕容德建立南燕。
15.公元384年，羌人姚苌建立后秦，都长安。
16.公元407年，匈奴铁弗部郝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定都统万（今陕西横山境）。
除了上述十六国之外，公元310年，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公元370年，氐人苻坚灭了萧齐氏的前燕，又于公元376年灭了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统一了中国北方，史称前秦。
此时，北方的前秦想攻打东晋而统一天下，而南方的东晋也想北伐统一天下，双方的激战不可避免。公元383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8月，苻坚派苻融率领步骑25万人为前锋。9月，苻坚亲统步卒60万、骑兵27万继发。而凉州之兵抵咸阳，蜀汉之兵沿江顺流而下，冀之兵达于彭城。东西战线达万里之长，水陆兼进，总兵力超过百万。而东晋兵力不过8万。这是一场兵力相差非常悬殊的战争。
11月，两军主力在淝水相遇。秦军驻扎淝水西岸，晋军驻扎淝水东岸，两军隔水对峙。这是一次关键性的决战，最后秦人失败而晋人胜利，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一文中论及淝水之战：“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一二。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辩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至亲之言也，不听；沙门道安，坚平生所信重者也，数为之言，不听：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坚大喜曰：‘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决意不疑，遂大举南伐。兵至寿春，晋以数千人击之，大败而归。比至洛阳，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坚自此兵威沮丧，不复能振，遂至于乱亡。”
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秦土崩瓦解，北方又陷入了分裂，而东晋亦无力北伐。
公元420年，掌握了东晋军政大权的刘裕废了皇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为了和后来的赵氏宋朝相区别，史称刘宋或南朝宋。此时，北方的北魏强大起来。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中国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统一北方后，魏主拓跋焘开始南征，而南方的宋文帝也决意北伐。
公元450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12月，魏军长驱直入，直抵瓜步（今江苏六合）。瓜步与京都建康隔江相望，两军以江为界相对垒。魏军虽然锐力攻打，但宋军防守严密，久攻不下，便于翌年春解围而去。此战虽然以北魏的胜利宣告结束，但北魏仍不能进入建康，而且“士马死伤亦过半”。宋人受到重创，损失更为惨重。此后双方便依然对峙而互不能胜。
瓜步之战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公元550年，高洋推翻东魏政权，建立北齐。公元557年，宇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公元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又统一了中国北方。此后北周的军政大权落入外戚杨坚之手，公元581年，杨坚迫使周静帝禅位，建立了隋朝。
在这一过程中，南朝则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隋军50万渡过长江天险，一举消灭陈朝。历时200余年的南北分裂从此结束，而如果从汉末三国鼎立算起，则中国军阀割据分裂、南北朝对峙前后近400年的战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进入大一统时期。
第四节 隋唐时期
一、突厥人的内迁
突厥的最初活动地在准噶尔盆地之北，约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移到高昌的山北。
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大败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突厥汗国于漠北地带。土门死，子科罗（乙息记可汗）、俟斤（木杆可汗）先后继立。木杆可汗在位时（553—572年），灭柔然，破厌哒，走契丹，并契骨，威震塞外，“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
公元583年（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一分为二，西突厥占有今新疆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
公元599年（隋开皇十九年）前后，突厥自漠北“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今呼和浩特西北）”，接踵降隋者数十万众。
隋炀帝大业初年，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即达头曾孙阿史那达漫）因“抚御无道”，致“其国多叛”，又“大为铁勒所败”。朝廷因处罗生母向氏（汉人）居留京师，遂以向氏之命招降处罗。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处罗辞以他故不至。隋炀帝大怒，从裴矩之策，鼓动处罗叔父阿史那射匮攻之。处罗大败后率数千骑东走高昌，并于公元611年（大业七年）降隋。隋炀帝对内徙处罗部众分三处安置：使处罗弟阙度设统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特勒（即王子）阿史那大奈将余众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命处罗将500骑扈从天子巡幸，并赐号“曷萨那可汗”。
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东突厥始毕可汗卒，其弟俟利弗设继立，是为处罗可汗。次年，处罗卒，更立其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颉利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土。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乘其内外交困和连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生擒颉利，俘突厥人十余万口。“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公开叛唐，拥强兵数十万，不断侵扰唐王朝的西境。唐高宗从公元652年（永徽三年）起，多次派兵征讨，最终于公元657年（显庆二年）彻底平定了叛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
西起里海，逾咸海，溯锡尔河，涉楚河，东至新疆北部地区，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部游牧栖息地带。后来西突厥衰亡。在西突厥衰亡过程中，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内徙。一为公元690年（武周天授元年）10月的阿史那斛瑟罗的率众内迁。斛瑟罗为步真之子，原为在朝供职的右玉钤卫将军。公元686年（垂拱二年），册为可汗。在其还蕃治理五弩失毕期间，屡遭后突厥侵掠，致部众“散亡略尽”。为回避寇扰，斛瑟罗于公元690年（天授元年）10月“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另一次大的内徙发生于公元714年（玄宗开元二年）9月至次年4月。这次内徙是因突骑施汗国可汗娑葛为后突厥可汗默啜擒杀，致十姓及别部某些首领率众内附以求庇护。据《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载，先后有葛逻禄三姓部落、五咄陆胡禄屋阙等部、五弩失毕诸部2万余帐（户），分别诣凉州、北庭内属。唐玄宗为安抚来归者，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等接援，下制“皆以河南处之”。又“寄在凉州界内”有“兴昔部落”，且置有隶于凉州都督府的“兴昔都督府”，当为斛瑟罗前次或此次五咄陆内徙者。此外，居于“金娑山（今新疆尼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西突厥沙陀部，于公元808年（宪宗元和三年）因不堪吐蕃压迫，亦悉众内迁。其部先被置于盐州，后移众于定襄川至神武川一带。
