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重返母校任教

1976年“文革”结束后，学校开始复课。1978年中央发出文件，要求艺术院校对“文革”调到演出团体的教师，根据工作需要动员其返回教学岗位。此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分别找我，以提供优越的住房条件和担任系领导职务，动员我返校工作。当时我舍不得放弃广播民乐团在国内外演出的机会和离开相处多年的同事，更舍不得没有任何杂事干扰能有大量时间搞业务的环境，担心返校后当了系领导，要付出大量时间与各位老师沟通，必然会影响我从事二胡的演奏和创作。因此，我对返校婉言谢绝。后来中央音乐学院领导，派专人多次向我说明院领导对我的期望，帮我分析了返校后在事业上更好的发展前途，再加上儿子王憓考取了中央院附小，为了他上学方便，这样才下决心离开难分难舍的广播民乐团，于1983年11月返回母校中央音乐学院。

返校后，院领导让我先担任民乐系副主任，后任系主任。我在领导民乐系的工作中，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乐系与附中民乐学科当时矛盾十分尖锐，不仅互相不配合，而且还经常拆台。我认为大学和附中的民乐专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之间必须协调配合，才能使民乐专业的教学、科研更好地发展。要搞好民乐系，首先要解决不团结的问题，只有把团结搞好，才能使大学和附中的全体教师齐心协力地投入工作，否则不可能把民乐系搞好。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提出将大学和附中的教研室打通，成为统一的教研室，让大学和附中的教师以平等的身份，负责大学、附中、附小的招生和学生考试与专业汇报演出，共同研究和安排教学、科研和协商分配学生等方面的工作。我提倡“双选”，主张学生可以选老师，老师也可以选学生，以此解决公平分配学生的问题。

为了征得院领导对改革教学体制的支持和批准，我向院长们游说打通教研室的好处，解释我提出打通教研室并不是要改变大学和附中教师的编制，而是在编制不动的前提下，让大学、中学的教师在统一的领导下，共同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的建议首先得到了时任副院长于润洋的支持，而后大多数院领导都表示支持，在少数领导人仍有疑虑的情况下，同意让我先做试点。后来院领导看到了民乐系在打通大学、中学教研室之后，老师们的积极性很高，过去的矛盾迎刃而解，出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将其誉为“创立了一条龙的教学体系”。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一直还在坚持大学、中学打通教研室的做法，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系院，为此我深感欣慰。

返校后，我在担任民乐系主任的同时，还兼任拉弦教研室主任。在二胡教学工作方面，我在广播民乐团工作期间只是给学校兼课教几个学生，现在回到学校，教学成为我的主要工作。面临更多学生这一情况，促使我开始考虑“因材施教”的问题。要想教好每个学生，让他们都能有所进步，必须根据他们的不同基础、不同素质、不同性格和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不同的培养发展方向。此时我的二胡教学比“文革”前1960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时，要成熟很多，此外在教材曲目的选择方面，除自己过去已经掌握和使用过的二胡曲目外，我还主动去学习、掌握当时20世纪80年代新创作和改编的二胡曲，将其纳入教学后，使学生能学到更多风格的曲目。

根据我在广播民乐团十一年从事乐队演奏的经验和体会，我非常重视学生合奏能力的培养。为进一步加强合奏课的训练，我支持合奏课教师王甫建选择新的排练曲目，将青年作曲家采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民乐作品，纳入排练和演出，先后举行了许多新作品的音乐会，通过不断的排练演出，使民乐系各个专业的学生，普遍提高了参加乐队合奏的能力，他们毕业后参加乐团招聘时，受到了海内外各专业团体的欢迎。

返校后，我的演出活动不仅没有减少相反更加频繁：1985年10月，率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赴欧洲四国演出；1987年2月，率北京佛教音乐团赴欧洲六国演出“智化寺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同年5月又率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小组，参加德国波恩艺术节演出；1991年2月，率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参加香港艺术节演出。在这些演出活动中，我除担任团长还兼任二胡独奏。此外，我还单独应邀参加了一些国内外的演出，其中有：1985年12月赴日本大阪与关西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服部公一《二胡协奏曲》；1986年3月，应新加坡交响乐团邀请，合作演出《红梅随想曲》；10月参加“中国音乐史学会议”开幕式演出，之后赴巴黎参加“法国秋季艺术节”演出；1987年4月参加“振兴中华之声音乐会”演出；9月参加“中国艺术节”演出；1988年8月应香港中乐团邀请，举行三场“云中鹤”专场音乐会；9月赴英国参加“中国新音乐节”，与BBC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梦四则》；1989年10月应香港管弦乐团邀请，合作演出《梦四则》。由于要参加这些国内外的演出，我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必须抓紧时间练琴来保证演出的水准与质量，从而使我进一步积累了舞台演出实践的经验，在二胡演奏艺术上获得了更大的提高。

