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以实践为存在方式，思想伴随实践过程始终，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思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这段话具有普遍意义，揭示了人类行为的一般特性，思想遂和行为一起构成实践不可分割的要素，进而引出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观念、目的不同，行为及其取向和结果自然不同。“一念之差”可以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存乎一心的运用之妙则能帮助人们通达彼岸目的。人们从事任何活动都以达成目的为旨趣，如何拥有正确思想由是成为实践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古今中西无数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探讨正确思想确立保持之道，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和途径是思想政治工作，它以宣传、教育、学习为主要形式，内容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到具体工作、内心情感无所不包，投入的物力、财力、精力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什么是思想？它是精神现象的另一个称谓还是有其独特的性质？它和意识、思维、认识有无区分、有何异同？是人头脑中所想的即是思想，还是说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而不是单纯的思和想才叫思想？理性因素属思想范畴当无疑问，非理性因素在不在思想之列？就思想本身来说何谓正确何谓不正确？人类行为一般特性彰显的头脑现象都可以用思想范畴概括吗？科学是思想的典范，牛顿是伟大的科学家。然而凯恩斯（就是那个著名经济学家）却说：“牛顿并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而是最后一位魔法师、最后一个巴比伦人、最后一个苏美尔人。” 他是依据牛顿留下的手稿和笔记说这番话的，自此，“一个截然不同的牛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多年来身陷魔力的虚幻世界，秘密地寻找着点金石，他研究《圣经》的年表，因为他相信那预言了将要到来的毁灭。他被炼金术、占星术和数字命理学所蛊惑，几近神秘”。《牛顿传》作者格雷甚至表达了令人讶异的看法：“要不是牛顿研究占星术，他那改变世界的伟大发现可能永远不会被创造出来。”^[2]两个牛顿表现的是一个人的分裂，还是思想本身的分裂，抑或说思想原本就是这样的？

一旦面对或追问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还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以至于不得不承认对这个使用频次如此之高的范畴其实我们所知不多，颇有些日用而不知的意味。而当我们寻求解惑时，又发现间接的研究资料汗牛充栋，直接的研究资料凤毛麟角，理论方面缺乏具体、系统的探讨，存在许多空白，实践方面把它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加以使用，并未对前提本身给出反思意义上的奠基，至少尚未形成经过检验的“模型”和“样板”。这种状态会不会在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给“思想”带来麻烦，比如说：我们了解自己的思想吗？我们了解他人的思想吗？我们所做的思想工作是对思想的工作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它的矛盾冲突，它在与他人交流沟通时的困难与障碍，它所表现出来的坚持或抵触、偏好与厌恶，其原因是在思想本身吗？正确的思想真能带来期望的结果吗，如是，善良动机为什么会产生恶果？诸如此类的问题细思下去还会有量的增加，不管怎样，强调思想却对思想本身缺乏认识在学理和实践中总是一个缺陷。

王玉香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担任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的负责人和首席专家，有着较好的研究基础与能力。基于这种背景，在讨论毕业论文选题时我建议她对思想作些研究。在我看来，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根，根深才能叶茂，一篇博士论文的选题既要考虑现在，也要考虑将来，倘若它既能做好现在，又能在其后较长时间里有提升的空间从而带动自己的教学科研，就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王玉香接受了我的建议，勇气可嘉。因为，众所周知，这个选题范围很大、难度很高，凡是接触到这个题目的人都表现出担忧和疑虑，这种担忧和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王玉香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又选择了风险高的路径，即不是从某个角度切入进去对思想中的若干问题深入挖掘，而是从一般角度切入对思想及其基础加以探讨。我知道，她这样做是把论文写作和打好理论基础联系在一起了。

眼前这本书呈现了作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思想在这里被看作以意识形式存在、由内外环境刺激下引发的“符号性反应”；知、情、意及其它们的联系构成思想的内在结构，非理性因素因而包含在思想范畴中。因此，和学界通常认为思想是有深度、有高度的理性认识成果不同，作者将其界定为“现实的、动态的、与实践相伴随的具身性的思想，是人们动态的主观世界与精神生产的过程及其产物”。这是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界定，给出这种界定基于资料的梳理比较、分析考量，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思维、意识，对思想和认识有专门讨论，它们和思想的功能、思想的选择两章一起，成为书中关于思想本身阐释的内容。实践是思想的基础，也是思想研究的基础，它和上述思想界定等一起构成本书两个部分。马克思从对象性关系角度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思想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组成部分将自己的印记烙在对象物身上是题中应有之义。不惟工业，人的活动的一切对象性产物都烙有思想的印记。因此，研究思想有时可以通过研究对象物进行，事实上，当历史翻过自己的一页，后人试图对前人的思想有新的发现时，对象物是唯一的路径，这一点在考古学与原始思维的关联上尤为明显。剩下的事情不需要多说，把思想和对象物联系在一起的是实践，没有这个前提，一切无从谈起。如果要补充什么的话，那就是思想在它与对象的中介环节即实践中表现得最精彩、最荒诞、最矛盾重重，最容易理解又最不可思议。

我很赞成书中一个观点：思想具有面向未来敞开的无限性，是鲜活的、动态的、建构的、生成和消逝的，完成之际就是它的重新开始之时。这既是作者的认识，也是她以探索心态进入思想领域进行论文写作时的深切感受和体验。一般认为，在人少涉足的领域随便播下种子就会有收获。多数时候或许如此，但思想领域有所不同，虽然涉足者少，但了解它并能提出深刻见解的其实大有人在，所以，得到什么评价就见仁见智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作者辛勤劳作，存在缺陷不足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以为，收获得到认可固然可喜，批评的意见更加宝贵，因为它比认可更有助于探索，某种意义上，倘若本书的缺陷和不足引来批评者加入思想领域的探索，那也是一种成功。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说对本书有什么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偏好中规中矩了些，仿佛要在荒漠上开垦出几片精耕细作的良田。思想是理性的，也是狂野的，不仅有逻辑的、分析的、循序的一面，也有浪漫的、混沌的、激进的一面，扬鞭策马纵横驰骋一番，或许会有不同的景观。

鲁鹏

2020年3月7日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2] 沃森：《人类思想史》，姜倩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