公元682年（高宗永淳元年）至744年（玄宗天宝三年），颉利族人阿史那骨咄禄等尽复东突厥汗国故地，建立了强大的后突厥汗国。公元745年，后突厥破亡。其部众或依附回纥并最终为回纥所同化，或南徙降唐，或西迁中亚。
后突厥附唐者不少于万余帐。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后突厥贵族“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宰相康阿义屈达干以及阿布恩、阿史德等部落5000余帐，驱驼马牛羊20余万，款塞归朝。
《周书·突厥传》云：“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也。”由此可见，突厥主要是一个以游牧业为主的民族。突厥也是中国北方各族中第一个创造了自己文字的民族。突厥文创作于5世纪，近似于古代日耳曼人使用的卢尼文，其字母来源于阿拉米文的草体字母。如今保留下来的突厥文，主要是碑文，最著名的突厥文碑有三块：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暾欲谷碑。这三块文碑记录了毗伽可汗及其两位重要官员的功绩，是研究突厥历史的珍贵文物。
二、铁勒的内迁
铁勒于战国、秦汉时称“丁零”，因民俗喜乘高轮车，所以北魏时亦号“高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铁勒部族种类繁多，活动区域相当广大。西海（今咸海）、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汉一带）、得嶷海（今里海）、拂林（即东罗马帝国）以东，以及北海（今贝加尔湖）均为其活动区域。唐贞观年间铁勒诸部百余万户，曾并为唐的州郡。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及其部落设置了13个羁縻州。随后内属的铁勒其他部落，也都先后设置了羁縻府州。这些羁縻府州较远者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骨利干部置玄阙州（在今贝加尔湖一带），以结骨部置坚昆府（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带），以俱罗部置烛龙州（在今西伯利亚赤塔东）。
铁勒部之一的回纥部属在唐玄宗时期曾建立起强大的回纥汗国并统一了漠北。公元839年（唐文宗开成四年），由于上层内讧和自然灾害，回纥急剧衰亡，其民族分为五支，两支南下，三支西迁。南下两支十余万众，多数降唐，并被配隶诸道。西迁三支，一支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三、吐蕃与唐的融合
吐蕃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西藏、青海西南以及川西一带，曾建立过强大的吐蕃王国。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蕃曾派遣使者，与唐通好。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西嫁吐蕃王赞普。从此大唐与吐蕃结甥舅之好，“和同为一家”。但其间战争亦不断发生。
四、吐谷浑与唐之融合
吐谷浑原为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初年游牧于今辽宁锦西北一带。后西迁至青海、甘南一带，公元4世纪初“兼并羌狄，号为强国”，公元5世纪时已经“地兼鄯善、且末”。隋炀帝因吐谷浑阻遏西域通道，于公元609年（大业五年），一举击破吐谷浑，其部落降隋者10余万人。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派李靖等大破吐谷浑，并以宗女弘化公主嫁其可汗。唐高宗时吐谷浑为吐蕃所灭，其部族内徙者更多，唐高宗置安乐等州，武则天以归德等州予以安置。
五、党项与唐之融合
党项为“三苗之裔”“西羌别种”，隋代时处地“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唐代其东辽阔至松州。自公元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开始，党项诸部相继内属，唐王朝就其部落设置了很多羁縻州。党项内属者人数极多，公元692年（武周天授三年）内附户凡20万，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内徙者10万众。北宋时强大的西夏即其所建。
六、契丹、奚、靺鞨、室韦与唐之融合
契丹属东胡族，初居漠北，唐时东与高丽接，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北至室韦，地方2000里。公元648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契丹君长“举部内属”。
奚族亦属东胡族，唐时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距白狼河（今大凌河），北至霫国（今内蒙古乌兰浩特至巴林左旗一带），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今西拉伦河）以至其国。公元648年，其酋长可度率部内属。
靺鞨，即先秦时的“肃慎”，部族种类繁多，其中一支曾于唐时建立过强大的渤海国。当其盛时，“南与新罗、与唐为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五千里”。公元713年（唐先天二年），曾封其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部为忽汗州。室韦，为契丹别种，唐时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海。室韦诸部曾隶属于唐，唐王朝置室韦都督府以统辖之。室韦乌罗护部落有内徙者，如以讨安史之乱闻名的乌承恩、乌承泚兄弟，即出此族。
七、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民族性的丰富与发展
如上所述，隋唐时期的胡汉大交流大融合是在一个空前广大的区域中进行的，而且胡人内附内迁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这种大融合是在国家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在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国势强盛，这就为这种大融合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胡人进入内地，或分属各地，或侨置单立，大多都已编入户籍，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生产和生活。“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加速了改变其原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进程。将内附内迁的胡人采用侨置州县的方式进行安置是唐人的一种创造，这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汉人相差极大的胡人自然是有益的，但这种做法也留下了不小的隐患。胡人与汉人杂居一处，和汉人通婚，使得这些胡人很快汉化了。
在唐代的胡汉大融合过程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长安、洛阳两大文化中心不仅有大批胡人居住，而且有大量的外国人居住。这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与文化发展史上是有着特殊的贡献与意义的：
唐朝初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公元662年（龙朔二年），洛阳置国子监，学生中也有不少胡人和外国人。日本先后10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也有自费入唐学习的。至公元837年（开成二年），新罗在长安诸学中学习的学生已达216人，为诸国遣唐留学生之最。周边诸族中入学的学生，唐初以吐蕃最多，后以渤海人为多，其他如粟特九姓、南诏，契丹、突厥等民族，都有子弟入国学学习。
