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作为鲁迅精神进展上达于顶点的第五个阶段，是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鲁迅之赴上海。这时他四十六岁。因为他眼见过革命策源地的实况了，所以他对于革命已取一种讽笑的态度；因为他受的迫害太大，而见的别人的危难也太多了，所以他感到了“救救孩子”的口号终于不免空虚，攻击社会也太冒险，这时他深深地致恨于文字的无用；因为三经香港，知道压迫中国人更深的是帝国主义者了，所以他慢慢有了攻击的新对象：总之，他是在憎恶与愤慨之中，有所厌弃，有所倦怠，却又有所跃跃欲试的新目标了。他是以这样的心情到了上海。

一九二八这一年是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一年，南北统一了，可是外人的欺辱也特别加甚起来，具体的事件便是“五卅”。在文化上，则为左倾的思想十分蓬勃，然而也十分草创的时代。照了鲁迅的叙述，当时的情形是：

我在“革命文学”的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蒋光（恕我现在还不知道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王独清领头的《我们》，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和《战线》；再加上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几天看见K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三闲集》，页一三三

这可以想见那时的文化界的一斑。他那时是一个受攻击的时代，从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是他极少写稿，也几乎写出没处投的时代。当时，有所谓“围剿”：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三闲集》，序言

向来反抗的鲁迅，他这时也没沉默，于是他也反攻起来。他先说：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词怎样不同，都有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

——《三闲集》，页六二

后来直接指出成仿吾、李初梨的论调来，给了一句“横竖缠不清”的结论，接着便说：

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三闲集》，页六七

可见他是在偏颇不驯的神情里，抵挡了当时的幼稚的攻击的。对于当时“革命文学”的货色，他也没有客气：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词令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两句冯乃超的剧本的结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三闲集》，页九〇

当时左翼文坛的幼稚，是不容讳言的，而且，空虚和不健全，也在所难免。所以，大家虽然围剿，和鲁迅的反抗比较起来，依然无疑显出单薄。然而，就当时幼稚的论调中，我以为钱杏邨的攻击，却有时颇中要害。尤其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论鲁迅的文章，名字是《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我以为有不少地方，颇能一针见血，例如他说：

除开他的创作的技巧，以及少数的几篇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没有表现现代的。

这是说到鲁迅作品的内容的。又说：

这种人若不把领袖思想英雄思想从他们的脑中赶掉，总归是没有希望的！再进一步说，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

这是说到鲁迅的思想的。他更说：

现在的时代不是阴险刻毒的文艺表现者所能抓住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纤巧俏皮的作家的笔所能表现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没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能表现的时代！

——载于一九二五年五月的《太阳》

我不信鲁迅不受这些话的影响，在文字上，以《二心集》和以往的杂感集比较，就果然是爽朗开拓的了，阴险刻毒和纤巧俏皮可说确收敛了许多。政治思想，在一向空洞而没有立场的鲁迅，不久也就形成了，这都是属于这一个阶段里的事。

鲁迅是认真而且聪明的，在他未熟悉的东西，他就直然认为不懂，决不强不知以为知。所以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给人的信，还依然说：“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三闲集》，页一三八）在同年编辑的《奔流》的后记里，也说：

世间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Ibsen的论文罢，无奈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这些，所以无从介绍。

——《三闲集》，页一三五

这都是他未转变以前的话。

以后却是觉得攻击他的人大都是空虚了，所以他感到译书的迫切：

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许多话。

——《三闲集》，页一四〇

否则，“解剖刀既未中腠理，子弹所发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二心集》，页二九），在他是不满足的。所以译书的责任，他也就负担起来了。他承认是受了别人攻击的影响，所以他说：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三闲集》，序言

这是多大的转变！他一向信任的进化论，是认为不够了，必得有所补充，这是什么呢，却就是他所谓：

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二心集》，页七三

这种大转变，我认为都是在从他自己所译的书中而得到的正解的结果。

一九三〇年，他签名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他曾去讲演。我们知道，在一九二九年的二月七日，创造社是被封了（见郭沫若《创造十年》），所以此刻的左翼作家，已另换了阵线，而鲁迅乃是其中最为忠实的一员。在中国，自己敢于公开承认是左翼（《南腔北调集》，页四六），而又能坚持其立场的，恐怕很少很少。许多怕落伍，又怕遭殃，就作出一种依违两可的妾妇状了，即此一端，也可见鲁迅的人格。

鲁迅在这一个时期里，虽然有一度想歇歇（《三闲集》，页一一〇），这是一九二八时的事，也想“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吧”（《两地书》，页二五八），这是一九二九时的事，可是到了一九三〇以后，他却不会松懈了，所以然者，他思想上有了归宿。

他这时批评了梁实秋，批评了成仿吾，批评了钱杏邨，对于左翼，他有了指示；对于右翼，他有了剖解，他从前只是为青年辩，现在他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辩了，但他却也并不忘记攻击他们的短处。在理论上，他为忠实的翻译辩，他为阶级性的存在辩。在从前，他有所攻击，是因为“关己”，现在是不触着自身，也来战斗了，从前他的战斗为个人，现在是为受压迫的大部分人了。

文章与内容相衬，他这时的作品也最是在浑浑厚厚之中，而有一种生气，所以我认为这是他最健康，而精神进展达于极点的时期。

他于一九二九，曾经短期到过北平，大部生活却是在上海。这几年来的著译工作是，童话《小约翰》的译文，日本鹤见祐辅作的《思想山水人物》的选译，《野草》，《而已集》，都是一九二八出版的，《壁下译丛》，日本坂垣鹰穗《近代美术思潮论》的译文，日本片上仲《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的译文，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的译文，皆出版于一九二九；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批评》，苏俄的《文艺政策》，这些翻译皆出版于一九三〇。雅各武莱夫作的长篇小说《十月》，为神州国光社收稿，但在一九三二年鲁迅自定的译著书目中却说尚未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