返校后，虽然我在教学、行政和演出各方面十分忙碌，但在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影响下，我作为民乐系主任，必须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科研做贡献，才能带动全系投入科研，与全院的学术氛围相适应。1984年10月，我首先在学院举行了两场学术讲座，一场是“二胡发音与音色研究”，另一场是“掌握二胡音准的三个要素”。这两次讲座产生较好的影响，给老师和同学们不少启发，后来民乐系还举行了由多位老师主讲的系列学术讲座，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学术科研。

1985年1月，《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发表了我的论文《阿炳二胡演奏风格初探》；之后1986年第1期还发表了我学术讲座后重新整理的文稿《二胡发音与音色研究》；1987年8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二胡音阶练习》；1990年8月，香港八艺出版社出版了我和赵寒阳合编的《二胡基础教程》。此外，光明日报《谈艺录》发表了《我演奏二泉映月》（1987年10月4日），当时《北京音乐报》还发表了我写的几篇小文章。在出版唱片方面，1986年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出版了《汉宫秋月——王国潼二胡独奏专辑》；1988年台湾福茂唱片公司出版了《王国潼胡琴专辑》；1988年、1989年，台湾观念音乐制作公司先后出版了《王国潼台湾民谣二胡专辑》《王国潼中国民歌二胡专辑》；1989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为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王国潼二胡独奏集》。

为了继承和抢救民间音乐遗产，我组织民乐系吹打教研室的教师们，向智化寺音乐第26代、27代、28代传人，学习管子、笛子、笙、打击乐，以及智化寺音乐的演奏风格与技法，并与北京佛教协会合作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通过与欧洲艺术协会近一年时间的联络，终于促成了赴欧洲的演出。1987年2月在法国演出时，巴黎中文报纸发表法国华侨的赞扬文章“智化寺音乐在欧洲扔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1990年，我担任《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北京卷》副主编，由参加智化寺音乐排练、演出的老师们分头整理了曲谱，作为重要的文献纳入《北京卷》中，交由有关方面出版。

1988年8月，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为了开展华乐考级，前来北京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商议联合考级事宜。经研究决定后，我率先编出了《二胡考级教本》，由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出版，并先后主持编写十种民族乐器的考级教本。从1989年至1991年，我先后三次赴新加坡主持考级工作，为后来中央音乐学院开展民族器乐海内外考级活动，提供了一些经验。

学院职称评定的工作，于1986年开始恢复，当时被评为教授职称的大都是20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教师”，我被评为副教授，其后1988年1月晋升为教授。回想1983年返回母校后的八年，我不仅在二胡艺术方面收获很多，而且还锻炼了从事专业行政领导工作的能力，我感谢院领导的信任和各位老师们的支持，使我能够顺利地进行各项工作。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88年1月17日星期天傍晚，我遭遇了车祸，脑部严重“挫裂伤”，休克四个多小时，当我苏醒以后，首先触摸手指并想了一段旋律演奏时的指法，确信日后还能演奏二胡。此时虽然头部极度疼痛，我却感到庆幸日后还能演奏，于是我以乐观的态度原谅了撞我的司机，很快结案让他尽早恢复工作。治疗过程中，我有幸得到“神医”赵群学和李庆恒两位大夫的诊治，使我从原定需要卧床半年到很快能下地缓慢行动，此时我开始在二胡上轻微活动手指，逐渐投入每天短时间的练习，顽强的事业心和忍耐病痛的毅力，使我在车祸后仅五十六天，就为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了《音诗——云中鹤》和《病中吟》两首篇幅较大的乐曲。良好的心态有助于身体的康复，此后我格外注意养生之道，保持恬淡虚无的心境，因而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这可能是车祸给我带来的后福，由此可见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挫折和坎坷，虽然不是好事，但如能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坏事有可能会变为好事，人生之中充满了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