如果说从汉代开始，代表中原文化的汉民族文化已经基本定型，那么在唐代，汉民族文化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汉文化吸收了大量异域文化，从而使汉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由于吸纳融入了大量异质文化，从而使汉文化本身的特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自然包括物质生产方面的内涵，但更突出地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比如佛教的传入，不仅直接影响了玄学，而且在唐代儒、释、道三教并举鼎立。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以及文学领域，亦是如此，隋唐燕乐正是吸收了大量异域音乐的产物。
总之，在这种胡汉民族大融合过程中，不仅使胡人汉化，也使得汉文化本身发生了变化。
第五节 宋辽金元时期
一、辽与北宋的对峙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了宋王朝。而早在后梁时，北方的契丹族就建立了辽（契丹），先是与五代对峙，后又与宋对峙。宋王朝经过20年的时间，消灭了汉族割据政权，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的，因为境内当时还有西南的大理，西北的党项以及甘州、高昌、于阗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北宋时党项族建立了夏（西夏），大体形成辽、宋、夏鼎立的局面。
契丹是中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据《魏书·契丹传》记载，契丹是从鲜卑族宇文部中分离出来的。北魏时期纳贡于北魏，隋初臣服于隋与突厥，唐时臣服于唐。唐朝末期，契丹族日益强盛。公元936年，后唐被契丹所败。契丹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认契丹可汗为父，自称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奉送给契丹，岁贡帛30万匹。公元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以镇州（今河北正定）为中京。
契丹之称始见于南北朝。隋唐时，契丹居于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辽国建立后，积极扩大领土，向北征服室韦、乌古等族部，向西征服党项羌、阴卜（又称鞑靼）和突厥遗部，向东征服女真，东南征服渤海，向南得后晋燕云十六州，形成了“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的帝国。金山即今阿尔泰山，胪朐河在今蒙古境，白沟在今河北拒马河一线。辽国自阿保机称帝到被金所灭，存在了两个世纪（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
契丹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辽史》记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女乘马，亦有小车。”“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后受中原汉族影响，特别到了阿保机之时，“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辽国的经济便存在两种状态，一种以契丹等族为主的畜牧业，一种以汉族为主的农业。
有辽一代，契丹等族的畜牧业是很繁盛的，“群牧滋繁，数至有百余万”“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对农业，辽亦注意发展。“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兴宗即位，“遣使阅诸道禾稼”，诏曰：“联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遂均平。”
契丹使用的文字有契丹文、汉文和突厥文。契丹文是中国曾通行的一种古文字，分大字和小字。大字是公元920年辽太祖（神册五年）命人仿汉字制造的。《辽史》记载：“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小字相传为太祖弟耶律敌剌创制，制字年代略晚于大字。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利用汉字笔画形体创制出300多个原字，然后缀合拼写成词。契丹文于辽代与汉文同时使用，汉文更为普遍。如辽代的一些书籍用汉字书者为多，契丹的一些文人和政治思想家的论著也多以汉文书写。契丹人的墓碑，有的同刻契丹和汉两种文字，有的则专用汉字。
宋朝建立之初即与辽对峙，但宋太祖首先歼灭中原割据的群雄，然后再来对付辽。这在战略上无疑是正确的。宋太祖很清楚，只有收复燕云十六州，才算是完成统一大业。
宋朝消灭了北汉后，公元979年，乘胜从太原进攻南京（今北京）。宋军与辽军激战于高梁河畔（今北京西直门外），最终宋军惨败。9月辽军南下，宋辽战于满城（今河北满城以西），宋军设下伏兵，战胜了辽军。第二年（公元980年），辽景宗亲率大军攻宋，两军激战于莫州（今河北任丘），辽军不能取胜。公元982年辽景宗再次攻宋，兵分三路，但均被宋军击败。
公元986年，宋太宗趁辽主圣宗年幼，承天太后专政，内部矛盾加强，派三路大军攻辽。西路军以潘美、杨业为统帅，北出雁门，攻占了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中路军以田重进为帅，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省）、蔚州（今河北蔚县）。东路军以曹彬、崔彦进为帅，出高阳关，攻占了新城（今高碑店东）、固安、涿州。东路军因粮运不继退回雄州，后又进占涿州，因缺粮而再次退出，被辽军大败于岐沟关（今涿州西南）。宋太宗命中路军回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
宋辽东部战场的战事已经结束，但西部战场的战事仍在进行。8月，宋西路军主帅潘美、监军王侁拒绝副帅杨业的合理战略，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要求统帅潘美设伏兵于陈家谷口，伏击追击的辽军。杨业与辽军主帅耶律斜轸激战于朔州南，又为辽军萧挞览部伏兵所袭击。杨业率军退到陈家谷时，潘美、王侁却早已逃跑。最终杨业身负重伤后被俘，不食而死。西部战事亦告结束。
宋军征辽失败，双方暂时休战，宋开始采取守势。
宋对辽采取守势之后，辽对宋却采取了攻势。公元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领兵大举南侵。宋朝大臣多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以避其锋，只有寇准等少数人力主抵抗，且力主宋真宗亲往前线督师，以振士气。此后，抗辽战争的军事部署全归寇准负责，宋真宗也与寇准等人同到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前线。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延昭等人。杨延昭上疏宋真宗，主张乘辽国大兵南下之际，袭取幽、易诸州，然而未被采纳。
辽军刚到澶州境内，大将萧挞览即中宋军伏弩而死，辽军士气大挫。因此，宋真宗抵达澶州之初，双方就开始议和。宋真宗希望辽军能尽快撤兵，遂应允每年向辽输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
二、西夏与宋的对峙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也是北宋的强劲之敌。
羌族是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商代，羌之族称便见于甲骨卜辞。羌称之来源，为牧羊人之意，表明当时是游牧民族。商周时期的“西戎”中，氐羌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到了汉代，羌族有了很大的发展，分布甚广，居于今甘、青、藏以及四川、新疆部分地区，有很多支系，《后汉书·西羌传》记有150多支。党项羌于唐时已迁居陕、甘、宁与内蒙古交界的地区。唐后期，党项羌的势力有所发展。后因助唐平乱有功，唐封其为夏绥节度使，赐姓李氏，封夏国公，后又命为定难军节度使，领夏、绥、银、宥、灵五州之地（今宁夏北部和内蒙古黄河以南地区）。从此，党项李氏世领其地，并逐渐称夏。
宋太宗即位后，令其首领挈家入朝，企图消灭这一割据势力，但没有成功。从此，党项首领李继迁长时期与宋为敌，并结辽国为外援。辽国也愿和党项结成掎角之势以共困北宋，遂以辽贵族女与李继迁结亲，并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公元1002年3月，李继迁率兵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南），以为西平府，遂都于此。灵州是宋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也是北宋购买西北边区马匹必经之地，灵州的失陷，对宋的影响是很大的。
