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楚辞》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因其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诗歌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故名之《楚辞》，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艺术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一）楚文化与楚歌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楚民族的兴起，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楚地大体上以今湖北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包括今天的豫南、豫西南及湘北的一部分地区。

楚国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其鼎盛时期疆域广阔、民族众多。楚自古被称为“蛮夷”之地，原有居民包括土著、越、濮、巴等各族。自春秋中期开始，楚人外抗强敌，内求中兴，在承袭当时北方黄河流域先进文化的同时，广泛吸收消化南方各族土著文化，国力日渐强盛，先后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大国。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

楚国地处长江中游，汉水下游，洞庭湖以北。因居于南方与北方的中枢，今有“九省通衢”之称。千姿百态的山川地貌，形成了境内居民形式多样的劳动生活方式。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造就了当地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艺术特性。多民族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的长期并存与交融，产生了楚地特色鲜明的民间音乐艺术。具有浓烈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正是在这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多民族融合中形成，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1978年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曾侯乙墓发掘出土的编钟、鼎、尊等一百二十四件青铜乐器，结构造型之复杂、纹饰装潢之精美、铸造技术之高超世所罕见。

《楚辞》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楚文化的产物。楚辞的形成，与楚地的民间歌谣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楚地民歌又称为“楚歌”。楚歌渊源甚古，大量史书均有“楚人善讴”的记述，《诗经》里的“二南”中，也有一些带有楚地风物和语言特点的民歌，足见楚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公元前21世纪，夏禹王为了治理黄河水患，长年数过家门而不入，其妻满怀思君之情，在涂山之阳深情长歌：“候人兮猗！”这是史书记载的最早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世所公认的原始楚歌。仅有的一句歌词中“兮猗”两个音韵助词的运用，鲜明地反映了楚歌的方言特点和声乐特色。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音”或“南风”。由于地理及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地有着独特的民间歌谣。刘向《说苑》中记载了《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多首楚歌。其中的《越人歌》为春秋时期越国舟子为楚王所唱，歌中唱道：

这首《越人歌》，歌词旖旎缠绵，音韵优美清新，堪称千古绝唱。这种歌谣到秦汉时期仍十分流行。此外，《孟子》中记载的《孺子歌》也是现存较早的楚歌之一，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到当地儿童所唱的儿歌：

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音乐艺术登峰造极，在开放型多元化的楚文化影响下，楚歌兼容四方各族乐舞民歌之长，逐步形成鲜明统一的风格特色，产生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等极为丰富的楚歌，不仅盛传于南方，也遍传于北方，受到华夏各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从《楚辞》等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楚地民歌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

（二）屈原与《楚辞》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曾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联齐抗秦，受人谮毁而革职，后又遭到放逐。在谗佞当道、国事日非的顷襄王时代，屈原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之一，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赛龙舟等活动以示对他的纪念。20世纪50年代，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其作品主要有：《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

屈原从楚国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富的创作泉源，他“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其作品名称亦多袭用民间歌曲旧题。

《离骚》原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是其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全诗共370多句，2400多字。这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表达了作者的进步主张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遇到挫折后的苦闷。现实的叙述和幻想的驰骋互相交织是《离骚》的突出特色。诗人用血和泪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品德和遭遇，倾诉了他对楚国命运的关怀和坚持理想的决心。他在诗中驾起玉龙，乘上彩车，在月神、风神和太阳神的护卫下，神游天上，追求理想，最后不得不离开他深爱的楚国。《离骚》不但说明了屈原和贵族的腐化恶劣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他是怎样在残酷考验中战胜了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种坚强的具有伟大悲剧意义的高尚人格。可以说《离骚》是屈原用血泪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正是由于它反映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斗争生活，坚贞而炽烈的爱国心情，使得它成为冠绝千古的名篇。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作品。《九歌》本是古代一套祭祀乐歌名称。其中《东皇太一》是叙述祭天神壮观场面的歌，《云中君》是祭女性云神的歌，《湘君》是祭湘水男神的歌，《湘夫人》是祭湘水女神的歌，《大司命》是祭主寿命之男神的歌，《少司命》是祭主寿命之女神的歌，《东君》是祭太阳神的歌，《河伯》是祭男性河神的歌，《山鬼》是祭女性山神的歌，《国殇》是赞颂阵亡烈士的歌，《礼魂》是祭祀仪式结束所唱的歌。在演唱形式上，《九歌》是由巫觋扮神分角色演唱的歌曲，保持着原始歌、乐、舞三者合一的痕迹。屈原的《九歌》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河神、湘水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祀神歌舞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篇诗歌，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其中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关于后羿的传说等。《天问》还透露了关于商之始祖契及自契至汤的许多重要的历史线索，因而具有十分宝贵的研究价值。

（三）《楚辞》的艺术特色

《楚辞》产生于战国中晚期长江流域的楚地，它是由楚国的诗人吸收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华夏上古神话传说，创造出的一种崭新的诗歌体裁。屈原的《楚辞》集楚歌繁荣发展之大成，采用楚歌形式和楚声音韵作诗抒怀，从此，七言体形式的楚歌，以其浓烈的风格特色登上声乐艺术舞台，突破了北方文化四言体的歌曲形式，开创了中国声乐及诗歌创作的新纪元。《楚辞》中神话传说的运用，奇特的想象，奔放的情感，华美的词藻，展现了独特的浪漫色彩，为中国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新路。《楚辞》对后世文学艺术影响深远，是在《诗经》基础上拓展的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成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的源头。《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诗经》之后华夏文学艺术两三个世纪的沉寂，以其独具的浪漫主义气息在诗歌领域上大放异彩。后人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其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成为中国古典艺术创作的两大流派。《楚辞》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1.鲜明的个性 《楚辞》鲜明地呈现出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

据历史记载，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明显超过北方诸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器，代表了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而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更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了楚国宫廷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在楚地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并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就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中原文化中，乐舞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都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无不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

2.丰富的想象力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南楚却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直至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战国时期，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企图靠鬼神相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有“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祭祀中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民间巫术风俗的熏陶，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离骚》《九歌》《天问》等《楚辞》作品无不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浓郁的色彩。在表达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大量的神话，盛行的巫风，丰富的音乐，娱神的歌舞，使楚地民歌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使《楚辞》秉承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巫文化色彩。

3.浓郁的楚歌风格 楚歌是中国古代流行于楚地的一种民歌，一般句式长短不齐，中间、句尾带“兮”字，歌声比较悲凉。《说苑》和《论语》分别记有春秋末的《越人歌》《接舆歌》，《孟子》记载了战国时的《孺子歌》。这些楚地民歌，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具楚辞特征。

战国后期，屈原在楚歌基础上，创作出《楚辞》这一诗歌体裁。《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具有强烈的乡土音乐色彩，体式上基本是杂言的，其中多有五言和七言的句子，多用三字一顿的节奏，其中包含了后来五言诗歌“二、三”句式，以及七言诗歌“二、二、三”句式的重要基因。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些”等字作为虚词叹语，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既能曲尽缠绵宛转之情，又增强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民间歌谣一般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楚辞》摆脱了民间歌谣的形式，以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由于《楚辞》与原有的民间楚歌相比，结构比较宏大，篇幅比较长，所以《楚辞》基本上是“不歌而诵”的。据古籍记载，《楚辞》需要用一种类似于“吟唱”的特别的声调来唱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