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寒温统一辨证缘起

学以致用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实用的目的。我们探索寒温统一，就是因为中医临床需要，而且这是很紧迫的任务，是临床现实逼迫出来的一个课题。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在多年前曾经探索过寒温统一诊治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诊治纲领。编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

中医面对各种发热性疾病，无论是暴发的大面积疫情，还是散发的以发热为突出症状的病例，都面临着一个抉择：这是伤寒，还是热病？或者这就是瘟疫？应该用哪些理论作为指导？非典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因为，按照中医学院教材的划分，伤寒、温病是不同的学科，一般人认为它们病因、病机、证型、治法、方药等都不一样，属于不同的学科，是不同的疾病。但是，我们回顾历代医家的认识，以及临床中医的实际应用，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教材的划分使临证面临困惑：假如非典属于温病、瘟疫，那么伤寒学家就不能参与诊疗。即使参与诊疗的是伤寒、温病都学习过的中医师，也有困惑：非典这个病，如果属于瘟疫、温病，那么后期患者退烧之后，没见到热入营血的斑疹，也没有肝风内动、邪陷心包，而是汗出、气短、乏力、呼吸困难，一派阳气虚衰的征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使用温阳益气、急救回阳的方药吗？温病后期有这样的用药法则吗？创立卫气营血辨证的叶天士早就明确告诫大家：“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

温病学的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在体系里，就没有为阳气衰竭的虚寒证候预留存在的空间，认为那是伤寒学家需要研究的问题。

如果说，非典属于伤寒，那么它初期必须使用辛温解表药吗？是“非大剂辛温不足以开其闭，非温热之药不足于散其寒”吗？张仲景是这样嘱咐人们的吗？

另外，《伤寒论》是为广义伤寒而作，还是只论述狭义伤寒？如果只论述冬季的狭义伤寒，春夏秋冬这么多温热病它都不能指导治疗的话，它的指导意义何在？其学术地位有那么高吗？如果《伤寒论》论述的是广义伤寒，那么辛温解表的麻黄汤、桂枝汤能治疗温热病吗？

显然，不进行理论廓清，就难于在临床上放手治疗，也不便于提高疗效。

另外，虽然中医治疗非典等传染性疾病效果很好，但是如何向世界的西医们介绍中医的诊治经验？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吗？

面对着这许多的矛盾与困惑，很有必要理清伤寒与温病的关系，建立统一的诊治理论。

我们希望这个新的体系，能够包容历代伤寒与温病的学术经验，并能为未来的学术发展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

比如，现在诊治外感热病常用的鱼腥草注射液、清开灵注射液、参麦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等，它们是中医的成果，还是西医的成果？如果是中医的成果，它们与伤寒、温病是什么关系？如何融入中医传统的诊治体系之内来？

我们提出“寒温统一辨证，分级诊疗”的目标，解决问题的路径是，把外感热病（简称热病）作为统领伤寒、瘟疫、温病的一级名称；伤寒、瘟疫、温病是二级名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卫分病、气分病、营分病、血分病，上焦温病、中焦温病、下焦温病等，作为三级名称；桂枝汤证、麻黄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清营汤证、犀角地黄汤证、安宫牛黄汤证、达原饮证等，作为第四级名称。建立病证结合的分级诊疗体系，把中医历史上已有的病证、方药吸纳进来，并为未来发展、创新的病证方药预留空间，做成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发展的体系”。

我们借用河流、船舶、码头的关系，对病证方药结合的体系进行通俗的表述：“病像河流，证如舟，系列方药似码头。”也就是说，病是一个过程，可以划分不同阶段，大阶段之下还可以细分为更小的阶段；证候不断变化，向表向里、向虚实寒热变化不停，就像河流之中游荡、旋转、疾驰的小船；而方药都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就如同两岸分布的大小不等的码头，有的容易靠岸，有的充满风险。张仲景沿岸设置了113个码头，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人，也设立了一些码头，我们现代人还可以加设一些新的码头。

这样一来，就能让在河流里游荡的船只，就近靠岸，既不至于长期漂泊不定，也不要触礁沉没，这是医学、医生的责任所在。

为了这个梦想顺利变成现实，为了求得广大中医同道认同，我们必须由源及流，理清历史的脉络，述说这样做的充分根据，以及可以实现这一构想的可能性与必要性。