李继迁子德明继位时，宋夏鏖兵已经20年。西夏为了攻取河西州郡，遂改变策略，与北宋修好，要求宋廷承认其在西北诸州郡的统治权，按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资，取消青白盐的禁令，并开设互市榷场。宋廷应允了这些要求，于1006年（景德三年）册封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予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在陕西的保安军（今延安境内）设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碙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宋仁宗即位后，又于宋夏交界处增设了三个榷场。榷场以外，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情况。
德明死，其子元昊立。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当他继位时，河西地区已全部并入西夏，“河之内外凡得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会，曰南威；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沙，曰瓜；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版图北至大漠，东至黄河中游北段，西至玉门等地，南以今陕西佳县至甘肃兰州一线与宋为界。李元昊定都银州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称皇帝，与宋、辽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其经济和军事都已较前雄厚得多，因此，他撕毁了已经维持了近30年的宋夏和约，拟对宋用兵。宋廷也停止了按年给予西夏的银绢和钱币，停止了沿边榷场的互市，双方民间往来也从此中断。
自元昊兵衅以来，北宋调集到边境上的禁军已达20万人，而西北各州郡的乡兵和厢兵总计不下此数。因此，在历次战役中虽都败于西夏，但每一次却都能迫使西夏军队不得不撤退。西夏虽然打了胜仗，却得不到好处。和过去依照和约和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方面所取得的物资相较，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民间贸易的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茶和布都很缺乏，他们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再加上辽国在辽夏边境处修筑城堡，调集军队，有进攻西夏的姿态。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宋夏和议”，西夏元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15万匹绢、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重开沿边榷场，恢复民间商贩的往来。持续了七年之久的宋夏战争，到此宣告结束。
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征灭。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建立的国家，存在了近200年，对中国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和河西走廊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羌族建立的最强大的国家。
党项羌原以畜牧经济为主。《旧唐书·西戎·党项羌传》：“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后随着从青海地区迁居庆州等地，随着与汉族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农业经济便愈来愈显得重要，可以说达到了农牧并重的状态。
党项羌最初“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李元昊继位和称帝之后，西夏才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称西夏文。西夏文是以党项羌的语言为基础，字体仿汉文楷书创制的。但与汉字不同，笔画繁多。每字由一块或数小块组成，一般分上中左右下等块，各块都有含意。西夏文是中国古文字之一，使用了约2个世纪。西夏虽然有了本国文字，同时仍广泛使用汉字。西夏文共有6000多个字，用于官私文书、历法、医学、占卜、诗词、文学、辞书和翻译汉文著作等。今尚存的用西夏文书写的文献、著作和铭刻数量不少，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遗存有西夏文的碑刻和百余处题记。
三、金与宋的对峙
在宋与辽、夏对峙的过程中，秦汉时称为“肃慎”的一支女真族（黑水靺鞨）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于1115年建立了金。
女真之称始见于五代，在此以前为靺鞨黑水部。靺鞨黑水部居地甚广，主要居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至女真之时又向南扩展至长白山一带。在隋唐之时，靺鞨黑水部仍以畜牧、狩猎经济为主，也经营农业。辽道宗时，女真完颜部首领乌古迺被辽封为节度使，并在辽的支持下日渐强盛。1113年（辽天祚帝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为完颜部的首领。1114年，阿骨打起兵反辽，攻占了黄龙府、辽阳府。宋朝也乘机出兵。
1120年（宣和二年），北宋与金国签订联合攻打辽国的盟约。因为双方使节都由海上往返谈判，故名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
1122年（宣和四年），北宋两次攻打燕京，都被辽军所败。年底，金人由居庸关进军，攻占了燕京。金人不愿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后经多次交涉，才又约定：金把燕京和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交割给北宋，北宋则在原定岁币数目外加纳钱百万贯，而且同意金把这一地区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北宋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几座空城。
1125年，金人消灭辽国，并乘胜进攻北宋。
宋徽宗听到金军南下的消息后，急忙传位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
金军分两路南下：西路由粘罕率领，从云中（大同）出发；东路由斡离不率领，由平州（卢龙）取道燕京南下。西路军在太原城下遭受到河东军民的顽强抵抗，长时期被阻滞在那里。东路军在到达燕京后，由于北宋驻守燕京的官吏和军队的投降，遂得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包围开封，并向北宋政府提出要求：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绢帛100万匹，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间）三镇和这三镇所辖的全部州县。
宋人好议论，而议论未定，国已亡矣：
北宋君臣对于是否割让三镇，意见很分歧，然而，宋廷的议论未定，金军又分东西两路于1126年（靖康元年）南下。由于宋廷早已把各路的勤王之师和民兵等遣返原地，在大河两岸也没有布置足够的防御力量，金兵遂在无抵抗的情形下渡过黄河，攻破了开封，把徽钦二帝先后扣押在金兵营中，并尽量把开封各个府库所存以及官户民户的金银币帛加以搜刮。1127年（靖康二年），金人俘虏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以及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去，史称“靖康之难”。
1127年，康王赵构继位于归德，改元建炎，这就是宋高宗。1128年秋，宋高宗逃往杭州，改杭州为临安，这就是南宋。从此开始了南宋与金的对峙。
