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督理马政宪臣与巡抚、总制权力的结合与分离
由于杨一清在弘治十六、十七年,督理马政成效显著,筹备陕西武备得当;其间督理宪臣的军事职能逐渐凸显加重,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兵部遂请以杨一清就任陕西巡抚,兼理马政,十八年正月正式任命。这时,督理与巡抚的职权关系面临重回旧轨的困境。在此之前,朝廷派遣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取回巡茶御史,严防巡抚、三司衙门干涉,其意正在专一事权。然而杨一清巡抚的任命,无疑会使马政重新受制于巡抚。为此,重新规划马政的统辖权力,成为亟待筹划之事。
(一)茶马统辖权力的分割与转移
陕西茶马贸易,是改革苑、监制度外,杨一清整顿陕西马政另一项重要内容。以“金牌制度”为主体的以茶叶易藩马的活动,系唐代的旧典,明初沿袭之。然自英宗北狩之后,一度废止,由此不仅陕西马匹供应失去了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导致民间私茶盛行。杨一清于弘治十七年十月着手恢复金牌旧制,整顿茶马贸易。他经过查勘旧典,梳理清楚陕西地区管理茶马贸易的制度变迁,洪武三十年管理茶马贸易的是由户部差遣的行人;成化七年(1471)八月,主管人员改成监察御史;其后又以监察御史事物繁多,恐管理不周,另由都察院遣派专门的巡茶御史负责统理。早在杨一清到陕赴任之前,朝中有司官员已经就茶马改制展开了讨论。
在弘治十五年十二月的敕令中,明确要求杨一清到陕后“其西宁等处各茶马司,茶易番马……凡牧马易马事宜,利有当兴,弊有当革,敕内该载未尽者,悉听尔便宜区处”[60]。取回巡茶御史,以督理马政宪臣专一茶马事权,是朝廷的最初定议。
次年五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徐藩,南京监察御史夏璲上奏言:
又巡茶御史,止是一年所易之马解发于监,死者不及查其亏耗,所督茶课,积贮于官司者,不及暇究其美恶。请取回巡茶御史,凡茶马之事,皆责任本官,候事有成效,然后仍差御史巡察,三年一代。[61]
文中“本官”即督理马政左副都御史杨一清,是以更加明确地将茶马统辖之权归于杨一清。取回巡茶御史,是设置督理陕西马政左副都御史一职的配套举措,在设置之初,即以考虑到取消督理马政宪臣之后,马政统辖权力的归属问题。这项建议随后得到兵部尚书刘大夏的采纳:
看得徐藩,夏璲等所言……合无将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应首尾,悉皆责成于杨一清,其原拟禁约处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敕内。待彼至曰,或行茶地方遥远,应该另添何等巡禁官员,及茶法利弊,中间有应处应奏事情,俱听本官奏请定夺。[62]
刘大夏这里谈到的两个事情,一个是取回巡茶御史,另一个是另添巡禁官员。杨一清到陕之后即根据以上的规制,着手茶马贸易的革制。
弘治十七年,杨一清驻扎平凉、固原等处提调三边骑操马匹,在不能亲自巡视的行茶地方,原来是提督、都、布、按三司官督令守、巡官行事,但是由于“各官俱有本等职务,委任不专,难以责其成効”。而且他“在平凉已及一年,未尝一见分守官;在陇西数月,未尝一见分巡官”,所以不得不“自弘治十八年为始,听臣于各官内自择有风力才干一员,常川于临洮府住札,不许别项差占,专一往来巡视,提督各府、卫、州、县官严禁私茶,痛革通番积弊。一年满日,仍择委一员,交代回司。计其行过事迹,果能禁革奸弊,使私贩息绝,听臣奏保旌异擢用;如或因循怠玩,指实参究黜罚”。[63]如此在巡茶事务上,就形成了督理宪臣总摄,按察司官分巡的权力格局。
(二)巡茶御史的重置
弘治十八年正月,“达贼”入境,边境军事紧张。初十,杨一清被任命为巡抚陕西地方兼督理马政左副都御史,朝廷希望他整饬陕西地区军事防务,同时继续掌管马政的统辖权力。这种状况下,之前刘大夏等人从巡抚处剥离出来的马政督理的专权,现在随着督理马政宪臣和巡抚的合二为一,似乎又回到了之前轨道。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到弘治十八年,经过杨一清的切实努力,马政统辖权力早已经在职官选任、考察、统制等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军事职能上,更是与巡抚职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交融。