金朝的疆域相当广大，大致情况如下：
1.北及东北部的边界
金之北部边界至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
2.金朝与高丽之划界
高丽是由朝鲜王建所建立的高丽国，金与高丽西北为邻。
3.金与西夏的划界
《金史·西夏传》记载：“后破宋都获二帝，乃画陕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肃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复分陕西北鄙以易天德、云内，以河为界。”
4.金与南宋疆界的划定
《金史·地理志》记载：“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这就是1141年（皇统元年）10月都元帅宗弼与南宋议和时所签订的“以淮水中流为界，西自邓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为界”的规定。
女真除使用契丹文和汉文外，还参照契丹文和汉文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女真文与契丹文一样，也分大字和小字，流行于金代。金灭后，女真文继续使用直到明中叶。在金代，用女真文翻译了很多汉文经史著作，并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
四、蒙古帝国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蒙古部的祖先是中国境内室韦的一支，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居住于今额尔古纳河流域。8—11世纪，一部分蒙古族人西迁到鄂嫩河、克鲁伦河和土剌河三河流域，发展成两大分支，一支称为尼伦温蒙古，另一支称为迭儿列斤蒙古。
蒙古族住地分散，政治上不统一。按经济文化的特点，可以分为森林狩猎民和草原游牧民。森林狩猎民，人数稀少，以狩猎为主，兼渔业和采集，后来一部分狩猎民向游牧民过渡。在狩猎经济中，生活很难得到保证，也不可能有很多财富积累。而从事游牧业不仅生产比较稳定，可以大量地积累财富，生产技能也不断地提高，劳动效益显著增加，促进了蒙古社会的发展。
蒙古族在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两个过渡：
（一）生产方面从狩猎过渡到游牧
“蒙兀室韦”时期，蒙古人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林、草原上过着狩猎、采集兼营原始的耕种和养畜的经济生活。大约在公元9世纪，蒙古人渡过额尔古纳河逐步迁徙到漠北的鄂嫩河、克鲁伦河、土剌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一带，并逐渐过渡到以畜牧为主的游牧经济生活。
《蒙古秘史》记载：“当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这反映了蒙古祖先曾从事狩猎。狩猎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因此蒙古祖先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带和河川附近。但自然环境变化无常，影响着狩猎的正常进行，蒙古祖先很难获得生活资料，不得不迁徙。
为了谋生，蒙古祖先迁徙到草原上。这里是天然牧场，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蒙古祖先开始进行畜牧业生产。牲畜的自然增殖高，人们很快就拥有众多牲畜，逐渐增加了财富积累。自此蒙古诸部分成了两种经济形态。狩猎民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叶尼塞河上游和额尔齐斯河地区，从事捕鱼和狩猎；游牧民主要分布在东起呼伦贝尔湖西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史籍称这两种人为“林木中的百姓”（即森林狩猎民）和“毡帐的百姓”（即草原游牧民）。狩猎民与游牧民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游牧民有时进行畜牧业，有时进行狩猎业。游牧民以游牧为主，狩猎为副业。从狩猎业过渡到畜牧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狩猎业属于掠夺性的生产，而畜牧业是生产性的经济。畜牧业生产使蒙古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社会组织方面由“古列延”过渡到“阿寅勒”
生产上从狩猎过渡到畜牧的同时，蒙古族的社会组织方式也由“古列延”过渡到“阿寅勒”。牧民随着畜群逐水草而辗转移动，在水草丰盛的地方居住，这一处水草枯竭，就转移到另一处，牧民的住所也是居无定所要“游”。蒙古人的生活为了适应“游”而创造出游牧文化。
蒙古族早期的游牧方式是“古列延”。这是氏族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集体游牧，共同环形驻扎。“许多帐幕在原野上围成一个圈子驻扎下来，他们就被称为一个古列延。”《蒙古秘史》把古列延释为“圈子”。古列延的集体屯驻和迁徙必须依靠的是牛和马。马在游牧经济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放牧离不开马，马又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迁徙时的运输工具。牛车是蒙古人普遍使用的工具。组织迁徙是由首领指挥，统一安排，并进行管理。
游牧畜牧业的特点是比较分散，因此古列延的规模不能太大，规模最大可达“数百个帐幕”。在一定范围的地段上容纳大量牲畜放牧也是不可能的。古列延集体游牧的成员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出于同一血缘。由于牲畜的增加，牧场的不断扩大，各游牧部落之间经常争夺牧场，部落的首领为了加强防御和进攻，极力扩大古列延的规模。集体游牧的组织变成了军事组织。血缘的纽带日益淡薄，古列延的游牧方式逐渐消失，代替而起的是阿寅勒游牧方式。
阿寅勒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小规模的游牧畜牧业经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牲畜数量的增加，富裕的阿寅勒逐渐从古列延集体游牧中分离出来，以阿寅勒为单位进行游牧。阿寅勒的游牧规模比较小，一般包括二三代人，主要有父母、妻子、弟妹、子女等10余人，也有两家一起游牧，有几个帐幕和幌车组成游牧营地。家庭已形成具有实力的经济单位，古列延游牧方式被阿寅勒游牧方式所代替。
蒙古各部分散，彼此联系薄弱，互不隶属，在各部较小的范围内形成汗。汗是游牧贵族中的最高首领，成为政治、经济的集中代表，同时汗位也成为贵族争夺的对象。谁在军事上最有实力，谁就可能取得汗权。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而成为大汗。汗之下为那颜，即游牧贵族，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拥有牲畜，支配牧场，有权向牧民征收税物。
到12世纪，蒙古族形成五个大部：贝尔湖周围草原上的塔塔儿部、色楞格河中下游的蔑儿乞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的克烈部、阿尔泰地区的乃蛮部、鄂嫩河和克鲁伦河地区的蒙古部。最终，蒙古部的首领铁木真统一草原各部落，蒙古族融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1206年（宋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举行忽里勒台大会，被推选为蒙古大汗，称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按照十进制的组织形式，编成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划分了游牧地区。十进制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是军民合一的制度，既有利于迅速组织军事力量，又利于平时对蒙古牧民的控制。
蒙古汗国多次出兵西夏，1227年灭西夏。1239年，蒙古的阔端派将领多达那波率军进攻吐蕃，后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会见阔端，吐蕃归附蒙古。蒙古军多次南下进攻金国，1234年金亡。窝阔台汗时设立了许多制度，制定赋税制度，派人管理牧地的分配，按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改革，立朝仪、建中书省，使用文人。蒙古西征，建立了四大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一位杰出的领袖。蒙古统一以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即向金朝发动了大规模战争。1211年，蒙古军大举攻金。1213年，蒙古军又分三路，破金90余郡。1214年，蒙古军包围金中都，金宣宗遣使求和。
从1218年到1223年，在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下，蒙古贵族发动了第一次西征。蒙古军攻灭了西辽和花剌子模国，在迦勒迦河打败了俄罗斯诸部，把蒙古国的领土扩充到今中亚细亚地区。从1235年到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灭金之后，派遣拔都、贵由、蒙哥等率军西征。这次蒙古军攻占了俄罗斯，兵锋直逼东欧的孛烈兒（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从1253年到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派遣旭烈兀率军西征。1258年，蒙古军战败了黑衣大食，攻陷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城，蒙古的势力发展到西南亚。
金宣宗即位的第二年，即1214年，由于蒙古军的威胁日甚，便南迁开封。次年，燕京为蒙古军攻占。
蒙古军队在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地区之后，便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大举西征，金得以苟延残喘。
1227年，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窝阔台继为大汗，由南北两路对金发动进攻：北路由孟津过黄河攻下洛阳；南路则假道南宋，经邓州以趋开封。1232年，金哀宗放弃开封，逃往归德，后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南宋应蒙古之约，出兵与之夹攻。1234年初，蔡州城破，金亡。
金亡后，南宋政府希图收复黄河以南的地区，遂从淮西调兵入开封并占据了洛阳。宋军刚进洛阳，蒙古兵即前来争夺，宋军溃败，从洛阳撤退。在开封的宋军，也因粮草不继和蒙古兵决黄河之水以灌开封而全部撤退。从此在四川，在襄汉，在新黄，在江淮之间，蒙古对南宋展开了全面的军事攻势。
1236年（宋理宗端平三年），蒙古兵由汉中向四川进攻，占领了剑门关以外的地方后即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利州（今广元）、潼川（今三台）三路中有54个州郡相继陷落。蒙古攻入四川，在大肆掠夺之后，又从四川撤走。
蒙哥为蒙古大汗时，命其弟忽必烈开府漠南，统治漠南汉地民户。在蒙哥汗率兵攻入四川时，忽必烈也渡河南下，围攻鄂州。
从1267年（度宗咸淳三年），蒙古兵即前来围攻襄阳和樊城。采用水陆夹攻的办法，又用西域炮匠建造的大炮攻打两城，樊城、襄阳终被蒙古军攻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
1274年（咸淳十年）秋，蒙古丞相伯颜督率大军水陆并进，向临安进军。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入于长江。沿江的鄂、黄、蕲、江诸州相继陷落。
1276年（德祐二年），蒙古兵攻入临安，俘恭帝及谢、全太后并宗室官吏而去。宰相陈宜中已从杭州逃走，遂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益王罡于福州，后为蒙古兵所逼，逃往海中，死于堈洲（今广东吴川南海中）。文天祥、陆秀夫继立卫王昺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1279年，蒙古遣张弘范率水军追击。文天祥抗击蒙古军于潮阳，战败被俘，张世杰的水军也被蒙古军打败，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南宋亡。
元朝的疆域，名义上应包括“大汗之国”和西北各“宗藩之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统治区。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元世祖诏修全国舆地图志，主持其事的秘书监臣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们）的。”宜将秘监所得“回回图子”（指西域地图）与汉地、东南各省舆图“都总做一个图子”。《元史·地理志·序》谓：“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成吉思汗开始的征服战争，把蒙古汗国的统治地域西面扩展到多瑙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东面到朝鲜半岛，南面到西藏地区和南中国海，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汗直接统治怯绿连河至按台山地域，所征服的中原汉地和中亚、波斯地区，分别设置了统治机构，形成由大汗政府管辖的三个大地方行政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以燕京为治所，统治中原汉地）、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以忽毡为治所，管辖畏兀儿地至河中地区）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以途思为治所，管辖阿姆河以西之地）。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流离失所。高层统治集团奢侈腐化，毫无节制。官吏贪污腐败，自然灾害严重，黄河多次决口，难民遍野。农民揭竿而起，1351年（至正十一年）暴发了红巾军大起义。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古的统治。
当红巾军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奋斗的时候，朱元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1356年（至正十六年），朱元璋占领建康，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势力。
朱元璋打败江南的割据势力后，开始北上伐元。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卞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7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8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第六节 明清时期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早期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及黑龙江一带。
元陈准《北风扬沙录》载：“金国本名朱里真，蕃语舌音讹为‘女真’，或曰‘虑真’。避契丹兴宋宗真名，又曰‘女直’。肃慎氏之遗种，西海之别族也。或曰三韩辰韩之后。姓拿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贱。唐贞观中，靺鞨来中国，始闻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水东长白山，鸭绿水之源，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铁离，东濒海。《三国志》所谓‘邑娄’，元魏所谓‘勿吉’，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统制。契丹阿保机乘唐衰，兴北方，吞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
宋洪皓《松漠纪闻》云：“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渭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则色微黑，契丹目为混同江。……五代时始称女真。后唐明宗时，尝寇登州渤海，击走之。其后避契丹讳，更名女直，俗讹为女质。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后有酋豪受其宣命为首领者，号‘太师’。”
女真乃肃慎之转音。肃慎早已见于商代甲骨文，在今山东费县东20里肃山。后沿渤海湾迁至东北和朝鲜北部，乃是以鹔鹴鸟为图腾的东夷鸟部落，鹔鹴即肃慎转音。