不过,朝廷对杨一清巡抚陕西地方兼督理马政左副都御史的新任命,确实对新出现的权力格局造成了冲击。而杨一清也有这个认识,甫一就任,他就针对马政统辖权力与巡抚职权的合一问题上奏,指出合并的不妥之处:
且陕西马政,近年俱巡抚官奉敕兼理,因是委任不专,未见修举,以致三边战马缺乏。上厪宵旰之忧,简命专管督理。臣虽不肖,仰荷庙谟独断,言听计行,以此得竭股肱之力。臣初期以五年之后,战马完足,不烦公帑之财,自壮边兵之势。此臣矢心体国,以忠于陛下之职分也。今大纲初举,而节目未备,宿弊虽祛,而成效未臻。乃复以巡抚兼督理马政,则仍蹈旧辙,而于前日简命专官之旨,似有不合。该部久任责成之议,亦复托诸空言。况巡抚之职,百责所萃。臣非优于为政,未免顾此失彼,深惧获罪名教,举其平生而尽弃之。比臣所以欲言未敢,而终不能已于言者也。[64]
他一面推脱巡抚之职,希望专司马政、茶马,朝廷自然不允;一面则根据新的任命处理军民事务,兼管马政。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贼号数万,自花马池、清水营两处拆墙入境”[65]。边警加急。正德元年正月,朝廷任命杨一清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务,仍兼督马政,常驻于庆阳。其职衔变成了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务兼理马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66]在此期间,杨一清步步高升,权责益重,由督理马政而巡抚陕西,由巡抚而总制,接续前此秦纮的职位,由差遣官员变为方面重臣。而马政仍然在制度安排上归其统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杨一清所兼理的马政,与秦纮弘治十四年总制陕西、固原军务时的马政则大有不同了。同一项职权,在不同的时段并不可一以视之,由此可见。
直到正德二年四月,杨一清上疏题请:
臣切惟马政、茶法,事体委实相须。先年陕西行太仆寺、苑马寺马政,俱该陕西巡抚兼管,而茶马则巡茶御史主之。巡抚政务繁多,马政一事,实不经意,而茶司所易,良驽莫究;骑操所给,登耗不闻。本末始终,茫不相摄。虚名无实,亦势使然。顷设督理马政之官,兼总数事。茶司之所易,即监、苑之所牧。监、苑之所牧,即官军之所给。非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后督理之官,恐难复设。若令陕西巡抚带管,不无仍蹈旧辙,莫若复巡茶之官而兼理之为便……合无仍设巡茶御史一员,会同部、院,务选年深老练实心干事之人,或三年或二年一换,请敕兼理马政、茶法二事。陕西行太仆寺、苑马寺官员,专听本官提调约束,各衙门不必干预。凡臣已经布置规画,奏有成命,一切事宜,非有大碍,不必立异更张,庶几事有定规,人有定志,可大可久,为益实多。臣虽退伏草野,与世长违,亦有荣矣。[67]
杨一清重提巡茶御史的建制,希望正式将马政一项从总制的权责中分离出来。这个时期的巡茶御史与之前的绝大不同在于,此前专管茶马贸易的巡茶御史,现在被赋予“兼理马政、茶法”两事的权力,甚至连陕西行太仆寺、苑马寺官员也听其节制。杨一清既认为“督理之官,恐难复设”,又考虑到巡抚兼理马政与设立督理之官初衷相悖,所以,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其数年以来布置规划业有定制的成果,通盘交与巡茶御史。正德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朝廷准予“陕西一应马政,都著巡茶御史兼管。务要着实举行,不许视常怠玩”[68]。
嘉靖、万历后,马政统辖权力还经历了其他的变化。比如万历年间,采取以行太仆寺官员兼任司道,带管兵备事务的做法,使他们身兼两任。这时,由于司道、兵备官员本自成系统,因而本来已具独立性的马政系统,最终还是遭到了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