早在11世纪时，女真族的完颜等部已建立金朝，后又从东北迁入黄河流域，另一些部落直到明初仍然留在东北，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部。女真三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野人部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主。海西、建州两部虽然过着渔猎生活，但也从事畜牧与农耕。
女真建州部在明初居于牡丹江上源长白山一带。永乐时，明朝封建州部首领阿哈出为建州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左都督。猛哥帖木儿即清朝皇室的祖先。
《满洲实录》记载：“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候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天生汝，实令汝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解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
清朝皇族乃源于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之后，传说其弟凡察被明兵追杀，逃至旷野。一种鹊栖于凡察头顶，明兵以为无人而退去。加之传说其始祖乃仙女吞神鹊所含朱果而生，故“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祖，故不加害”。清世祭祖，殿前必有高杆，置祭肉等品于杆头方木斗内，以供鸟鹊之食，正其认鹊为祖之遗意，亦系东夷族以鸟为图腾崇拜之遗俗。
此时，黑龙江流域的野人部力量强大，南下压迫建州，阿哈出孙李满住率众西走，猛哥帖木儿被野人部所杀，其弟凡察及其子童仓、董山等也被迫率部西迁。正统以后，建州部众几经迁徙，相继来到赫圆阿拉地方（辽宁新宝）。
建州部定居在赫圆阿拉后，明政府即以董山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令其分领部众，与李满住的建州卫都指挥使合为建州三卫，而皆臣属明朝。
隆庆、万历年间，女真建州部的社会生产力已有显著发展。“这一带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已经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农业已成为主要生产部门。手工业也很发达，“银、铁、革、木，皆有其工”。
努尔哈赤成为建州部首领后设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军事制度，是在氏族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前，建州部出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个领之”，其长名牛录（大箭）额真（头目）。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建州部的势力日益强大，先后合并了女真部的其他各部落。努尔哈赤把各部的壮丁组织起来，以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队），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共八固山，约有六万人。壮丁“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出兵时，八固山各有不同的旗色，即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种旗色，因此八固山又叫八旗。
各旗的首领叫固山额真，即旗主，其下又有梅勒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他们都是各部的氏族贵族，而旗主则是努尔哈赤的最亲近的家族。
八旗的兵士出自各部的平民，他们有自己的耕地和牲畜，一般不脱离生产。努尔哈赤通过八旗的头领向所属的平民征兵役和力役，也向他们索取耕牛和各种杂物。
八旗的奴隶叫作“包衣”，译为汉语是“家的”或“家里的”意思。包衣多是俘虏，其中有女真人，也有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凌辱、鞭笞和买卖，但不加杀害。
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八旗的旗主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但是在八旗的内部，存在着浓厚的军事民主主义作风，遇有军政大事努尔哈赤都要召集八旗共议，出兵掠获来的财物也要由八旗均分，还规定建州部首领的继承人也要由八旗共选。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圆阿拉称汗，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从小生活在明朝名将李成梁的帐下，接受汉族文化，学习打仗的本领，后来回到建州，明朝封他为建州卫左都督，并加封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之后，威信日大，兵势日涨。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借口报“七大恨”之仇，大举侵明，烧毁了抚顺城。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明朝以杨镐为经略，出镇辽东。明军四路出师，反击后金。由于中路军首领杜松轻敌，在萨尔浒遇伏，全军覆没，继而其他两路也被金兵击败，另一路撤出。这就是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这一仗明军阵亡将官310余员，军丁45870余名。
为了应对辽东的败局，明政府起用熊廷弼代杨镐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招抚流亡，修缮守备，形势有了转机。但是明朝统治者内部党争不息，熊廷弼被迫离职，后继者袁应泰防守松弛，除山海关外极小地区外，辽东大小七十二城全部为后金所有。
1626年（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率兵攻辽远城，明朝军民在袁崇焕的指挥下英勇抗战，后金大败。努尔哈赤受重伤，不久死去，其子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时期，女真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与他们进入辽河流域有很大关系，耕地面积扩大了，户口增多了。在原有的八旗以外，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二十四旗。
1629年（崇祯二年），皇太极出兵攻明，直逼北京。明朝以袁崇焕为督师，率军迎战，解除了后金对北京的威胁。由于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把袁崇焕杀了。袁崇焕是一位杰出的将领，袁崇焕之死，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克北京，明朝灭亡。满洲贵族也乘机大举入关。
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北京时投降了清朝。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共同镇压农民军。
1644年（大顺永昌元年）4月23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由于清军的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
4月30日，农民军放弃北京向陕西撤退。5月1日，清军进占北京。同年9月，清顺治帝从沈阳迁来北京，定北京为清朝的首都。
同年5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菘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延续明王朝的宗庙社稷，史称“南明”。
1645年（清顺治二年）初，清统治者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4月，农民军来到湖北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于通山九宫山。
1646年（顺治三年）冬，张献忠迎击清军于川北西充的凤凰山，遇伏而死。
1645年春，由西安回师江南的清军多铎部从虎牢关兵分三路，大举攻打南明弘光政府。而此时南明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朝政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手中。镇守江北四镇的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相互争权夺利，都不以国事为重。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4月，清军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25日，清兵攻破扬州，大肆屠杀居民，死者不可胜数。史可法战败被俘，不屈牺牲。5月24日，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紧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
1645年（顺治二年）6月，明朝官绅张国维等迎鲁王朱以海于绍兴，号称监国。不久，礼部尚书黄道周和郑芝龙等复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于是，南明先后出现了鲁王和唐王两个政府。
1646年（顺治三年）6月，两浙失守，张国维自杀，鲁王逃亡海上。鲁王兵败后，清兵又打败黄道周的义兵，并先后占领福建的很多城市，消灭了唐王政府。这时，守两广的瞿式耜、丁魁楚又在肇庆拥立桂王，成立了桂王政府。
1647年（顺治四年），清兵陷广州，攻肇庆，桂王政府辗转奔逃两广间。
1659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联合浙江张煌言等发动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县。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郑成功在南京被清兵击败。
1661年（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登陆台湾。次年，赶走了窃据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光复了台湾。
1673年—1674年，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先后起兵反清，这就是“三藩之乱”。三藩叛乱不久即为清朝所平息。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大举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战败投降。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并派兵驻防。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6月、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春、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三次亲征，战胜了噶尔丹，中国北部边境得以安定。
1697年，因策妄阿拉布坦助剿其叔噶尔丹有功，清廷承认其为准噶尔汗，统治阿尔泰山以西地方，但策妄阿拉布坦对清廷“貌恭顺，怀不靖志”。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策妄阿拉布坦率兵占据了哈萨克草原南部。随后，策妄阿拉布坦又出兵攻打南疆回城喀什噶尔，用武力控制南疆回部六城。在不长时间内，策妄阿拉布坦的军事力量已经控制了整个天山南北，并将其扩张的矛头指向西藏。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开始入侵西藏。西藏的拉藏汗政权是得到清廷承认的，拉藏汗也是由清廷委任而管理西藏事务的，所以清廷对于西藏事务十分关注。康熙帝为了安定西藏，遣军进击，驱逐了准兵，使西藏地区得到安宁。
对于北方的蒙古族，清廷早在入关前就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康、雍、乾时期，清廷与蒙古族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为了团结北方的蒙古族，清朝于1681年，在喀喇沁、翁牛特、敖汗、克什克腾、巴林等部蒙古王公敬献牧场后，正式设置了清朝最大的围场——木兰围场。通过行围狩猎，进一步加强了清廷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1681年至1795年之间，康熙、乾隆共北巡101次，其中木兰行围89次。木兰秋狝既训练了八旗军队，又结好了北方蒙古各部。
1691年（康熙三十年）5月2日，康熙帝在多伦诺尔行营前临时设置的帐殿里召见了蒙古族各部贵族。首先调解了咯尔咯蒙古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两部的矛盾，使他们“尽释旧怨”。随后，列仪仗，置乐队，由理藩院官员导引喀尔喀蒙古贵族列于右，内蒙古49旗王公列于左，谒见康熙帝，并“演舞奏乐”，康熙帝与内外蒙古王公贵族一起饮宴欢聚。之后，康熙帝再次召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35名贵族，以“赐宴”的形式举行会盟。根据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请求，康熙帝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旗号亦与四十九旗同”，将喀尔喀蒙古分为34旗，并废弃旧的汗号，而一一封以新汗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于旗下设参领、佐领，建立了与49旗相同的制度。5月4日，康熙帝在多伦草原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亲御甲胄，骑战马检阅军队。多伦会盟结束了内外蒙古长期的纷争，加强了清朝对蒙古的统治。
其次，清朝统治者采取联姻的办法，借以进一步联合和控制蒙古族。清代自努尔哈赤开始，就十分重视与蒙古各部联姻，迎蒙古王公之女进宫，结为秦晋之好，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以及孝惠章皇后都是科尔沁蒙古王公之女。清朝统治者还常以宗室之女和公主嫁与蒙古王公子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末年，先后有11位公主下嫁给蒙古各部。互相联姻，形成“世世有甥舅之亲”，密切了清王朝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戚谊关系，通过联姻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系。
为了加强与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之间的联系，清廷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务中心，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的蒙古族以及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四川和西藏的藏族等少数民族的首领先后来承德朝觐。
经过前期几代皇帝约一个世纪的对边疆地区的用兵，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基本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极盛时期的清王朝，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内地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包括台湾）、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8个行省。边疆地区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所辖的东北地区，25部59旗，唐努乌梁海地区、西藏、新疆。在这辽阔的版图之内，生活着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苗、彝、布依、畲、纳西、侗、白、土家、黎、高山、哈尼、景颇、水、东乡、佤、拉祜、傈僳、土、柯尔克孜、仫佬、羌、布朗、瑶、傣、撒拉、仡佬、达斡尔、哈萨克、锡伯、毛难、阿昌、塔吉克、乌孜别克、怒、塔塔尔、鄂温克、保安、京、裕固、崩龙、独龙、鄂伦春、赫哲、朝鲜、基诺等50多个民族。国家空前巩固统一。
草原文化终于跟农业文化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